沈辛成｜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明显，科技领域竞争意识强烈。学界有研究指出，此类做法是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思潮在20世纪短暂勃兴之后的再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竞争见证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与20世纪相比，当下美国的保护主义举措以文化对抗为前哨，2020年提出“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阻挠中欧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即为一例。事实上，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与各种控制性技术和文化的变迁紧密相关，美式人工智能的道德优越论无法自圆其说。中国应审慎对待国内外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它既不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也违背全球技术发展大势。

目前，各类研究聚焦美国具体施政举措的居多，虽提及种族优越感和民粹化趋向，但是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谬误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阐释尚不充分。本研究旨在从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源流出发，揭示其所包含的双重标准：对于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掩盖了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相互构建的动态过程，回避了西方技术中价值负载的一面；对于非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包含了歧视性前提，强化技术与文化的对立，容易形成内遇保守、外遭孤立的不利舆论，从而抑制制度性开放。

技术民族主义的源流

技术民族主义一词最早用于形容美国1980年代的政策转折。1987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部长的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彼时美日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收紧了诸多合作项目，调整科技共享方式，确保自己在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被超越，莱克将这一现象称为技术民族主义对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的挑战。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早期形态在政策层面具体包括：第一，限制从日本进口某些产品，如不允许日本中外制药株式会社（Chugai Pharmaceutical）对美出口基因合成激素，以避免其对美国安进公司（Amgen）等本土生物科技企业造成冲击；第二，阻挠日本企业兼并美国企业，尤其是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如1986年美国政府阻止富士通购买半导体业界传奇仙童公司，以防日产芯片在美国军用芯片中占比进一步提高；第三，限制外国人参加美国科技会议；第四，阻止日资流入美国大学，如1987年美国政府阻止日本国资的研发公司对洛克菲勒大学的基础科研项目进行资助；第五，阻止美国国资科研项目使用日产装备等。

技术民族主义的目标在于纠正美方眼中不对等的科技情报流动，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新框架、新机制。在基础科研领域，大量日本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他们能够快速获得前沿知识，但是美国却没有对等的信息窗口，因为日本研发的“主战场”是私营部门，高达80%的研发是由企业完成的。美国遂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通商产业部主导的公私合营项目为切口，要求日本方面分享更多行业科技知识。在军工领域，1988年美日曾协定共同开发战斗机支持实验系统FSX。该系统以美国战斗机为蓝本，美国军方交由日方设计飞行和武器系统，并允许成果服务于日方，最终由两国共享新技术。该决策有日方过度受惠之嫌，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几经修正，确保日方必须分阶段共享，并最终完全共享相关科技进展之后，才勉强得以通过。

此后学界涌现了一批用技术民族主义探索非西方国家科技发展的研究，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非西方国家是如何依托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形成有别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建制形态和科技成果的，这些成果又是如何影响民族文化的，这些问题成为技术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例如，两伊战争时期，伊朗在干细胞研究和疗法方面的科技成果被伊朗视为最大的“民族光荣”，伊朗人找到了保持宗教传统与拥抱科技发展的平衡点，自我期许与国际形象都得到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强调富国强军转为侧重消费型科技，日本人随之将民族自豪感置于日常空间之内，购买和使用日本产的家用电器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世俗表达。21世纪初，韩国、中国和印度在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后，也逐渐借力本土人才和海外侨胞中的科研力量，试图摆脱对西方科技的过度依赖，谋求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

21世纪以来，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持续拓展。它不再单指民族主义驱动的增长模式，而是指向国家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广泛干预；不再限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而是包含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需要依赖新技术赋能的综合考量；不再指具体政策举措，而是转向抽象的大国竞争。技术民族主义的泛用促使一些学者细化了这一概念，如意大利学者蒙特雷索（Sandro Montresor）辨析了诸多相关概念，着重区分了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下的技术国家主义（techno-statism）和技术民族性（techno-nationality），认为后者强调文化和民族的社群性对技术的影响，前者则指国家作为制度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主体的行为。韩礼士基金会2020年8月撰写的报告中，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将技术创新、科技企业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直接关联的重商主义行为。但这些新提法的生命力都不如包含了民族主义内涵的最初版本。

技术民族主义的局限

技术民族主义的“一词两用”暴露了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用这一概念描述非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谋求独立的举措是妥帖的，因为科技自强与20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不同用途使技术民族主义具有了两种相反的意涵：莱克所说的技术民族主义批评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干扰经济与科技的全球交流，带有消极意味；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则凸显了它们独立于西方的意志与能力，带有积极意味。技术民族主义对技术和民族文化强调的不一致，显示出其背后的双重标准，这一隐含的歧视性前提看似鼓舞非西方国家的科技事业，实则对这些国家不利。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技术成就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止一次被冠以“技术民族主义”之名。21世纪初，中国在电子通信领域快速成长，2004年推出属于自己的无线通信协议标准WAPI，意在维护信息主权，区别于通行的WiFi标准。用是否利用政策“加强国内企业对国外对手的竞争力”来衡量，这种做法确实符合一些学者对技术民族主义的定义，但这也同时暗指非西方国家提出秩序标准制定是反常之举，实属不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兼顾市场开放与政府调控，形成了一套务实作法，成功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快速实现技术本土化。在2004年，中国安装的风力发电机四分之三来自国外；到2010年，该领域国产公司市场份额已达到85%。然而，一些学者仅从政府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片面夸大自上而下的决定作用，忽视企业和市场的活力，以“技术民族主义”草率定论显然是欠妥的。近年，中国5G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标准的推动也引发了学界关注，论调与当年近似。总体上，非西方国家一旦表现出制定规则的意愿，便会被指施行“技术民族主义”，而在标准制定方面拥有压倒性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却总能免于这样的舆论之争，这反映出了技术民族主义前提中的双重标准问题。

技术民族主义之所以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关键在于对待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技术与文化的不同方式。技术和文化孰先孰后本应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但技术民族主义却以双重标准差别对待：技术先发国家无需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发达状态，因此技术是先于文化的；技术后进国必须通过民族主义才能趋近同等状态，因此文化是先于技术的。譬如，美国靠技术民族主义遏制日本是政策性的，无涉文化；日本战后靠技术民族主义自强却是民族性、文化性的，技术不过是手段。技术发达和民族主义孰为主孰为辅，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显著不同，其立论之本在于：选取技术和文化相对分离且关系相对明晰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偏概全，强化刻板印象，对技术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复杂关系则避而不谈。

技术民族主义局限性的根源在于认为民族国家是生成、应用、传播技术的唯一主体。经济史学家埃杰顿（David Edgerton）指出，这一概念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行为，因为国家有充足的研发预算，国家能更便捷地推广和使用科技。当今世界普遍以民族国家为形态的政治现实又加剧了民族文化属性与科技的强行关联，使技术得失变化为文化议题。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将技术发展归功于文化特性。例如，20世纪前叶飞行技术方兴未艾，欧洲各国都试图从本民族的文化审美或身心特点中寻找适合发展该技术的文化基础。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雄壮，英国人的务实，皆能为各自所用。二是将技术瓶颈归咎于文化缺陷。用民族或国民属性解释本国为何无法达到他国的科技成就，二战时期的德意和1980年代的日本就被某些人认为是因为某种民族禀赋才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三是以技术成就作为节点的历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巩固了技术与民族国家紧密挂钩的认知，却往往忽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在同一技术领域通常也有优异表现。这种叙事排他性极强，这是以回避不利证据为代价的。

事实上，技术连接世界的方式未必总是以国别论，真实的行动者网络远比国界复杂。贝隆治下的阿根廷便是一例。“箭头号”国产喷气式战斗机于1947年完成首飞，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飞机名字“Pulqui”来自本地土著语言，但首席工程师却是一名法国工程师。1949年以后，我国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技术策略。其一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型工厂，生产模式和成品机型在技术、设计、管理等各方面受苏联影响；其二是供求和运营都基于当地的小型工厂，化肥、农机、水泥等皆由这类单位生产。截至1971年，60%的化肥生产、50%的水泥生产、16%的水力发电皆由这类单位承担。可见，一国工业成就中最具民族自豪感的内容离不开外来技术的帮助，而真正基于本土的贡献却往往不见于历史。

相比将技术与文化分割两立，研究观察两者关联过程中的物化体现似乎更具说服力。西门弗雷泽大学的利普西（Richard G. Lipsey）在对技术与全球化的论述中，紧紧围绕与交通成本有关的几项技术展开，从全球物流基础设施的角度论述经济全球化的成因与前景，远比20世纪技术全球主义者对“地球村”的懵懂畅想要令人信服。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莫斯克（Carl Mosk）也关注基础设施，他指出民族主义的兴起离不开对三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人力资本的强化，包括教育、公共卫生等；实体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网、水力发电工程、公路铁路、港口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中央银行、股权市场等。这些基础设施能极大促进各生产要素发展，快速提高整体生产力，覆盖民族国家的运营成本。莫斯克进而指出，工业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联，而是取决于三类基础设施的搭建状况：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日本，这两者是携手并进的，是串联关系；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则是民族主义在先，全面工业化在后；也有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工业化并不算失败，但是作为民族国家却遭遇瓦解。这证明技术发达与民族主义之间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更不是简化的先后关系。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到，截至20世纪末，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这种区分与区别不但令文化间的歧视成为可能，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一切由一国一族所定义的文化当中，都包含了对主权、教化、主导等意识的激发。所以尽管文化不免包含外来成分与各种不同面向，但它却常呈现单向的、单一的、自发的样貌。文化并非铁板一块，针对技术的研究本应是对于文化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有益补充，因为它展示了更多利益主体以多元行业逻辑行动的复杂过程，然而技术民族主义却只关注国家，将技术成果与其社会历史背景分离对立。当年WAPI一例中，中国的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受国内外电信电脑行业和境内外投资人等多种利益掣肘，政府权威纵使强大，本土创新初期也无法以主动隔断世界通行技术标准为代价。可见，技术民族主义注定无法反映技术在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发展传播的真实情况。

技术民族主义的当代形态

（一）技术民族主义的新特征：以文化对抗为前哨

今日再现于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与过去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其对当前世界经济科技格局诸多错误的判断是关键，包括：以零和思维看待当代科技博弈，拒绝承认各国技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全球化现实；仍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落后者，而非贡献者，尽管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连年位居世界第一，新兴市场中形成的运营模式和创新发明等被跨国公司反向应用于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认定中国等国家是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忽略这些国家私营部门对经济体量、活力和就业率的贡献；认为在跨国公司贸易中目标国比本国受益更多；容易低估保护主义措施对双边贸易关系和各自企业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对全球技术供应链和目标国市场高度依赖的国际企业。

本研究认为，当代技术民族主义之新，在于西方国家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使用方法。以人工智能为例，2020年1月7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我们不必在自由和科技之间二选一》一文，称美国会确保新兴科技体现美国自由和人权价值观。“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包括由政府引导私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和伦理挑战，确保公众参与，限制过度管制。美国希望欧洲效法美国，在七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的框架下展开合作，暗示欧洲应同中国保持距离，称只有“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才是尊重自由、值得信任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20世纪美日竞争白热化之时，美国对日本仍偏重政策层面操作，并未在价值道德等文化领域进行敌我对立。上文提到的FSX风波之后，美日之间的国防科技合作反而深化。这是因为日本在地缘政治上长期追随美国，政体方面相对同质，而中国各方面的他者性都更强。

技术民族主义的新特征在于以文化对抗为前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如前所述，所谓“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也是选取特定历史时段观察的结论，不过不同于此前西方重技术轻文化的自我认知，此次美国强调的是文化的优先性和优越性。这是因为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可以仰仗其过往成就，将20世纪末的文化红利延续到当下，以价值观为着力点实施排他性政策。所谓人工智能的“美国价值观”是以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价值观为参照的，在当代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作用下，这些阶段性特征被提升为本质，进而将人工智能与虚构的、恒定的“美国性”（Americanness）挂钩。

事实上，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相互构建是漫长且不断变化的，是富有动态的进程。它既不是非历史的，也不是恒定的，更不是注定以某种民族文化特性为起点或终点的。以美国的信息技术为例，它就是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自进入蒸汽时代以来，工具在速度、效能和复杂度上的质的提升迫使人们采集更多信息对其加以控制，电报、邮票、纸币、打字机、打卡机等皆是服务于协调管理新生产业与观念，这些1980年代以后出现的信息处理手段的变革，被称为“控制革命”。这些做法渗透生活诸多方面，出现了对效率、精准与速度持续不断的广泛追捧——本研究称之为“控制文化”。控制文化是现代信息技术诞生必需的社会条件，信息技术的完善又反过来强化对更精准控制的追求，人工智能便是诞生于这样动态的双向塑造之中。

（二）“恒定的美国性”的谬误：以信息技术为例

“美国性”之所以呈现出恒定的文化面貌，以至于可赋予人工智能以德性，是片段截取技术发展的结果。这种人为构建脱离历史事实，也违背信息技术带有强烈控制性的本质特征。将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完整看待，细致考察其与控制文化之间的相互塑造，“恒定的美国性”的幻想源头便可自明。

美国信息技术的渊源可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其本质是对劳动信息的控制手法。制造步枪的军工行业是控制文化的早期实践者，战后其他机械制造业跟进。例如，战前麦考密克农具厂每年都会对收割机的设计略作改动，“推陈出新”迎合特定需求。战后南北市场统一，膨胀的需求倒逼农具生产规模升级，迫使制造商摒弃重营销不重生产的“欧洲模式”。1880年夏，随着具有兵工厂背景的新管理人进驻，该公司记录中首次出现“量规”（gauges）一词，标准化生产开始萌芽。19世纪末，一些大型公司开始将业务流程置于单一组织架构下，依靠规模效应降本增效。信息中枢化后，只有顶层管理者才掌握能将公司看作一个整体的数据信息。这样的信息机制使得垂直整合成为必然，因为对于稳定信息的渴望会激励企业吞并上下游企业，以保障行业数据长期可见、可得、可控。

控制文化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渗入主流观念。有学者指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较之欧洲更为加速式的社会文化，是因为美国对土地、交通、信息、时间和生产的认知普遍趋向标准化，土地以条块的样式租售分明，时间因铁路沿线时刻表的统一需求而趋于同一，标准化生产亦然。到《科学管理原理》问世的1911年，泰勒已经可以大胆道出：新兴的管理学说不仅适用于企业，也可用于家庭、农场、教会、慈善组织、大学，甚至政府部门。

控制文化在冷战军事对峙中的主导地位反过来促进了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人机协作要求的提高促进了计算机作为运算和记忆中枢的发展，美国科学家于1949年起开始构思营建计算机雷达防空系统，意在协调全美多地雷达与防空火力，自动拦截苏联的空中核打击。系统中“大脑”的研发被称为“旋风计划”。旋风计划催生了磁芯存储器MCM，制成了首台具有实时控制能力的计算机。科技史学者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指出，战后美国形成了冷战期间特有的“闭合世界”文化，它追求对控制范围内一切信息的数据化和可计算化，追求将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融入装备行动和决策过程，彻底剔除人机整合中人所带有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构造绝对的、自动的、理性的系统。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的提出正是这一时期信息技术和控制文化融合的见证之一。

信息技术短暂摆脱控制文化出现在1980年代，这是由三个历史条件共同促成的。第一，信息乌托邦理念。美国西海岸是军用半导体和微波管的主要生产商，二战后产能过剩，流入民间的电子元件催生了一批利用它们组装无线电的兴趣团体。出于对控制文化及其军事应用的不满，加之当时“反文化运动”影响，这股民间力量在西岸推广新社群主义（new communalism），主张用新科技实现自给自足，远离政府和战争。第二，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企业主动放弃垂直整合，寻求立足更细分的市场，凭借集装箱技术的发展，在全球重新布局产业链，新自由主义进入高潮。第三，信息技术的营销需要。个人电脑于1980年代中期走向商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视窗系统的直观性为个人电脑降本增效，企业推广细分产品，加强了消费端的选择自由。上网冲浪超越物理限制和国别边界，愈发强化了关于自由的体验。

所谓“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基本参照的是这一时期的技术—文化关系，但是归根结底，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个人化是阶段性的商业现象，并非对控制文化的摒弃。从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至今，控制文化又再度走高，反中枢化意识销蚀殆尽，用户端的自由主义逐渐庸俗化。首先，网购和视频平台深度学习用户习惯，制造巨大黏性。个体不再反抗来自中枢化管理的威胁，新社群主义自给自足的价值观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取代。其次，个人电子设备市场趋于饱和，严控成本再度成为争夺市场的有效工具，垂直整合抬头。以苹果公司为例，近年来市场饱和，为了实现手机30~50美元的降价，苹果公司不愿再支付高通每年45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转向内部研发。这一动作引发双方在中德两国的诉讼战，虽于2019年4月和解，但是2020年苹果公司已有能力推出自研芯片。最后，在非民用领域，控制文化借国家安全之名更是无所忌惮。《美国爱国者法案》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监控大开绿灯，对象分布于美国境内外，数以百万计。以2013年3月8日起的一个月时间为例，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入侵行动科（Global Access Operation）就从美国电信系统的30亿次电话通话和电子邮件中采集信息。“棱镜计划”（PRISM）披露，大型企业如谷歌、苹果、微软等皆被要求提供用户数据信息。

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虽然是自由主义观念的继承者，但其机制架构却更接近20世纪初的传统行业寡头。无论是专家系统还是联结主义，人工智能在现阶段都离不开海量数据的“给养”，信息的商品化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学习素材和操练平台。人工智能在服务于其对象的同时，满足其自身对数据的无尽渴望，将其学习和服务的对象推向思维、行为模式的极端，造成异化的商品化自由。垂直整合后的科技公司确保了数据供给的稳定性，其所使用的硬件架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控制文化色彩，尽管器件与器件之间连接方式往往被“云端” “无线”等虚拟手段遮蔽起来，但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中枢决策者与操控者。

可见，技术民族主义抽象出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早已没有技术基础。美国的信息技术始终与控制文化相互纠缠，只有将其阶段性特征，亦即20世纪末个人电脑普及初期时的特点夸大为恒定的、内在的技术属性和民族品性，才能实现人工智能的“德性”与所谓“美国性”的对接。美国在技术领域以文化搭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体现了技术民族主义当代形态战略层次的多样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美企有力的竞争者。毕竟只有在商用潜力齐平的情况下，区分技术的文化属性才有意义。技术民族主义暗潮汹涌，中国业界不应为之所动，仍当专注技术，并打造不限于民族性的文化形象。

技术民族主义的前景：以人工智能为例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民族存亡之际，新文化运动引入了“赛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弹一星”及其他自力更生的工业科技成就为中国式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叙述蓝本。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起步离不开侨居在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的海外华人的资本和技术输入，这赋予了技术发展以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当代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巨大成功以及一系列“大国重器”的出现，也令技术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其表现之一便是学界热衷于从文化上“内化”新技术的发展。在人工智能方面，已有学者指出机器人伦理与儒家伦理具有共通性，儒家价值观对人工智能当起到引领作用，弱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需要靠儒家之治加以挽救，等等。此类研究不重视技术应用的具体场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信息技术皆泛化处理，无意中强调了文化先于技术的刻板印象，恰恰落入了技术民族主义暗含的西方中心论陷阱。

在未来，“技术”将会比“民族主义”更深刻地决定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走向。若破除人造的文化藩篱，不难发现技术的前景无关乎它自身之外的某种民族德性，而是更多地由其本身的技术基础和行业特征所决定。譬如，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场景都已造成两大国际难题：归责问题和寡头问题。以无人机为例，美国军方已多次明确表达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的能力定位：不惧干扰，在零通讯情况下使用自带计算机进行战斗决策。针对机器人杀伤归责问题，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人工智能原则宣言”，提出五原则：负责、平等、可追溯、可靠、可治理，其落实效果仍有待考察。至于寡头问题，2018年春，脸书深陷境外势力渗透其平台干涉美国选举的丑闻，扎克伯格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人工智能十数次，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技术伦理问题一并用人工智能开脱。当被问及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算法的构建方式时，扎克伯格避重就轻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专门团队负责该问题。可见要求以数据盈利的公司确保算法透明，公开数据去向接受持续监督，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与美国相似的挑战。虽然没有经历信息技术和控制文化的长期熏陶，但中国自有独特的治理传统与文化观念，中枢化信息采集鲜有阻力。互联网企业受惠于此，经历野蛮生长，数据秩序缺失，隐私安全堪忧。监管不足也导致业内马太效应突出，后发企业难望寡头项背。中国于2019年6月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同年8月又发布《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展现出政企两界对健康行业生态的共同向往，对人工智能提出了更以人为本的行业伦理以及安全可控透明可释的数据要求。可见如何规范行业巨头，如何保障信息技术健康发展，如何提升民众的数字福祉，在这些问题上中美面临的问题是相通的，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此外，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数据“喂养”才能实现智能的技术现实，这也决定了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智能手机、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皆已走在世界前沿，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行业生态。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如此之广，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科技区隔与数据歧视屡见不鲜，不少老年人因无法跟上今日信息经济生态的节奏而遭到不公不善的对待。这些“中国式”场景和问题并不会只限于中国，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海外发展将为全球同行提供宝贵经验。

国内舆论应当防止偏激的技术民族主义情绪，以免影响制度性开放的国家战略。21世纪初，中国试图制定WAPI标准时受挫，当时已有人提出应以变通为主，除涉及安全的特殊技术问题之外，尽可能采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摒弃以国别划分敌我的思维，寻求有技术实力的国际公司进行合作，以分化国际垄断势力。今日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背靠广博的消费市场，应积极探索民间应用场景，激发多元化的数字利益，牵制信息技术内在的中枢化倾向，以致力于全球共同繁荣的健康面貌积极出海。行业共同体的形成不应拘泥于国界，人工智能的未来需要中美两国政府、行业、人才摒弃成见，寻求共识，共同助力。

结论

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末美国在科技领域对日本的压制，后用于描述非西方国家以民族主义驱动的科技发展道路。这一概念在前提上包含了双重标准：面向西方国家时回避技术与文化相互塑造的复杂过程，面向非西方国家时则呈现技术与文化的对立。美国以文化对抗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是技术民族主义最新形态。恒定的“美国性”的塑造带有政治目的，以偏概全选择史料，不能反映技术与文化发展的真实脉络。本研究回顾了信息技术与控制文化在美国的发展史，指出“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一说在今日技术语境下是无法成立的。

当今世界应多以技术问题寻求共识，而非以民族文化区别彼此。人工智能领域归责和寡头难题不分国界，中国的行业生态能为人工智能的全球发展提供独特经验，这些都说明中美在管控企业数据垄断、提升民众数字福祉方面，有很多共同关切和对话空间。在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当下，中国应避免在文化层面被定义，更不应主动呼应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走上故步自封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