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晴锋：印度“毛派”如何解决革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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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度纳萨尔运动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有关它的研究通常从军事战略和政治思想等维度展开探讨，而忽略其经济问题。与纳萨尔运动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对重要的矛盾: “黑色经济”与“红色革命”、革命动力与经济发展。批评者认为，纳萨尔派以“红色革命”之名从事“黑色经济”，以组织化的犯罪经济维系其革命活动; 纳萨尔派一心谋求武装斗争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却无心改善达利特与阿迪瓦斯的生计。纳萨尔派试图在实践和理论上破解这种批判神话，它倡导一种以土地改革和自力更生的经济为核心的新民主。经济根源论有助于理解纳萨尔运动，但它将革命的复杂政治结构和文化逻辑还原为经济过程，忽略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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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 Naxalbari) 爆发农民起义以来，纳萨尔运动( Naxal Movement) 迄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该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旗帜，主张通过人民战争，武装推翻印度资本主义政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纳萨尔派拒绝参与议会政治，认为它不仅无法增强民众的政治意识，反而让人产生幻想，进而妨碍革命运动，葬送革命前途。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纳萨尔运动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文献中，军事战略和政治维度是其重要的考量。本文主要集中探讨与纳萨尔运动紧密关联的经济问题。

大体而言，关于纳萨尔革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印度的很多新闻记者、政府官员以及部分民众倾向于认为“如今的纳萨尔派从事寄生性的经济活动，它以‘红色革命’为名实施犯罪经济之实，即所谓的’黑色经济’”；另一方面涉及革命动力问题，即纳萨尔派控制地区( 主要是部落栖居地) 经济的发展将对革命产生负面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革命意识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偏僻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严重抵消纳萨尔派进行的革命动员，进而使底层民众失去革命的斗志、激情与理想。这两个方面也是当代纳萨尔派面临的主要批评与挑战之一。本文对这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尤其是展现双方的批评与反批评，它的背后主要涉及纳萨尔派的基层生存境况与经济发展模式，最后也对纳萨尔运动的经济根源论进行评析。

一、“萨尔乌达耶”运动

土地问题一直处于印度“红色革命”的核心。20 世纪40 年代中后期，印度共产党领导特伦甘纳地区的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后来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干预下，印度共产党被迫结束该地区的武装革命，并于1951年接受宪政主义的道路。除了印度共产党之外，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和改革家试图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村土地问题。1951 年，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 Acharya Vinoba Bhave) 在当时海德拉巴的鄱查姆帕里( Pochampalli) 地区开展“捐地运动”，这种甘地主义式的方法旨在以非暴力的途径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捐地运动”是“萨尔乌达耶”运动的一部分，它在议会政治体系之外运作，具有法律无法实现的重要社会调节功能。“萨尔乌达耶”运动主张非暴力，根据它所强调的一些原则，甚至连国家法律也是一种无形的暴力。然而，近20年的萨尔乌达耶运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农村的土地问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和其他地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都表明了这一点。此种情势之下，萨尔乌达耶运动的领导者，如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 Jaya Prakash Narayan) 等人，开始向纳萨尔派靠近。对此，印度政府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奥里萨邦的首席部长曾将所有萨尔乌达耶运动的参与者都贴上“纳萨尔分子”( Naxalites) 的标签，认为他们庇护遭到政府通缉和打压的纳萨尔派，还与他们一起共事。

萨尔乌达耶运动与纳萨尔运动都旨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并且两者都认为它无法通过立法手段和参与议会政治的途径加以解决。由于地主和高种姓利益集团采取各种形式的阶级剥削和种姓暴力，并支持地方政府采取国家暴力，因此有些原本信奉萨尔乌达耶的人士逐渐对非暴力手段失去幻想。尽管如此，萨尔乌达耶成员与纳萨尔派之间仍然存在重要差别。纳萨尔派坚定地相信革命暴力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手段，而萨尔乌达耶的拥护者大多不接受暴力，但他们愿意与纳萨尔派一起共同探索合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莫汉·拉姆( Mohan Ram) 曾将这种权宜性的合作现象称为“纳萨尔—萨尔乌达耶综合症”( Naxalite － Sarvodaya Syndrome) 。这表明作为左翼激进主义的纳萨尔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并不排斥与党外社会团体进行协调。

二、“黑色经济”与“红色革命”

近年来印度的公共领域充斥着对纳萨尔派的各种批评，其中讨论比较多的便是它的“黑色经济”或“寄生性经济”。在批评者看来，虽然纳萨尔派的公众形象是捍卫达利特、阿迪瓦斯和其他低种姓群体的权益，但它实际上与印度政府以及各类商业组织保持着广泛联系，它本质上并不关心被边缘化群体的利益。综合各种批评和报道，纳萨尔派“黑色经济”的来源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即非法征税、种植和贩卖毒品以及采矿。

首先，纳萨尔派通过暴力掌控国家行政和军事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并主导地方性经济活动，诸如强制征税、收取保护费、偷猎和非法砍林伐木等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纳萨尔派向村民征税，作为交换，保护村民免遭地主和警察的暴力侵袭。在纳萨尔派的某些控制地区，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每年需要缴纳两周的薪水，诸如蔬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则要缴纳“销售税”，受政府财政资助的学校也被要求捐款。纳萨尔派还征收高速公路税，承包商建造大坝和桥梁等基础设施也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额。如果工程承包商拒绝纳税，纳萨尔派将会封锁公共工程建设。因此，企业若要在这些地区投资经商，要么向纳萨尔派缴纳税费，要么倒闭或退出。

其次，除了征税之外，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纳萨尔派还通过栽培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实现经济上的自我维系。在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等不同邦的交界地，纳萨尔派甚至大面积种植罂粟和大麻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了避人耳目，这些植物往往隐藏在玉米与稻谷等农作物中，以有效防止政府进行干预。但是，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尚有待确证。

最后，纳萨尔派高达40% 的财政收入来自印度中部的三个邦: 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和安德拉邦，这些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森林产品。在“红色走廊”(Red Corridor)  地区，70%的政府资助掌握在村落负责人手中，而这些人通常是在纳萨尔派的扶植下才获得的地位。此外，纳萨尔派还从各类非政府组织那里获得捐赠。

纳萨尔派在其控制区域建立了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平行的地方政权，并且该平行政权采取与国家基层政权相竞争的“平行经济”。印度政府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政府支持的各类开发与援助款项都被纳萨尔派侵吞。纳萨尔派通过敲诈、勒索、种植毒品等所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向国际军火商和腐败的政府官员购买尖端的武器以及其他军需设备，包括军服、通讯设备与医药等。此外，还用于支付各种宣传费用和律师诉讼费，当纳萨尔派的重要人物被国家安全部队逮捕时，纳萨尔派需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近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派的战略动机发生了改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纳萨尔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资源供给，尤其是针对农民进行土地分配，而当前的纳萨尔派主要关注资源获取，以在封闭而偏僻的区域内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混合型的经济特征使纳萨尔派不同于传统的游击战模式和组织化犯罪，它竭力寻求权力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并倾向于血腥的暴力展示和暗杀，因而类似于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的行为模式。为了保持对领地的绝对控制，纳萨尔派不仅参与基层的政治竞争，而且需要通过地方性的经济活动确保财政资源。资源争夺导致纳萨尔派卷入地方性的犯罪活动。

因此，纳萨尔派形成了以敲诈勒索为主要内容的犯罪经济，它以组织化的犯罪活动获得经济收益，并以此来支撑其政治行动。通过这些方式，纳萨尔派建立了一种犯罪型经济模式，它既选择性地与政府合作，又反对政府。总之，批评者认为这些革命者与罪犯之间的界限并非断然分明。从这种角度看，纳萨尔派实际上成为不平等的阶级———种姓制度的维护者和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者，而非社会改革者或政权颠覆者。

尽管如此，不少同情革命的印度政治和社会精英认为，纳萨尔派是自律的和利他的。关于纳萨尔派经济活动的大量负面报道也经常遭到革命者的强烈驳斥。事实上，纳萨尔群体对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支出有着明确的规定。例如《印共( 毛) 的财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 of CPI － Maoist）阐述了党的财政来源，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党员，主要是党费；（2）普通百姓，以现金或粮食等形式;；（3）没收敌人的财产，对象是大地主、放债者等；（4）税收，对象是纳萨尔派控制区域的各类项目工程，以及经商或采集原材料等商业行为，但学校、医院等非营利性机构不属于征税范围；（5）充公，对象是国有银行或私营银行等。纳萨尔派的财政支出则主要包括：（1）维持各级委员会的运作及相关设备的维护；（2）新领地的扩张；（3）军事需要；（4）维持职业革命者的生计；（5）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费；（6） 党的各类印刷品与宣传材料；（7）群众组织；（8）医疗费。其他的财政支出还包括为被压迫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支持。印共（毛） 还详细列出了财政问题上可能出现的违规情况，如贪图享乐、挥霍浪费、擅自使用公款等。

大体而言，纳萨尔派募集资金的来源包括党费、征税、自愿捐赠、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稻谷、烟草等） ，向公司和大资产阶级征税以及没收阶级敌人的财富等。其中，向控制区域内的各类政府机构或商人征税是它的经济来源之一。针对卷入“黑色经济”和腐败的指责，纳萨尔派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这不是腐败，而是征税。在斗争的区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局。因此，我们向那些通过大型发展项目敛聚财富的承包商征税，这些资金将服务于人民。我们利用这些资金加快斗争，在“革命的人民委员会” （RPCs） 的领导下用于各项激进的改革计划。对于如何向人民征税，我们有规章和制度。大型项目的征税要比小型项目多。建造学校、医院、小池塘以及管井等，我们并不向他们征税。我们也对如何使用募集来的资金有成文的规章和制度。我们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集资——那是腐败。我们是为了服务劳苦大众而筹集资金。”

纳萨尔派深嵌于地方性经济，它也从事各种赢利性的经济活动，诸如出售从森林中采集的各类林副产品，或从事铝土矿等矿产资源交易，纳萨尔派将这些利润再投资于其他经济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纳萨尔派的经济模式具有军事化企业组织的特征。但是，纳萨尔派也在控制区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如提供清洁的生活用水、初等教育以及开发性贷款等。在纳萨尔派看来，他们向企业和大资本家征税的性质类似于这些资本经营者对政党进行资助。而且这些钱财主要用于为人们谋福利，也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萨尔派设有独立的财务审计系统，不会浪费这些钱物。因此，不能将纳萨尔派看作是非政治性的和唯利是图的，他们并不是如印度的宣传机器所谴责的那样是一群土匪、强盗和恶霸。

纳萨尔派在印度中东部地区建立了与印度政府既是平行的，也是共生性的“国中之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民主制度为纳萨尔派的持续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印度政府主导下的商业网络为革命群体提供了经济利润。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通常被视为解决纳萨尔派问题的重要举措——即优先发展资助贫穷落后地区，不仅于事无补，可能还会“火上加油”。政府官僚的腐败和对平民百姓的敲诈勒索使纳萨尔派能够在国家经济繁荣中获益，利用经济上的收益来滋养其军事实力并对抗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制度。但需要指出的是，纳萨尔派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诚然极大地促进了其自主性，但也容易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不同革命群体之间相互争斗。例如，在比哈尔邦，这种经济模式曾经导致毛派共产党中心（MCC） 和人民战争群体（PWG） 卷入领地冲突。

三、革命与发展之悖论

很多批评者指出，尽管纳萨尔派的宣传口号是争取社会底层的基本权利，强调社会经济层面的苦难是导致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改善作为其主要参与者的达利特和阿迪瓦斯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向偏僻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源，反而竭力阻碍政府在其控制地区实施各类发展项目。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将对革命产生负面作用。纳萨尔派为了能够继续招募到新成员并维持其意识形态，需要使它的控制地区处于贫穷状态。在一个被重新结构化的社会里，各个群体对他们新的权力状态和社会地位不确定，容易产生紧张关系。

对印度政府而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起到社会稳定剂的作用，底层的人们从新的财富中获得满足感和安逸感，这将阻止他们采取激进行动和冒险行为。因此，纳萨尔派反对和阻挠由政府主导的在占领区开展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工程，同时又谴责政府对农村的贫穷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批评者还认为，纳萨尔派刻意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制造阶级矛盾与对立，为了革命牺牲部落的利益。

尼尔玛兰舒·穆克吉（Nirmalangshu Mukherji）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纳萨尔派并没有显著改善阿迪瓦斯的社会福利，如工资收入、教育、医疗健康或农业发展等。纳萨尔派的主要目的是发动游击战争和夺取国家政权，强调袭击警察和国家机器以及对革命根据地的绝对控制，而不是改善阿迪瓦斯的悲惨遭遇。纳萨尔派并不太关心饥饿、腐败、贫困等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这种革命观念很难与民众之间进行真正的沟通。换句话说，纳萨尔派的主要目标不是社会的或经济的，而是军事的和政治的，也即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新德里的资本主义政权。正因如此，不少人怀疑阿迪瓦斯仅是纳萨尔革命的“垫脚石”，甚至是“炮灰”。纳萨尔派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名义反对经济发展，阻碍企业开发阿迪瓦斯聚集地区的矿产、森林、水和土地等资源。

纳萨尔派认为，只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才能进行彻底改革，发展对革命意识不利，生活水平的改善将削弱革命者的斗志，一旦社会得到充分发展，政府将赢得穷苦民众的心。因此，革命需要穷困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愤懑、抗争和暴力。在彼亚特·查克拉巴蒂（Bidyut Chakrabarty）和拉贾特·库鸠（Rajat Kumar Kujur） 看来，纳萨尔派利用被边缘化群体希冀改变穷困和被极端剥夺状况的心理，以“政治作秀”应付民众真实的社会经济苦难，这限制了它的意识形态严肃关注经济问题。而且，纳萨尔运动从未为那些它所宣称为之斗争的人民提出过具体的经济发展纲要。不仅如此，纳萨尔派为了阻止国家安全部队的逼近，破坏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甚至杀害向政府和警察告密的村民。这些做法使纳萨尔派在知识界和部落群体中自我孤立，并使政府在清剿行动中能够利用部分民众来对付纳萨尔派。

如今，纳萨尔派面临的棘手问题是: 在印度宏观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促使他们不是仅仅满足于眼下的自我物质利益的需求，而是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远大目标前仆后继地投入运动。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诉求大多比较朴素务实，譬如拥有一小块耕地，建立自己的家庭，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子女能受到基本教育，较好的医疗服务以及消除种姓歧视和阶级压迫等。很多农民不愿意长期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在历史上，不少地方出现过经济发展导致瓦解纳萨尔派群众基础的例子。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 最初利用纳萨尔派进入村落帮助他们获得经济独立，而经济条件的改善却疏离了他们与纳萨尔运动之间的依附关系。譬如，1972 年国大党政府在镇压纳萨尔运动之后，在吉利坚人（Girijan） 中实施一些发展项目，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各项优惠政策。

这些发展措施的受惠者后来逐渐远离纳萨尔派。1977 年以后，印共（马）（CPI － ML） 在西孟加拉邦重新获得支配性地位，它在左翼政府的秩序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诸如分配耕地，提高劳动报酬以及通过潘查亚特制度增强地方自治权等，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质疑甚至终结了纳萨尔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纳萨尔运动初期，很多年轻人在经济衰退的就业市场中受挫，因而规避现实政治，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加入纳萨尔运动。这些人后来大多都走出丛林，返回安逸的家庭和职场，或者前往海外继续深造。在今天的纳萨尔巴里，当年参加武装反叛的农民早已脱离了革命运动，而接受议会体制内的政府制定的政治秩序。在曾被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 寄予革命厚望的斯里卡库拉姆（Srikakulam） 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如今，在安德拉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地，仅零星地存在纳萨尔力量。

四、纳萨尔派的发展模式

纳萨尔派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阿扎德（Azad） 曾指出，纳萨尔派实行以人民为导向，自食其力的发展模式。在这种社会发展模式中，人民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将得到充分地释放。简而言之，纳萨尔派倡导一种以土地改革和自力更生的经济为轴心的新民主。印共（毛）（ CPI － Maoist） 特区委员会（Special Area Committee）发言人戈帕吉（Gopalji） 在一次访谈中认为，“21 世纪将会掀起新一轮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浪潮”。

他严厉批评印度政府：“他们（印度政府）对解决普通大众最根本性的问题毫无兴趣。按照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议，政府正在推动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各项政策。他们试图向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的主子抛售我们的自然资源、土地和森林。碰巧的是，这些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西孟加拉邦和奥里萨邦等纳萨尔派强势存在的区域。超过80% 的自然资源都分布在这里。他们知道，除非清除和镇压纳萨尔派，否则他们不能公开地、赤裸裸地向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出售我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纳萨尔派认为，彻底的变革只能发生在革命成功之后。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而印度政府认为，在这些地区只有清除纳萨尔派，确立国家权威之后才能有稳定的发展。在纳萨尔派看来，政府提出的建造公路和桥梁等所谓的“发展项目”只是为了便利警察和准军事部队的进入，它直接导致对当地人造成更多的骚扰，如夜袭村庄、对可疑人员进行殴打、施以酷刑等。针对纳萨尔派忽略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批评，纳萨尔派的一位匿名发言人在2009 年9 月19 日的《政治经济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上撰文指出: “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损害阿迪瓦斯利益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便利了对当地财富的掠夺，驱离森林里的部落和原住民，将他们赶出家园和领地，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一种疑虑认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道路建设，或指责我们破坏能源供应和通讯设施。而事实上，我们的党战斗在为人民争取基本生活福利的前线，我们自己开展一些发展活动，直接造福于当地人们。在这些地方，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初级机构。”

类似地，戈帕吉也指出，印共（毛）并不反对开发矿藏或建立工厂，但是“我们反对的是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只为满足他们的私欲而劫掠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家园。印度政府对于为了改善人们的福祉而建厂开矿漠不关心。这些地区的人们将会被强制迁离，他们将被抛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组织人们反对这种对我们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抢劫。”

纳萨尔派并没有阻止所有形式的发展举措，尤其不会阻挠那些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率的工程，例如在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落的土地上进行的适度开发、建设小型的灌溉工程以及植树造林等。纳萨尔派的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主体和受惠者应该是广大人民。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印度时，真正由人民掌权的政府会考虑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工厂和矿藏将会被国有化，并为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特定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第二，通常情况下，可耕地不应用作采矿或其他用途；第三，如果不得不占用这些土地，必须适当补偿失去土地或生计受影响的家庭，并向他们提供工作、家园以及可耕种的土地; 第四，矿藏和工厂不能妨害生态环境，在开设工厂和启动大型项目时，必须考虑生态因素；第五，在启动工程之前，必须取得人们的信任并能参与工厂和矿藏的管理。

在教育、营养健康、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纳萨尔派做了大量原本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他们建立流动的和永久性的学校，用当地的语言提供数学、科学等常规课程，并且还开设政治教育课。他们引入土豆、茄子、红辣椒等蔬菜种植，分配水果幼苗、养殖鱼、建立辗米厂等。纳萨尔派的流动医疗队为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并为村民提供医疗训练，包括一些农村地区常见疾病的诊断及其救治，从而使被蛇咬、霍乱或疟疾等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疗。纳萨尔派还修筑水库、水渠等水利灌溉设施，促进农业增产。

戈帕吉细述了纳萨尔派在数十年来取得的具体成就：“首先，最重要的成就是劳苦大众、土地劳动者和贫民已经发展成为印度的一股政治和军事力量。在纳萨尔派进行斗争的区域，封建权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斗争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游击军，即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 。其次，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性歧视之后，达利特和阿迪瓦斯获得了社会尊严和地位。如今，虐待妇女、达利特和阿迪瓦斯等错误行为，以及高种姓和外来者在森林地区的统治等都发生了改变。再次，解放森林地区。这些地区以前处于腐败的、镇压性的林业部门控制之下，甚至低级政府职员也极具压制性，他们受控于森林“黑手党”和高种姓地主。现在森林地区是完全解放的，人民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自由地使用森林。同时，纳萨尔派也得以控制森林砍伐。最后，反封建斗争。在纳萨尔派斗争区域的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 纳萨尔派夺取了数千英亩地主的土地，并且在很多地方，地主被驱逐出村落。纳萨尔派还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措施，剩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者和贫农。

此外，纳萨尔派还组织民众为提高工资福利进行斗争，从而增加了工资收入并废除高利贷盘剥；消灭地方犯罪团伙，根除偷盗和抢劫行为；禁止政府让大承包商竞拍池塘、河流、集市和果园等，确保人民使用这些资源；禁止执行由印度中央或地方政府与大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签订的各类谅解备忘录，使其无法掠夺土地等自然资源；成立农业互助社，在落后地区运用新的耕作方法( 挖水渠、井和池塘等) ；以及建学校和医院，根据补贴率给予医药品等。

五、革命的经济根源论

学术界在探讨关于纳萨尔运动的成因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解释是经济根源论。根据这种观点，发生纳萨尔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底层民众( 尤其是达利特和阿迪瓦斯) 的极端贫穷、被剥夺和被边缘化，人们参与革命是为了改善生存处境。不可否认，经济根源论在阐释纳萨尔运动的起源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末，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爆发农民武装起义时，生计问题确实是其中一个直接的起因。但是，经济根源论在现实的解释力方面存在薄弱之处，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纳萨尔运动的根源。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探讨。

首先，以经济利益作为动机的革命运动通常无法持久，因为诸如拥有土地、增加收入等短期的经济目标相对容易协商和实现。然而，纳萨尔运动迄今已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在历史上，纳萨尔革命曾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它出现过高潮和低谷，但从总体上而言可谓经久不息。此外，倘若果真如同很多批评者认为的那样，纳萨尔派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诉求而采取行动，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们以血肉之躯作为暴力抗争的手段，而不是通过其他非暴力的、代价更低的渠道来谋求利益?

其次，如果认为经济贫困会导致高风险的叛乱活动，那么纳萨尔革命者与罪犯之间将无本质性区别，而且这种解释似乎正当化了纳萨尔暴力。因贫困而导致叛乱的观点亦被称作“贪婪的反叛者假说”。将纳萨尔运动归结为社会经济问题显得过于笼统，诸如赌博、卖淫、高利贷等社会问题也可以被视为经济问题，纳萨尔问题不能与它们混为一谈。确实有些政策研究者将纳萨尔派看作是“黑手党”或犯罪集团，但是它忽略了纳萨尔派是一个政治组织，纳萨尔运动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不争事实。因此，现实主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纳萨尔叛乱的起因以及导致其持续的机制。萨尔派进行的是一场社会革命，不是为了谋取私利的纯粹暴力和犯罪活动。在印度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对反叛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地方性的层次上利用民众的怨愤充分进行动员。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无地、失业、穷困和社会剥夺等因素与纳萨尔运动划上等号。

再次，战争与冲突并不都能用恶劣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解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也未必能解决冲突问题。贫困与冲突之间仅存在一种可能性关系，而并非是必然性联系。经济根源论忽略了产生怨愤和导致受害者处境的多重维度，尤其是将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文化逻辑还原为经济过程，这种对冲突原因的经济决定论分析显得过于狭隘。

最后，经济根源论无法充分解释纳萨尔运动的组织者通常是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和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这一事实。革命运动的不少领袖是教师出身，很多中层领导( 尤其在马宗达领导的城市歼灭战时期) 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从一些自传和回忆录看来，这些革命者是有情怀、有理想的。而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纳萨尔派的主要支持者是穷人，并且反对与国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精英。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阿尔帕·沙哈（Alpa Shah）的研究表明，在最初动员阶段，纳萨尔派的得力支持不是来自最穷苦者，而恰恰是地方精英。大多数底层的民众甚至未听说过纳萨尔派，即使听说过也认为这样的组织只会出现在别的地方。纳萨尔派设法解决村落纠纷或社会问题，诸如禁酒、谴责婚外性与婚前性等，但也偏袒农村精英。这些研究都间接反驳了经济根源论的解释。

总之，经济根源论在探讨纳萨尔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也存在局限性。经济根源论将纳萨尔运动视为现有政治体系失败的附生性现象或副产品，而不是一场自主性的运动。而且这种分析过多地聚焦于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忽略意识形态的维度，也即无视文化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而言，经济根源论将革命去意识形态化，它剥光了纳萨尔派的外衣，只剩下唯利是图和唯暴力的怪样。顺着这种逻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印度政府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惠及广大民众，那么纳萨尔运动必然会失去根基而自然消亡。然而，数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纳萨尔运动或许会暂时处于低潮，但作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纳萨尔主义有它深层的合法性根基，并且具备再生性机制，它很难彻底消亡。

六、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与纳萨尔运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即“黑色经济”与“红色革命”、革命动力与经济发展。这也是纳萨尔运动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纳萨尔派不愿意放弃武力，印度政府也不承诺克制暴力，双方长期陷于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印度政府批评纳萨尔派采取寄生性的经济活动，并质疑它利用达利特和阿迪瓦斯作为革命的廉价工具。对此，纳萨尔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其实包含了不同的革命群体，不可否认，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萨尔派真实的生存处境。然而，从纳萨尔派在占领区的实践与自我辩护来看，这些批评不乏污名化和抹黑的成分。纳萨尔派在其控制区域内也实行了一系列可持续的发展措施，在改善民众的生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根源论有助于解释纳萨尔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由于印度独立后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穷困、饥饿、压迫、剥削等不平等现象，而资产阶级有意识地维护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以继续统治和剥削底层民众，这是导致社会底层倒向纳萨尔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经济决定论忽略了意识形态的维度，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纳萨尔主义在维系和动员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1年11月18日

来源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3期

原标题为《【研究分享】｜ 王晴锋：红色革命与黑色经济：印度纳萨尔派的经济问题》

作者王晴锋，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问题和政治社会学

本期编辑：穆祎璠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