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二十六）——归宿：穿过百年历史迷雾（下）

秘密回国 执行革命任务

乌克兰历史学家卡尔彭科表示，20世纪20—30年代，不少参加苏俄内战的红军中国战士被派遣回到中国，任务包括帮助创建中国红军、与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等。俄罗斯资料显示，有些文化程度高的被选送到诸如国际列宁学校等机构接受秘密训练，之后身负秘密任务、踏上回国征程。

国际列宁学校培养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曾在这所学校里学习过。那时，校址在城里，学校规模也不大，30年代后学校搬迁到列宁山一栋4层大楼里，学生人数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这所学校知名校友中，不仅包括董必武、王若飞、陈潭秋、陈云等中国共产党人，还有胡志明、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

卡尔卡耶夫告诉我，这些回到中国执行任务的“红色中国人”有很多秘密，时隔百年后的今天想要解开它们已非常困难。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当年他们回国时，大都使用化名，身份、履历等也经过伪装。加之，20世纪30年代时苏联的许多档案文件遭到破坏，“几乎没有可能破解他们身上的种种谜团”。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包其三。虽然档案显示这位传奇战将的“人生终点”在莫斯科第23医院，但果真如此吗？牺牲在中国东北的杨卓是不是他呢？如今，这已不得而知！

电影《悬崖之上》海报

一些以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受训后回国执行秘密任务为主题的影视剧，通过艺术形式将那些可歌可泣、默默无闻奉献的人以及那一段峥嵘岁月呈现给大众。2021年国内上映的电影《悬崖之上》，讲述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4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任务的秘密行动。

在寻找这些华工战士命运归宿的过程中，我也粗略知晓了20世纪20—30年代旅居苏联的中国人的情况。

中国老兵在莫斯科的“聚”与“散”

1926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大约十万名受访者宣称他们拥有中国国籍，或者说中文是他们的主要语言，其中3/4分布在远东地区，居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人占22％。莫斯科大约有8000华人，大部分籍贯为山东省。除了少数任职于共产国际、政府机关和军队外，华人大都在洗衣房、面包店、丝棉制品印染房和制皮店工作，还有的开贸易公司，也有人在街头卖货。

苏俄内战中幸存下来的一些红军中国士兵，20世纪20年代初复员后来到莫斯科谋生，甚至还形成了华人社区。经过简单培训，这些从前扛枪打仗的男人有了洗衣工、面包师等新职业，成为靠双手赚钱、养家糊口的劳动者，其中不少人在当地娶妻生子。

描绘华工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莫斯科从事洗衣业活动的速写

在苏籍华裔历史学家、作家刘永安编著的《血脉相连的友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俄内战的参与者》书中，我发现了一位曾经在莫斯科洗衣店工作过的前红军战士。他叫王洪元，一位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曾在彼得格勒街头集会上亲耳听过列宁讲话的华工。他1918年2月参加红军后辗转多地战斗，1920年6月被调到赤塔的契卡工作。次年11月，他离开契卡来到莫斯科。王洪元曾在莫斯科的洗衣店和贸易公司工作多年，1937年5月回国。

历史学家玛莉娅·巴哈列娃考证认为，当时莫斯科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华人社区，大致位于如今鲍曼地铁站附近。当时，那附近有一条“恩格斯街”，“中国复兴协会”在这里设有办公室，附近开了家中国酒店，里面还有中餐馆。华人什么苦都能吃，生存能力极强。华人最著名的生意是开洗衣店，几乎遍及莫斯科大小角落，多达400家左右。一方面是思乡之情使然，不少洗衣店以“北京”“上海”“南京”等中国城市名称命名。另一方面，由于洗衣店里面的伙计几乎都是退伍兵，所以还有以“中国劳动者”“国民无产者”“张利兴”等命名的洗染行等。与此同时，街头甚至还出现了卖服装以及玩具、纸扇、香料、拨浪鼓等小百货的华人妇女。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市场

莫斯科的华人社区存在时间并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末，莫斯科华人急剧减少。这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一是苏联政府结束新经济政策，不仅提高对中小企业的征税力度，而逐渐取缔小商小贩，华人难以维持生计；二是1929年中东铁路冲突爆发。卡尔卡耶夫说，“当时，莫斯科至少有数百名中国人被关进监狱，这些人在冲突结束后被释放。但政府对华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采取各种限制，很多华人不得不离开”。

20世纪30年代苏联给中国人发放的居住证

卡尔卡耶夫告诉我，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苏边界管控相对宽松，苏联境内的华人从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扩散到其他城市，例如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等，还有些华人到矿区、林区工作，“华人工作都很辛苦，他们非常勤奋、努力”。

刘老师的家史

西北师范大学刘静副教授有1/2俄罗斯血统，是我认识多年好友的母亲。此次找寻旅俄华工百年前的故事，也激发起刘老师还原家族历史的热情。以下是她提供的有关父辈的故事：

父亲刘成玉1905年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富裕中农家庭，在家排行老二，读过私塾。20世纪20年代初，河北闹饥荒，他被迫闯关东，1923年到了黑龙江，第二年进入苏联。他一路当过伐木工、矿工，最后在伊尔库茨克住下来。由于有点文化底子，他学会了俄语，并做些小买卖。他常给一些遇到困难的华工当翻译，逐渐有了好声誉。

刘老师和父亲、母亲、弟弟

金娜·卡茨罗娃

母亲金娜·卡茨罗娃1915年出生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人世家。十月革命前，外公就已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成为当地苏维埃主席。1920年深秋的一天，白卫军突然占领当地苏维埃并枪杀了全体领导人。外婆身心受到极大打击，不久便撒手人寰，卡茨罗娃和妹妹沦为孤儿，吃了很多苦。15岁时，她进入一家云母矿厂学习做出纳。两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人刘成玉并于1932年底结婚成家。

1933年底，父亲决定带母亲回中国。由于当时东北己被日本人占领，远东的中苏边境混乱不堪，于是他们决定绕道从伊犁入境。到伊犁后，颇具商业嗅觉的父亲看好中俄通商的商机，与几位朋友创办起“中亚西亚贸易公司”。由于他精通俄语、善于学习，又有打工创业的经验，母亲也能提供很大帮助，他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不久便成为当地商界知名人士，并被推选为伊犁地区商会主席。

天有不测风云，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后，父亲被扣上“通共”罪名，不仅财产全部没收，而且人还被投入大牢。母亲带着4个孩子艰难度日。父亲4年后被释放出狱，碾转到兰州找到失散的家人。他在兰州东山再起，创办了“兰州晨光肥皂厂”。解放后，父亲积极响应号召，最早接受公私合营，成为“兰州日用化工厂”的资方厂长与工商联委员。1990年因病去世。母亲1977年移民澳大利亚，2005年1月12日在悉尼去世。

诚然，刘老师父亲的人生是20世纪20—30年代旅俄华工命运的一个缩影。与那些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华工相比，他们到达的时间稍晚，赶上的是苏联和平和建设时期。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为这个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当历史的步伐迈入20世纪30年代末时，苏联境内的华人已经微乎其微。这极少数人中，那些经历过苏俄内战烽火洗礼、当年选择留在苏联的中国老战士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