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正在坚持爱国者治澳中实现「五光十色」

　　澳门特区政府长官贺一诚昨日以视像方式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既然是关乎粤港澳大湾区的事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以视像方式出席了。但香港方面却多了一项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同时举行《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的出版典礼，而且还是「主菜」。既然如此，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也就出席了该项活动并发表了讲话。

　　夏宝龙出席《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的出版典礼，展示了中央对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建设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早期，香港对推进国家改革开放所发挥的作用是重大的，因而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就指出，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港澳同胞以及在香港、澳门的外资企业和人士也有一份功劳。四十年来，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是开创性的、持续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主要发挥的六大作用，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中，有不少是对香港、澳门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及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等。

　　既然习近平主席是「港澳一体」地表彰港澳同胞及社会各界人士多推进国家改革开放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关港澳同胞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记载，也应是「港澳一体」，亦即也应编纂及出版《澳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实际上，在此方面，澳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还创造了几个「第一」，包括第一家中外合资工厂香洲毛纺厂，而且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简史》，及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览的重要内容；也包括全国第一家「港式服务」的石景山酒楼等，都是值得讴歌的。

　　但似乎夏宝龙主任专门出席与香港特区的活动，有着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之后，即将迎来第一场重要选举——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因此，他昨日在《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上的视频致辞，其中有关选举的内容就占了较大的篇幅。夏宝龙指出，「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强调的是「港独」分子、反中乱港分子绝对不能进入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除此以外，在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大前提下，祗要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善于履职尽责，都可以成为治港者。也就是说，「爱国者治港」是搞「五光十色」，是具有多样性的。他续指出，这种多样性，体现在身份的多样、价值理念的多元，还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包容。无论是什么阶层、界别、职业、族裔，都有参与的机会；无论持何种思想观念、政治取态、宗教信仰、利益诉求，都有参与的机会；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信奉哪种制度、喜欢哪种生活方式，都有参与的机会。他总结表示，我们就是要在爱国爱港旗帜下，最大限度拉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画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同胞奔向美好生活这个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也要为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报名踊跃、竞选活动热火朝天开展的画面和气氛喝彩、点赞。

　　夏宝龙主任的讲话，不但是澄清了某些人的疑虑，驳斥了海内外某些反华政客的谣言，而且也要求选民们在投票选择上，最好是能够做到以「均衡参与」的精神，不要排拒已经获得「入门券」的非建制派候选人，让其中的一些人能够当选。这情势，在客观上有点像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绝大多数党代表都不愿选举王明、博古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亲自做党代表的思想工作，为王明、博古「拉票」，最后二人「低空掠过」当选那样。

　　因此，既然是「均衡参与」，就应当也包括有并非是「反共抗中」的非建制派人士在内。实际上，早在全国人大审议表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时，夏宝龙主任就指出，「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因此，在按照相关规定「DQ」了「港独」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参选资格后，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入闸」的非建制派候选人，也应给以一定程度的祝福。

　　正因为是「港澳一体」，夏宝龙对香港特区的谈话内容，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区，就像夏宝龙此前提出的「爱国者治港」设想及标准，澳门也实施了那样。实际上，按照「爱国者治澳」原则，澳门的选务机构也「DQ」了一批被认定为「不拥护，不效忠」者的参选资格。

　　而夏宝龙当时「不搞清一色」的谈话，同样也在澳门特区得到较佳的展现。那就是被视为「反对派」的高天赐，并没有受到「DQ」。因而在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仍然有反对派存在，仍可听到他们不同声音，甚至有时还很「激烈」。

　　为何被归类为「反对派」的高天赐，却没有被「DQ」参选资格？这可能其人是土生葡人，对中国的政治不感兴趣，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因而鲜见有批评中国内地及中国共产党的言行。虽然他曾经参加葡国国会选举，并因此而导致澳门特区修订两个选举办法，增补了「效忠」条款，但高天赐并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行，因而可以领取立法会选举的「入门券」。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意图，那就是必须保证澳门立法会要有土生葡人的代表的需要。毕竟，澳门有一万多土生葡人，而且必须借助他们的语言及熟悉葡语国家情况的优势，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平台的建设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立法会内必须要有葡裔居民。

　　这也是对《中葡联合声明》的尊重。在中葡谈判的过程中，葡方针对一九八四年的立法会选举，由于澳葡政府向华人开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土生葡人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需获得几百张选票就可当选，而是只能依附在由华人爱国社团组成的「联合提名委员会」，才能当选的情况，担心澳门回归后立法会没有葡裔居民的代表，因而坚持回归后立法会议员必须保留委任的部份，希望如果没有葡裔居民当选，就由行政长官委任。当然，也是要维护《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而且在排序上，委任议员还是排在第一位，直选议员排在第二位。

　　因此，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何厚铧根据在澳门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民选议员中，没有土生葡人的情况，委任了几位土生葡人律师为议员。这当然也是为了保证立法会议员的法律专业质素。但在此后法律本地化的深入发展后，改为委任华人律师，土生葡人律师退场。

　　今届立法会选举，因为「DQ」了一些反对派的参选资格，其中的一些票源留给流给了高天赐的团队，使其所在团队获得两个议席，因而就没有委任葡裔居民的需要。而且也实现了在「爱国者治澳」的前提下，不搞「清一色」。这就在客观上「减轻」了贺一诚的「负担」，使其在委任七名官委议员时，可以有更广阔的甄选空间，委任更多的具有各方面专业特长的华人澳门居民「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