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64——明清国家对风水术的批判和打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清代也有不少儒者，同样认真地维护着社会传统的道德，指责风水术的迷信和危害。徐乾学，清初曾做到刑部尚书，并请求编修《明史》。其自著《读礼通考》，在丧葬制度一项中，专门考察了风水术。他列举历史上反对风水术的言论后，自己评论道：

亲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为无其财邪，则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固圣人之所许也。以为无其地邪，则暴棺于中野，而风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为也。然则世人之停丧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闾阎之小夫，吾又何责独怪。为士大夫者，于一身之居处服食，无不穷其财力以为之，独父母之遗骸，反不获一抔之土而掩蔽焉。即旁观者尚且为之唏嘘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顾，何人心之渐灭一至于斯也！（徐乾学《读礼通考》卷115）

那么，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办呢？徐乾学建议，实行五代后周太祖郭威的办法：

周广顺之诏书，亲丧未葬，已仕者不许荣进，未仕者不许应举。且必于保状内明书依礼葬毕，方许复官赴试。而所司失于觉察者并罪。（徐乾学《读礼通考》卷115）

徐是刑部尚书，他主张动用国家刑律，来扼制这不变的社会风气。

上述诸人之外，明清时代，仅仅作为儒者个人意见，批判风水术的人物有：

明朝开国儒臣宋濂，赞扬同乡张荣不信风水，是“卓识之士”。（ 宋濓《慈孝庵记》）

方孝孺，被永乐皇帝的谋士姚广孝称为“读书种子”，曾告诫族人，不要信风水先生。认为如果依靠葬地可以荣华富贵，就不会再有人努力读书，也不会有人去行善事。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风水先生的话，不可听信。

儒者曹端，曾劝告父亲不要信佛教、道教，并且引用当时流行的歌谣，批判风水术的欺骗性质。其歌词道：

葬家风水果何由，

举世滔滔苦信求。

我道如依风水说，

阴阳个个做王侯。（曹端《夜行烛》）

阴阳，就是阴阳先生，就是风水先生。

王廷相，批判风水术是“邪术”、“妄说”。他的言论，被徐乾学引用（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卷83）。

黄省曾，明代中期儒者，王守仁弟子。著长文《难墓有吉凶论》，逐条批判托名郭璞的《葬书》。描述了当时风水信仰的狂热，指出了风水术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的实质。文章最后，他慨叹那些不是“庸庸琐琐贪污细下之人”、而是所谓“圭璋特达之士”的有知有识的官吏、学者竟然笃信风水！

唐顺之，生活于明朝后期。本传称他“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利、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明史·唐顺之传》）其中“弧矢勾股”指数学；壬奇禽乙，是古代的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等占卜方术。他还是抗击倭寇的英雄。他曾劝告风水先生，不要给人讲吉凶祸福。

朱董祥，清朝初年儒者，他批评风水术破坏儒教礼制，是愚蠢的行为。

陈確，大约和朱董祥同时。他的文集中，有两卷专门讨论丧葬问题。其中指出，风水术的危害，超过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宣扬祸福的书，都是妖书；妖书之中，以“葬书”最为妖邪。凡是宣扬祸福的人，就都是妖人；妖人之中，以葬师最为妖妄。

清兵未入关之前，内地的风水术还没有传到他们那里，他们对风水术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当清兵攻取辽东的时候，由于清兵是金朝的后代，明代朝廷为了阻扼清兵的攻势，曾掘断了时在北京房山的金朝皇陵的地脉，以为这样对抗击清兵的进攻会有好处。后来，清兵的攻势伸延到关内，并且到金朝皇陵致祭。明代朝廷又毁灭了清兵祭祀金朝皇陵的痕迹，并且在当地盖了关帝庙，以为“驱邪厌胜之术”。后来，清兵入关，顺治皇帝谈及此事，还嘲笑明代朝廷不知天命有所归属，反而“谬委灵于风水，移灾于林木，何其诞也！”（《世祖章皇帝圣训》）

顺治皇帝对明代朝廷迷信风水的批评，是正确的。明代朝廷迷信风水，到底也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可惜的是，以后的清代朝廷，却一步比一步加深地迷信风水。

清代初年，法律上有惩治惑于风水不按时埋葬父母的条文，而且对于惑于风水、妨碍国家建设的，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惩罚。康熙初年，著名数学家薛凤祚，曾被聘协助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黄河和大运河。撰成一书。该书批评盐城一带豪强，惑于风水，筑堤阻止洪水入海：

开石䃮海口，在盐城之东南，内地髙于海数丈，宣泄诸水比姜家堰又为直捷。该县惑于风水之说，坚筑实填，令滴水不通。六州县之水，全无出路。所以数十年受陆泥之害也。（薛凤祚《两河清汇》卷四）

雍正初年，怡贤新王允祥负责整修京津地区河道，以便利农业。他上奏章，请设“营田专官”，并且建议：

如有豪强惑于风水，抗拒不遵者，严加治罪。如此，则事无中挠，人皆乐从矣。（《畿辅通志》卷94）

怡贤亲王对惑于风水者的态度，显然比薛凤祚要严厉得多。

大约同时，傅泽洪做江南按察使，撰《行水金鉴》。其卷152记载扬州管河通判聂文魁《勘河详议》批评高邮地区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堵塞河口，使水道不通。

上述事例说明，清朝初年，不少官吏对待风水的态度，是清醒的。也是今天批判风水术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