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医生出了6本书:病人一手拿挂号单,一手拿书求签名

  医生难做,病人家属更难

  撰文 | 汪航

  “女婿在中国病人医疗护理流程中发挥着巨大价值。”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看来,所有患者家属中,女婿最有能力解决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切困境。“既能做到充分关心,又能保持理性,不会像外人一样冰冷市侩,也不会像子女一样被感情支配。”

  这一说法被他称为“女婿经济学”,写进了新出版的《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中。书里,他将自己十年从医经历安放在不同话题之下,从如何将患癌的消息告诉病人、工薪阶层怎么应对家人患癌带来的经济压力,到什么时候该放弃治疗、临终关怀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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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  王兴

  “如果早点看到这本书,我可能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让父亲安静离开”,一位读者留言称,王兴医生像朋友一样,为癌症家庭诉说着悲喜剧,解答病人家属共有的困惑。

  癌症家庭中的“女婿经济学”

  王兴就是病人家属,准确说,他是癌症患者的女婿。

  2014年,王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做住院医师,距婚礼前四五个月时,丈母娘诊断出中期胃癌,他便承担起身为女婿的责任。

  他回忆,丈母娘刚患病的那段时间,全家都处在焦虑、敏感的情绪状态中,一家人说话小心翼翼,没有人敢提“癌”这个字,只告诉丈母娘“是胃溃疡”。

  百密一疏,因为一张诊断单,病人知道了真实病情。“丈母娘也变得焦虑了,饮食、休息各方面都不好,产生了抑郁状态,我爱人觉得是我们没有瞒住导致的,大家开始互相埋怨。”

  这还没完,选择化疗方案时,作为医生女婿的王兴又面临药物选择的难题。

  “当时有一种药,如果使用国产一周期1500元,进口则需要15000元,但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已经证实,国产仿制药无论是效果还是副作用上都不比进口药差。”

  作为肿瘤科医生,王兴觉得国产药就足够了,但身为女婿,他最终选择的还是进口药。“如果选国产药出了问题,我会背上‘不孝顺’、‘不是亲妈’等大锅,作为女婿,我做出了一个‘贵’的选择,减少了无谓的埋怨和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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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

  虽然用了进口药,王兴丈母娘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这一次,全家人接受了王兴的建议:放弃化疗以减轻并发症,承担因为不化疗而造成癌症复发的风险。“5年多过去了,(丈母娘)现在一切安好。”

  这事儿让王兴意识到,当医生客观地给出效果基本完全一样、价格一高一低的两个治疗方案时,看似很好选择,但对病人家属来说却是一道“活生生的送命题”,如果没有做出适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决定,“后悔是肯定的”。

  他分析,患癌家庭中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缺失了决断力,感性认识容易左右病人家属的医疗决策,而越接近于女婿的角色,就越能站在相对理性的立场上思考和解决问题。

  临床上,王兴医生也最爱和女婿交流。

  有一次,一位60岁的男病人和女儿一起复查,女儿是情绪化的人,住院期间就经常因为护士扎针失误产生摩擦,所以复查时她自己先进去听了结果。

  王兴看了眼报告,心里面有点兴奋地和她说:“这是早期肺癌,已经算治愈了,基本不太可能复发,定期观察就可以。”没想到女儿突然就哭了,等父亲进来时,任凭王兴怎么解释,病人也不相信自己已经治好了。

  患者的一句话让他记到了现在:“我闺女都哭成这个德行了,你还蒙我是早期?”

  王兴告诉“医学界”,“女儿大多心思细腻,感情充沛,对于双亲得病这种事情,她们更多关注的是‘还能不能治好’‘会不会死’‘会不会很痛苦’这些非常感性的问题。”

  但女婿不一样。

  “他们更关心的是‘病要治多久’‘有什么治疗手段,治愈率怎么样’‘每次治疗几天,治疗周期多久’,这些才是有效问题。”

  王兴觉得,女婿能够客观向医生表达家庭状况,做出理性的、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决定,而不是只要生病就考虑卖房卖地,不顾一切。他建议,“女婿应该是患癌家庭的CEO”。

  与病人家属共情

  女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王兴知道病人家属在医疗过程中的难处。

  “一方面要担心病人能否得到最好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疾病治疗带来的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成为病人心理上的依靠。”

  此前,他曾与一位癌症病人的女儿有过8封书信往来,他发现,自责、焦虑、迷茫和非理性是这些病人家属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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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新书《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癌症,它一瞬间击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头脑一片空白,强大的危机感让我想马上行动,但不知劲往哪儿使,该做什么。”

  王兴回信:“如果你知道,癌症是一种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花过多时间陷入到自责当中,非要给父亲的疾病寻找一个原因,而是想清楚你要怎样去面对它……”

  王兴想让大家关注到癌症家属这个群体,“把这组信件放进新书,一方面是想回忆一下陪伴病人的这段时光,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家属的那些酸甜苦辣。”

  他告诉医学界,医生除了治疗外,很难顾及到癌症病人的陪伴、解释、安慰等工作,这些都需要家属们去学习,但他们很容易被互联网上的错误信息误导,“病急乱投医”,最后沦为互相指责。

  这使他决心为病人家属写一本书。但每个家庭情况不同,王兴认为他给出的也并不是终极答案,而是“把解题思路提供给家属参考,怎么去思考、去选择、去和解,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后悔”。

  比如在讲到癌症病人的死亡话题时,他发现网上的抗癌励志故事给很多家属造成了一种“病人就该这样”的错觉。

  “你不能觉得你的老父亲没有像抖音里的癌症病人一样笑得爽朗,也没有像其他抗癌明星一样去爬珠穆拉玛峰,而是经常在家发脾气,就认为他‘太不乐观了’。既然我们没有死过,就不要让癌症病人‘别怕死’。”

  实际上,这些给予病人家属的建议都来源于王兴的生活和临床观察。他有个工作微信,八百多个好友都是病人家属,经常在半夜收到各种提问消息:

  “我的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得了癌症后病人抑郁怎么办?”

  “这个药忘了怎么吃。”

  ……

  王兴会分三个时段集中回复,先解答那些紧急、有效的问题,再抽空向其他人解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话题。

  问的人实在太多,他干脆把高频问题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写进了书里,告诉家属该如何“正确认识癌症”、“选择一家合适的医院和医生”以及“到底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等。

  “这些问题其实都反映出家属们特别无助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拿红包来说,我负责任地讲,有没有红包不会造成医疗质量上的任何差别,医生本身就需要对治疗效果负责,如果治疗本身出了问题,会损失口碑和医院对他的信任,对医生来说没一点好处。”

  王兴也曾收过“红包”,是病人治愈后自己作的字画和书籍,他觉得这就够了,“这些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珍贵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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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家属写给王兴的留言

  一年出一本书,但本职工作还是医生

  从2011年起,看病、手术、科研是王兴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项——写书。

  过去的几年里,他以一天一万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累计出版了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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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参加新书发布会

  作为理科生,虽然从未系统学习过写作课程,但他的新书却很抢手,不到一个月就卖了上万册,登上各大阅读类app的前几名。

  对王兴来说,写书起初只是一项任务。2019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当住院医师,不仅需要负责检查、诊断、治疗、开写医嘱等工作,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帮导师写作科普书。

  写得多了,他想追求点“不一样的东西”,开始创作医学小说,《怪医笔记》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将于明年开拍。

  这给了王兴坚持写作的信心。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除了每周二下午的门诊,其余工作时间他都呆在病房或咖啡厅里,用他的话说是“忙里偷闲写点字”。

  “我的写作时间不固定,比如出差路上、做科研的空档期,或者晚上写三四个小时,一年里只要有这么半个月、一个月,基本就够我写本书了。”

  虽然成为了编剧,但王兴却说自己文笔“一点也不好”。

  “写作需要天赋,在作家圈里我的文笔肯定是最差的,但医疗小说的门槛高,我只是善于把自己的专长放大。”也有读者把他这种“用大白话向病人家属讲清问题本质”的能力称为“非专业的表述,专业的内核”。

  新书出版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郑兴东作序评价道:“没有晦涩的医学知识,只有满满的诚意,希望每个病人都能顺利恢复,希望每个病人的家属都能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一个医生朋友和你一路同行。”还有患者一手拿着挂号单,一手拿着书要签名。

  郑兴东院长表示,要让大家认识到“主动健康”的价值,在没有患病的时候积极预防、筛查,这将和治疗具有相同的价值。“王兴医生这本书正是从这一层面展开,值得学习。”

  虽然累计写了上百万字,但如果让王兴在医生和作家中选择一个更青睐的角色,他还是会选择医生。“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一名医生,写作只是基于医疗土壤上的二次创造,这也是我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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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术台上的王兴医生

  门诊上,王兴能一眼辨认出一个人是病人的儿子还是女婿、女儿还是儿媳妇。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为“翻译官”,由他把医生群体的情绪、选择的出发点翻译给读者,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日常,增进医患间的沟通和理解。

  以往在和患者家属相处时,他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如果以后有问题可以找我。”

  现在他说:“我是肿瘤科大夫,祝你们以后不用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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