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微妙的会, 为何赶在过年前开?” 一场“新中间地带”之争正蠢蠢欲动

✪ 康杰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

【导读】2022年1月25日，中国同中亚五国举行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围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展开沟通对话，引发海内外关注。随着全球形势剧变，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如本文所指出的，近年来，美国霸权优势的相对萎缩及其战略重点的向海收缩，在欧亚大陆造就了后霸权的“新中间地带”。

作者分析，部分美国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机会主义显著抬头。以土耳其、波兰为代表的地区中等强国，试图通过制造历史叙事整合区域合作，复兴其历史性势力范围，成为欧亚大陆新一轮地区变局的主要推手。中等强国的复兴野心一方面加剧西方阵营的内部分化，挑战西方政治价值，另一方面也使“新中间地带”的大国竞合博弈更趋复杂微妙。面对中等强国及其开启的地区整合进程，中国的对策原则应当是：一方面尊重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防止与中等强国完全对立，防止地区整合进程走向封闭排外，另一方面增进与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环保等领域的合作。

作者还建议，中国要与“新中间地带”的最大守成者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战略协调，共同探索如何接触和应对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地区机制。在杜尚别峰会上启动新一轮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许是一个现成的接触平台。现在，已经到了各国开诚布公地探讨两个机制之间的接触、对话与合作，消除误解的时候了。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28-37页，原题为《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

2021年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分化重组的重要节点，以美国“单极时刻”为特征的30年后冷战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从年初公开的《印太战略框架》将美国在第一岛链内军事目标从“压倒性优势”降为“拒止”，到8月“喀布尔时刻”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再到9月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出台，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全面战略优势、全球干涉政策和“由海到陆”态势的终结。为了维持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和对俄遏制，拜登政府一方面集中资源推行“印太战略”，打造澳英美海权同盟，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对欧亚内陆地区的直接战略投入，或是将地区议程下放至盟友，或是放任与搁置。即使在最热点的乌克兰方向，美国和北约也仅保持了极为有限的对乌军事援助和周期性黑海巡航，无意增加部署以扭转对俄常规军力劣势。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战略调整，是2008年以来美国霸权优势相对下降和自特朗普政府以来战略收缩的缩影。近年来，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收缩，造就了一个广阔的、后霸权秩序的“新中间地带”。海洋霸权退潮后，大大小小的滩涂和湿地显露出来，被霸权长期遮蔽的行为体开始活跃。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正在“回到未来”，呈现出多强竞合博弈的传统多极体系特征。正如俄罗斯学者发现的，今天俄罗斯周边的国际政治，似乎“回到了17和18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积极干涉俄罗斯周边事务的对手，都不再是一流的世界大国，而是二流的、在综合国力上远逊于俄罗斯的波兰和土耳其。

▍什么是“新中间地带”

长期以来，“中间地带”及类似概念存在于一系列对外政策构想和地缘政治理论之中。在“中间地带”的内涵上，它或是指超级大国、大国、大国集团之间的地域，侧重于权力竞争与实力对比的维度；或是指文明中心或海陆权力中心之间的断层线和交界线，侧重于特殊的文明或发展模式特征。其具体地理范围，也因内涵重点的区别而变化。在“中间地带”的政策含义上，论者或是强调其作为大国潜在统战对象或结盟伙伴的意义，或是突出其相对摇摆和“左右逢源”的特征，即不愿在大国竞争中站队；或是强调它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前沿甚至火线的“脆弱性”。

在美国霸权退潮的背景下，当前欧亚大陆的“新中间地带”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和欧盟这三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广大地区。它西起波罗的海沿岸，横穿白俄罗斯、乌克兰，越过黑海，翻过南高加索和里海，到达中亚内陆。

“新中间地带”的核心特征，一是多极性，其中的主要行为体既包括中、俄、欧三个欧亚力量中心和收缩但未退场的美国，也包括地区内外的多个中等强国，如土耳其、波兰、伊朗等。在主要行为体矛盾缓和时，多数地区中小国家选择多方求利、多头平衡；当主要行为体矛盾激化时，追随强国（Bandwagoning）便成为中小国家的主导策略。这一地区原本是美俄欧中博弈的前沿，但随着美国霸权的退潮，中等强国开始积极填补“生态位”和“权力真空”，在地区博弈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使多极性特征更趋强化、更具不确定性。二是多元性，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见证了多个帝国、多样文明、多种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多种发展模式之间的较量、共存与融合。它涵盖了俄罗斯以外的“后苏联空间”，是过去30年间美国和欧洲“由海到陆”推行同盟体系扩张及民主与市场“转型”的走廊。三是复杂性，该区域多数国家独立后，发展道路与方向不断摇摆，政治力量与社会身份认同持续撕裂，内部困境与外部矛盾交织叠加，兼具脆弱性与复杂性。

“新中间地带”的多极、多元特性，为综合实力并不占优却对这一地区有地缘优势、历史羁绊和战略野心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遇。近年来，土耳其、波兰这两个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中等强国，借助特定的历史叙事和地理禀赋，积极推动地区整合进程，成为“新中间地带”最活跃的行为体。要把握“新中间地带”的变化方向，必须认真分析土耳其、波兰这两大中等强国的政策实践和动因。

▍中等强国的兴起：战略自主与机会主义

作为抢占新滩涂生态位的两条“鲶鱼”，土耳其和波兰有一系列共性。

第一，两国都是美国和西方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都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都是北约对俄遏制的前沿。另一方面，两国也都是美欧阵营中的“刺头”，都拥有强烈的自主性诉求。2016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与美欧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执意购买和装备俄制防空导弹，美国禁止向土交付F-35战斗机，并将驻土空军向罗马尼亚转移。土耳其与欧盟之间也在东地中海争端、难民潮等问题上矛盾重重。美欧攻击埃尔多安政权“民主倒退”，土耳其则谴责美国庇护居伦主义者（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发起者）。波兰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则因波兰执政党干预国内司法独立、欧盟推迟批准波兰疫后复苏基金、欧盟法律与波兰宪法地位之争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其中宪法地位之争实际上已触及欧盟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一度引发了“波兰脱欧”（Polexit）论。美国媒体最近甚至把土耳其、波兰两国归入“流氓国家”之列。

第二，两国近年来都希望复兴历史性大国地位，整合历史上的旧疆界和想象的共同体，争取地区领导权。土耳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向西、向南积极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在叙利亚、东地中海和北非等奥斯曼帝国故土扩展影响力。2018年以来，土耳其又向东加速突厥语国家合作，推进所谓“突厥世界”的一体化。波兰对外政策也逐步转入“雅盖隆政策”（Jagiellonian policy）。14~16世纪，雅盖隆王朝治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是欧洲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国家，统治着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领土，版图囊括今天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与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瑞典帝国竞逐东欧霸权。2016年后，波兰积极致力于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故土扩展影响力。2021年以来，两国在“新中间地带”的机会主义政策更趋明显。

第三，两国都把基于历史符号的身份认同和基于区域连通的务实合作作为推动“新中间地带”地区整合的抓手。土耳其和波兰在综合实力上充其量只算中等强国，无法与美欧俄比肩，但两国都致力于输出特定的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以建构“共同身份”推动地区整合；并利用相对优越的地缘禀赋推广能源和交通倡议，吸引“新中间地带”的内陆国家。

第四，两国的对外战略都长期存在西向与东向的争论，但近年来都经历了从“西方优先”到“东方优先”的重要转向。这种争论和转向，与两国国内政治的保守化转向有关，也受到美国和西方霸权收缩的影响。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其建立初期和执政前10年，是以坚定的亲欧盟政策著称的。但在今天的土耳其对外政策中，西方已从融入的目标，转变为怀疑和批判的“他者”。波兰对外政策史上，也长期存在着拥抱大西洋文明的“皮阿斯特政策”（Piast Policy）和经略东欧的“雅盖隆政策”两大传统之间的争论。1989年后，波兰全心西向，全力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跨大西洋文明，对扩展在东欧的影响力缺乏兴趣。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以提出“三海倡议”（3 Seas Initiative）为标志，波兰开始积极寻求在东欧建立能源、政治和安全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