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 | 我们为什么总是看不懂台湾的事情？
简单点
2019-01-09 15:01
作者简介：吴启讷，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台湾的县市长选举结束后，岛内和大陆针对选举结果出现了若干种解读。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将这次民进党的失败，解读为国民党价值的复兴，并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台湾经济复苏。
大陆则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读。主观上抱持强烈国家统一理念的一种见解认为，以韩国瑜为代表的国民党参选人的胜利，代表“台独”观念已经退潮，“台独”政治势力大势已去，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可期。
选前一些大陆的观察者见到韩国瑜提及“九二共识”，便一厢情愿地认定韩国瑜倾向国家统一，甚至认为韩就是未来台湾特别行政区特首的适当人选，一厢情愿地将韩国瑜对“九二共识”的解释“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我爱中华民国”，修改为“我爱中华”，解释成为韩的强烈民族情感。
选后，包括隶属大陆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台湾研究专家在内的不少人，更认定马英九和韩国瑜等人“内心真诚”期望统一，也将努力推动统一。
另一种推崇西式“民主”制度的见解，面对台湾选举后的“政党轮替”，充满钦羡，言谈间难掩兴奋。
这种见解认为：台湾“有秩序”的成功选举，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再确认”，台湾人民透过“民众的抗争和充分参与”，使政治“彻底摆脱了金钱政治，避免了选举不公正的危险”，证明“在法治国家，选举可以是公正、文明的”、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连蔡英文也排队领票”，而“选举失利，有人更坦然、勇敢地承担责任”；
进一步推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枪杆子出政权是野蛮，自由选举是文明”；“民主不会造成混乱，中国人也能走上民主之路”；“有健康的反对党，才是民主的常态”。
这三种见解，都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严重误读。
“闪回”到真实世界中发生过无数次的场景，这样出自书斋的解读就更显得突兀：大陆人在海外遇见“台湾同胞”，每每兴奋地询问“你也是中国人吧？”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谁是中国人？！中你个头啦！”。
近年来，来台短期访问、交换的大陆学生通常也都会一厢情愿地认定他与台湾伙伴成功地“心灵接近”的快乐，但在台长期就学的陆生却都会感受到台湾人用自掘的心灵鸿沟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痛苦。
台湾只是一座不大的岛屿，但它在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的全貌，即便对于岛内的住民而言，都有身在庐山的困扰，对于在实体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有分隔的大陆而言，台湾的真实场景往往超出了观察者理解的范围。
这篇文字希望从几个角度，针对性地拉近大陆观察者与台湾的距离。
台式“民主”的内涵
首先，针对最后那种推崇“民主”的见解。这种观察只看到“轮替”，却没有看到“轮替”后面的内容。
台湾自开放党禁、全面推行各级民代和行政首长选举以来，除鲜有技术上的做票贿选行为之外，政治的根本目标遭到曲解，政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未得到遵循，在这种背景和选举文化下轮替，其实是“浅碟政治”的体现。
台湾的投票制度当然并非全然无效，在投票制度发挥一定效用的地方和时段，民众的投票行为在技术上当然产生了政治人选“轮替”的效果。
然而，在台式人情社会中，当选的民代大多将精力用在选民服务上，包括勾销交通违规罚单、更换路灯等等，选民家中的红白喜事，也不可缺席，这样，各级民代中几乎没人愿意在立法机构中为涉及重大、长远公共利益的事务尽心，因为选民看不到这些事务的立即效果，下次投票自然会投给更“热心服务”的人。
在这样的“浅碟政治”文化之下，有远见的政治、经济规划自然遭到逆向淘汰。
比“浅碟政治”危害更大的是“仇恨政治”。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政治势力在40年前的集结，乃出于明确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了被日本殖民50年的台湾，此后又在土地占有状况高度集中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这两项举动触动了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与殖民当局密切合作的台湾“皇民”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
由“皇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台独运动，一开始即将其政治目标确立于在岛内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并拒绝岛外的其他代表（他们口中的）“中国”对台湾的统治。
因此，民进党从未打算在选举和议会制度下与国民党从事政治竞争或者分享权力、互相监督，他们所设想的唯一目标是置国民党于死地。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台独政治势力需要藉由煽动仇恨、制造对立，最大限度地动员支持者，于是不顾西式“民主”所标榜的“宽容”、“妥协”精神，
对内利用台湾人口结构中，“本省人”（指1662年到1895年间陆续由福建省陆上部分的南部和广东省东部移居台湾岛的汉人）居人口绝大多数，且抱持浓厚地域意识的状态，夸大这部分人口在台湾与大陆分离50年当中与大陆不同的殖民地经验，
更藉由扭曲“二二八”（由部分不甘失败的皇民利用接收当局所面临的战后政治、经济困局，挑战中国统治的暴动，以及当局在其后的镇压）事件之中的省籍因素，
扩大仇恨，报复、清算曾代表中国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势力──国民党，报复国民党以往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浅表的去殖民化措施，利用日本殖民遗产，逐步扩大推行“去中国化”、再殖民化。
获得经过煽动的“民意”支持，“台独”政治势力在参与台湾选举政治的过程中，通常并不遵守投票政治的习惯规则，而是惯于使用肮脏手段抹黑竞选对手，甚至不惜使用“两颗子弹”这样的步数；而在选举失利时，即破坏代议政治结构，以群众暴力胁迫执政党就范；
执政之后，则破坏他们曾参与制定的制度，破坏其在野时所标榜的法治、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自诩“东厂”，不择手段地清算斗争、打击异己、任人唯亲。
台独政治势力将他们不喜欢的媒体贬称为“中国媒体”，将他们不喜欢的报导定义为“假新闻”、“中国假消息”，将不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结果，直接冠以“中国介入”，封杀他们不喜欢的言论，封杀、迫害发言者。
民进党等之所以如此毫无忌惮地破坏他们赖以上台的选票制度，原因在于他们认定自己的作为具备“革命”性质，代表“正义”、“进步价值”、“改革方向”。
因此，他们可以毫不羞愧地将类似日本极右派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精英主义主张包装成“下层”、“左派”、“绿色环保”主张。
在实质上的极右派作为下，台湾认同分化、财政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当然是预料之中的结果。
“台独”和“拒统”有正当性吗？
其次，仍针对最后那种推崇“民主”的见解。
在大陆不少从技术上回避“关键词”的网络文章中，部分标榜“自由主义”的大陆知识界人士对于“台独”和以“中华民国”名义拒绝统一的思潮及政治行动表达同情，认为民族独立有正当性，对抗霸权、落实人民主权更有正当性，而拒绝统一则是体制选择。
这类见解更是一厢情愿之下的误读。
事实上，“台独”的动机和要求，原本就不是被压迫人民反抗压迫者，或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被歧视的人民反抗歧视者；恰恰相反，“台独”的动机和要求是建立在“优越感”的之上的。
“台独”分子怀念日本殖民期间，台湾人面对“支那”和“支那人”的特殊待遇和优越感；享受殖民地现代化之下和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下的优越感；连想要维护“中华民国”名义的那一部分台湾人，也习以为常地享受着两岸恢复交往后，大陆给予台湾人“高等华人”待遇之下的优越感；
因此，凡遇被外国人或大陆人“误”认做“中国人”，他们立刻产生“与‘落后野蛮的中国人’为伍”的焦虑。
“台独”并不要求“解殖”、“去殖民化”，而是追求“再殖民化”，这样的倾向，自然抵销了这种“独立”的正当性
蒋经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
“民主先生”吗？
再次，乐观看待两岸和平统一的见解中，有一部分人的认知基础，是将党名中仍保有“中国”二字的国民党，当作那个抱有拯救中国的动机，在20世纪前半期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的国民党。
这种认知，显然来自对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进程的陌生。
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大部分时期，强调“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其政治目的在于强化国民党政权作为二战战胜国一方统治台湾的正当性。
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际和中国局势的改变，使得国民党政权面对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需求随之改变，为蒋经国提供了改变蒋介石版“一个中国”政策的机会。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在莫斯科学到了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也学到了王明打击异己的手段。前者让他在主政台湾期间得到远较乃父为高的民间声望，后者则让他党内和台湾政局中选择将权力考虑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蒋经国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自失去大陆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外交乃至因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之际出任“行政院长”，随即着手抛弃乃父的“反攻大陆”政策，彻底转到“革新保台”、拒绝统一的方向。
在经济上，蒋经国推动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等在内的“十大建设”，展示放弃军事“反攻”，发展台湾经济的意志；在政治上，有意向岛内和海外的“台独”人士递出橄榄枝，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互动。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邓小平宣布“台湾归回祖国”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要求美国对台湾当局施压，逼蒋经国上谈判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此，蒋经国明确宣示面对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拒绝廖承志访台，并于1986年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扫除仍保持“光复大陆”主张的国民党元老派势力。
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评价他说，“经国先生如同旧约中的摩西，带领族人要渡过约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给继承人乔舒亚，乔舒亚奋斗不懈，终带领族人平安渡过约旦河，到迦南之地”。
从蒋经国的初衷看，李登辉并没有背叛自己，相反，李忠实地延续了蒋经国的政治路线。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个中国”政策本身，是一个在法律上承认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现实中与大陆对抗的政策；那么，蒋经国的“一个中国”论述就已经发生质变，从政治现实和法律层面向台湾的拒统势力和“台独”势力提供了政治基础。
1987年3月，蒋经国废除戡乱法，让主张台湾从法理上与中国分离的反对党合法化，并藉由“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终结了“国会”原本保留代表大陆各地的“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的制度，改由台湾地区直接选出，挟“民意”，以“民主化”的名义抗拒中国统一的趋势。
1987年11月，蒋经国指示马英九，查清1949年迁台时，是否曾声明继续代表整个中国？马英九查明后报告，没有声明国会将继续代表中国大陆各省分。
蒋经国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法统，不必设大陆代表了”。在此，“中华民国”概念的内涵已被蒋经国置换为“台湾”。
与基于仇中情感而厌恶蒋家的“情感台独”人士不同，“台独”的“理论家”们高度评价蒋经国的举动。他们认为，从坚持“反攻大陆的外来政权”到“革新保台”的台湾主体，是蒋经国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为此，他们提供了一项难以反驳的证据：早在1981年，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盛顿到台北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蒋经国曾委托一位代表告知自己的四点计划，“第一，民主化，全面选举中央民意代表（意指仅从台湾选出）；第二，台湾化，台湾人将全面出任要职；第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平；第四，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
在此，蒋经国的逻辑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陆为国家、以大陆人为国民；只能以台湾为‘国家’，以台湾人为‘国民’。
这样，国民无论从哪里来，都是台湾人，只需国家认同，无分省籍、族群。所以蒋经国是“终结外来政权，认同台湾主体、台湾‘主权’的第一个新台湾人”，他完成了“从外来政权到台湾主体”的根本转变，对于“台独建国”，功莫大焉。
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后，踵继蒋经国的台湾化路线，从个人的角度，在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马家庄找到了他的“台湾渊源”；从国民党的角度，将中国光复台湾的民族功绩论述转变为“外来政权”的“原罪”、赎罪论述；
从台湾当局的角度，刻意将1952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与日本间签订的“中日和约”（即“台北和约”）当作确定“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合法性与确定“中华民国”国土范围仅限于台湾的法律文件。
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虽然坚持“中华民国”的称号，但抽换了“中华民国”的内容，这样的“中华民国”除了招牌以外，与台独的内容已不存在根本差异；甚至，这一招牌为“台独”提供了整个“国家”政权的骨架，并且成为“台独”的保护伞。
“台独”政治势力的精英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明确宣示借用“中华民国”招牌推行台独内容的文件。换句话说，台湾实际上已不存在“统”、“独”之争，只有国民党的单向台湾化，而没有曾被殖民化的台湾和台湾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
以上三节的内容中显示，“台独”运动本来是台湾岛内亲日派对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的国民党的反抗；随着国民党的台湾化，“台独”扩大成为挂着两种招牌的岛内政治势力共同抗拒中国统一的政治倾向。
选举结果显示出台湾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误读选举结果的，当然不止大陆上的这两种见解。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认为选举结果是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否定，并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后，台湾经济将快速复苏。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未能体认到目前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陆面前。
过去40多年间，台湾社会在政治定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蒋经国与“台独”政治势力发展出妥协和合作的互动模式开始，竞逐台湾权力的政治势力即已确定将台湾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的方向，遂使得上述变化难以逆转地发展成为结构性的变化。
其一，在战略的结构方面，冷战时期，蒋介石统治台湾背后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国；当蒋经国将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切割开来之后，国民党与民进党更同时需要依赖美国的支持。
两个政党都奉美国为上国，无论他们是在情感上仍承认自己是文化的中国人，还是奉行媚日再殖民化政策，都要在美国亚洲战略的大架构下与美、日建立战略关系。
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洪秀柱一旦主张不必唯美国马首是瞻，立即丧失了党内的多数支持。这次县市长选举之后，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江启臣就特别澄清，“那种认为台湾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国的看法并不正确，相反，台湾人对台海关系越来越谨慎和实际”。
无独有偶，担任民进党当局陆委会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国人表示，“这次选举结果与两岸政策没有直接关联，不存在亲中不亲中的问题”。
其二，蒋经国欲切割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台湾，自然做出转向西式政治制度的选择，此举决定了30年来台湾政治、经济的大势。
台湾经济本来就存在基因缺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被日本定位为农业、制糖基地，工业发展相当有限。1970年代后的台湾“经济奇迹”，源于搭上冷战时期美国所主导的经济战车，即资本主义扩张的顺风车，以低价劳工从事代工。
即使是这一点成就，也应归功于蒋介石执政时期的规划。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发展面临几种前途的抉择，包括参考在经济型态上与台湾类似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向殖民时代形成的亲日地方势力妥协，借重其反中本能和力量的模式。
一党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有利于制订长远规划，发挥行政效率，对于岛屿型区域而言，是经济快速成长、控制贫富差距的理想模式；韩国开放政党政治，但执政者并不放任抱持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在国家认同、民族情感上相互冲突。
台湾在那时如果倾向新加坡模式，可以预见到高速的内部经济成长；如果倾向韩国模式，则几乎无疑可以搭上大陆经济成长的列车，在新的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态中发展新型产业、扮演贸易桥梁角色。
然而，蒋经国选择了他所认定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造成后来台湾政治混乱、认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无法做出前瞻性经济、产业规划，而致产业无法升级，传统经济萎缩、出口难以成长的困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台湾业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蒋经国执政时期，除了收割乃父的成果，事实上拒绝面对冷战即将终结、大陆经济成长的大势，未做规划，失去先机。
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在主观短视并抗拒与大陆达成政治协议的同时，客观上被排除出近30年来区域经济整合的范围之外，经济的倒退、贸易的萎缩、财政的困窘动摇了蔡英文当局的执政根基。
冷战期间，台湾又依附在以美国为首、日本为副的美日经济分工体系中，未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与自主经济相较，这种依附性经济，在搭不上美国经济列车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从大陆获得经济动能。
其三，在国家认同方面。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和民进党近30年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国化”、再殖民化措施；在价值观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对内对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国、对抗大陆；
在法律、政治体制上与大陆切割，全方位地构筑“法理台独”的基础；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上全面推行投票选举，不断建构和确认选民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这一系列举措，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这次选举中的赢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类：韩国瑜这类“非典型国民党”、郑文灿这类“非典型民进党”，以及柯文哲这类“白色力量”。
所谓“非典型”，重点在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已经大幅降低，除了对于“国号”仍有争论之外，不再有结构性的“统”、“独”之争，接下来只剩下民生、经济议题。
占岛内人口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人”的人，绝不拒绝从大陆获得经济利益，但不会因此改变身份的认同。
产生误读的深层原因
面对台湾选举和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大陆舆论常常做出极度脱离现实的解读，影响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中国中心’思考模式。
这种思考模式的缺失，在于它将位于中国核心历史经验以外的观察对象“陌生化“，使得观察对象从客观实体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散发出某种”距离的美感“，与此同时，观察对象的诸多突出或隐蔽的面向都不再显现，观察者的视角产生诸多盲点。
面对台湾，这种“陌生化“效应呈现为：
一、习惯于看到核心历史经验的连续性，并据以诠释现实。
对于台湾在中国历史连续性现象之外曾发生过的巨大断裂，大陆知识界和舆论界极度陌生，由此产生“大陆丧失中国文化传统，台湾完整保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误解。
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不仅在文化上经受日本殖民地现代化的洗礼，在勉强保留部分地方生活文化习俗的同时，丧失了深层的儒家传统；
而且未曾经历中国近代史上型塑中华民族、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未能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蒋介石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触及浅表层次后即告失败。
二、习惯于“炎黄子孙”叙事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主体、中国人主体的叙事，强调中国人“血缘”的凝聚力、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轻忽近代国族建构的现象和过程，由此产生“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人怀有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这一类的想象。
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殖民当局在台湾全面灌输日本臣民意识和日本人比“清国奴”优越的意识，以致除少数觉醒者外，多数台湾人试图藉由贬抑自己的血统和文化，鄙视、排斥自己在大陆的同胞来表达对日本的效忠；
加上如前所述，台湾未曾经历中国近代史上型塑中华民族、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使得台湾人未能建立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人意识。
在以上“血缘”与“主体”的想象下，观察者无从理解有深刻殖民地经验的人群根深蒂固的“自卑─优越”双重情感现象，即面对殖民者的自卑、面对同胞的优越感；
无法感受和体认到，将台湾人归入同胞范围，将会造成刻意或不自觉地保有殖民地记忆的人对于丧失优越感的巨大焦虑和由此引发严重的认同危机的后果。
三、习惯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事，将两岸的历史关联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将台湾社会想象成为“1949年南京政权的延续”。
事实上，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以“法统”叙述建构统治台湾的正当性的同时，又要面对以台湾为实体统治范围的现实，遂致力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和以“中华民国”为名的政权的台湾化，进而以这个政权下的制度差异与大陆区隔，建构“国民”主体意识。
“解严”后，国民党更加致力于凸显“中华民国”与“台湾”在范围上的重迭，并以此作为它与民进党在面对“台湾主权”议题时的“共识”基础。
大陆的舆论，迄今为止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的任何政治势力都是将“台湾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的，而他们的政治考虑并不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前提导向。
四、习惯于基于“历史阶段论”的线性历史观，内心认定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滞后，认定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都在遵循“普世”的秩序，只有中国是例外；
同时缺乏对西式投票政治的切身体验，认定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都享有信息的完全公开和充分的言论自由，因而无从理解投票社会为保障特定政治经济团体所属意的代理人当选而从事的精细的政治经济宣传操作，以及这种操作和想象当中公平、广泛的全民参与的根本差异。
这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理想化想象下，无从体会在日据时代的仇华、鄙华宣传，两蒋时代的反共宣传，以及“解严”后的反中、厌中宣传浸染下，台湾读者和观众遭到洗脑而不自知，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却自以为有完全独立的思考，在面对大陆和世界时，自我限缩信息管道，意识型态自我审查，降低信息品味的困境。
面对现实的解读和面对现实的准备
对于这次选举，西方和两岸以外观察者的解读反而比较值得品味。
“德国之声”泽林在《讲求实际的岛民》一文中认为，民进党损失惨重，显示“一个中国”不是台湾民众最大的烦恼，更不是唯一的烦恼；民众关心的重点在于维持现状，不愿承担两岸关系恶化的风险。
香港评论员练乙铮在《纽约时报》发表以《台湾会成为第一张被中国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吗？》为题的文章，认为民进党的失败“揭示了北京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对于大陆而言，消除针对台湾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误读，才能避免盲目乐观，看清当下台湾人基于对实际利益的关注，将两岸关系工具化的倾向。
同时，将中国国力的真实增长转化为真实的影响力，显然有必要在诉诸血缘、文化亲近感之外，针对台湾40多年来的政治身份重建，将重点置于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置于政治上的中国人身份的建立和确认之上。
古人早已体会到，是不是夷狄，在于文化而不在血统；今人应该体认到，是不是中国人，在于政治，而不在血缘。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族建构曾面临，也正在面临多重的挑战，其中不存在快捷方式。仅强调传统中国的遗产，不面对中国所处的现代国际与国内处境，难以应对这类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抱持错误解读的知识界人士，多数都是目前的社会中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多数较为单一，对世界的了解相对有限，对大陆以外世界的了解相对有限，在不了解的部分，往往只能借助建立在相对狭窄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想象。
而大陆3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知识结构、信息获得、个人和民族自信方面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对台湾政治的解读能力和正确度超过他们的前辈。
与台湾、美国年轻世代的对比，大陆年轻一代比较优秀，他们很快就会感受到，韩国瑜胜选，只是为经济困窘的台湾人和政治焦虑的大陆人打了一针麻醉剂，长远而言，只能延长，而不是缩短两岸人民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