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礼记》杂感之三

《礼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华夏先人对礼仪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的思考与阐述，其思想的光芒穿透几千年历史，直照到当今世界。

《礼运》篇的第一段，就是这样的思想。

“礼运”，即礼之运行、运用。被运行、运用在人类社会的“礼”，不仅是表面的仪式和行为规范，也应该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政治制度。因此，《礼运》篇第一段说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不长，但在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因为它最早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思想：在大同世界里，人们公有天下，选拔有德行的贤人、举荐有道德的能人来进行社会管理；在社会交往和运行中，人们都讲求诚信，相互和睦，不只是孝敬自己的双亲，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而是使天下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颐养天年，使壮年人都可以发挥所能，使幼年人都能够健康地成长，使鳏夫或寡妇、孤儿或无后者、残废或生病的人都可以得到照顾与供养，使男子都各有职业，使女子都出嫁各有归属；人们厌恶把财物随意糟践浪费的行径，却并没有占据财物为自己所有的念头；人们只责怪自己在做事时没有把能力完全发挥出来，却没有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尽心尽力的想法。在大同世界里，一切私利的谋划都无从兴起，任何盗窃、作乱、贼杀都不会发生，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可以不关闭。

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政治制度、社会运行、道德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构想：

天下为天下人所公有；

选举德才兼备的人进行社会管理工作；

人们互相以诚相待，和睦共处；

老、幼、鳏寡孤独、残疾、生病者，有社会观念的爱护和专门机制的扶助；

人们各尽所能从事社会分工的劳动，没有财物私有意识；

消除争竞谋乱与犯奸作科的现象，天下安定祥和。

看到这些华夏先人在三、四千年前就提出的思想，我们会觉得有点儿眼熟，因为它们与我们在“政治”教科书里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有些说法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公有”、“消除私有意识”、“各尽所能”等等。

“政治”教科书指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是借鉴了这三种思想理论的。据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欧洲人“著书立说”的时代距今不过两三百年，他们的“思想理论”不是他们自己凭空创立，而是在他们之前两三百年间欧洲的“文艺复兴”所产生的文化和科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那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中华优秀先进文明成果被大量引入、使蒙昧落后的欧洲得到启蒙的结果，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文化、科技思想，基本上是对中华文明成果的模仿、生发。

我们且不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说空想社会主义，据说由它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所作的《乌托邦》一书中描写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是：一切财物都归公有，无人享有私有财物，所有用品都平均分配，没有人为自己的生计担忧，病弱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也能得到和能工作的人一样的照顾，等等之类。（见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关其侗译，王志涵校，三联书店西元1963年版）看到这个，我们不能不说，两三百多年前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实就是对两三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的中华“大同世界”思想的翻版与“提高”。

当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不只是“大同世界”思想，它显然还借鉴了其他的华夏思想，比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等贵贱，均贫富”（钟相杨幺起义口号）等等。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那么，追根溯源，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源头之一正是“大同世界”等华夏文明思想。

或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因之一就是它与华夏优秀文明思想有渊源关系、有契合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