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书生从商第一人

此时，他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便联合南通当地的6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典当行的朋友，打算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

但是张謇热血沸腾，现实却冰冷残酷。纱厂除了原始投资之外，还公开向社会募集六十万两资金，结果应募者寥寥。张謇几月奔走下来，一无所获，盘缠花了个精光，最后靠摆摊卖字才凑足了回家的路费。

他甚至还跑到寺庙、道观募资。他放下了读书人的尊严，厚着脸皮去宣讲自己的理念，而善男信女、住持道长却疑惑地问他：“什么是工厂？”

一年多以后，朋友也开始怀疑他，纷纷撤资。

直到纱厂即将开机时，募资都不顺利。实际招募的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再加上各项开支，已用去19万两，而这只是前期投入的资本。

纱厂开动后，每天仅是维持正常的运转就需要万两资金，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根本就维持不下去。无奈之下，张謇打算把工厂出售，可是对方贪心过重，压价过低，只能作罢。

筹款四年多，张謇心力交瘁，在上海奔走筹款时，甚至差旅费都没有着落。站在黄埔滩，看着涛涛江水，张謇长吁短叹，泪眼簌簌。

时任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了一个“官商合办”的路子，当时官办的南洋纺织局有一堆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批设备折合成官股入资。

张謇大喜过望，全盘接收。

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高兴早了。这批机器积压过久，日晒雨林，包装木箱都已破损，利器零件大多锈坏，仅是搬运擦锈就耗资六千两。

雪上加霜的是，他还被同乡盛宣怀坑了一次。当时红顶商人盛宣怀答应帮助张謇融资，但签订合同后发现油水不大，便撒手不管了，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

在信中，他诉说自己处境是“此时焦灼，甚于然眉”，虽然“多方调度，皆系小数，且不过仓猝应急”，二十几天后，他再次致信盛宣怀，既对盛的失信不满“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又晓之以情，说自己举步维艰，省之又省，还缺十五万，最后又抱着一线希望，说实在不行，可以先借五六万金，一年为期。（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但盛宣怀左右推诿，顾左右而言他，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兑现。张謇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无法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官商合办的念头自此断绝。

这种无奈，也使得张謇的企业成为晚清企业中少见的“绅督商办”模式，他也“被迫”成为中国民营实业家的先驱。

5

天地之大德曰生

1899年5月，费时四十四个月后，张謇的纱厂在南通城外的唐闸艰难起步，取名“大生纱厂”。厂名源自于《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寸得尺，尽可能的心而已”。（见《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1985年）

在大生纱厂开机的四天前，张謇派人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一幅对联，翁同龢勉励道：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大生纱厂的办事厅。

尽管创始之初举步维艰，但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支付成本和官利后，还有七万八千多两余利。

这让很多本想看热闹的人不仅大跌眼镜，而且眼红。

历史学者傅国涌将大生的成功归结于成本可控，管理先进，领导有方。

首先，南通靠近棉花原产地，大生纱厂能够以低廉价格拿到优质棉花；其次，当地工人熟练，农家十二岁的女孩就会纺纱；而，且工人工资低廉且地理位置优越，本地市场就足以消化大生的产品。

同时，大生工厂的管理细致有方，《厂约》对接待客人的饭食，都有详细规定，“平时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除《厂约》外，还有25个章程，195条规矩。

当然，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张謇，他仿佛具有天生的商业管理才能。这对于大生纱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靠资本占股来维持，甚至最初的1300两资金中，700两还是朋友垫付的。在股权结构中，他只占百分之零点四。

这种依靠个人领导魅力，而不是占股比例来控制公司的做法，在后来的企业家中依然有着传承延绵。例如任正非，张瑞敏，都是在公司占股很少，但是影响力巨大。我们难以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张謇的影响，但冥冥中，这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显示着张謇式的商道不绝，后继有人。

大生纱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謇的信心。1907年，张謇决心开设二厂，尽管地理位置不如一厂（大生纱厂），但二厂盈利能力依然可观。1917~1921五年间，二厂的纯利就有五百万两以上。

这使得张謇雄心勃勃，他决心继续增建七家纱厂，但最终办成的只有两个，并且自始至终，盈利的只有一厂和二厂。

值得注意的是，大生纱厂一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一是技术上长期依赖外国人。外国技术员不仅索取高额报酬，而且每月到厂次数屈指可数，合同规定，只要机器正常运转，技术人员不到厂也可以照拿工资，甚至聘请西餐厨师，修建专门的小洋楼供技师居住。

二是产品长期依赖南通周边市场，外部市场一直没能建立，本地市场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危机。

但此时的张謇，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他正痴迷于创办更多的公司，修建更多的厂房。后来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昌纸厂、复新面粉厂、懋生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冶厂等。

如果你认为张謇这是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就完全低估了张謇的商业智慧。他的目标，是打造完备的产业链。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分出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印书局的印刷用纸；办复新厂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劳力，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给大生提供棉花；办冶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如织布机、轧花车等），同时也可以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见《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张謇的商业思路完备，商业模式完整。

这种全产业链的经营理念，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6

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企业正办如火如荼时，张謇的行为却开始让人看不懂了。

他持有巨额财富，却十分“抠门”。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袜子破了总是打补丁，要补到无法再补才换新的；平日走路看到一枚钉子，也要捡起来。从不赌博，也很少喝酒，对享乐的事情一概不上心。

但人们常在南通的街道上，常看到穿青衣，戴小帽，脸庞消瘦，胡子花白的张謇，整天坐着独轮小车在城里穿梭，行色匆匆。也不知道整日在忙些什么？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那是为学校选址，筹划办教育。

其实这个念头由来已久，张謇的商业理念是“营志重于营利”，他的社会理念是“父教育，母实业”。他办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要高涨得多。

在大生纱厂建成的第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院系调整时分拆，成为后来的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等共同的前身之一）。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所现代意义上的示范学校之一，仅次于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

1903年，张謇将一座寺院改建成一座学校，此后常住于此，开学前夜，张謇深夜还拿着锤子，在每个学生宿舍的门口钉名牌直到深夜，甚至厕所和厨房也要亲自检查。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能清洁。”

有了校舍，最重要的还有老师，他先后请来了王国维教伦理学，请陈衡恪（即陈师曾，系陈寅恪的哥哥）教博物学，还有八位日本籍的外教，并请章太炎、杜威等国内外名人前来讲学。

学校走上正轨后，他又前往日本考察。这次考察给日本新闻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人发现这位成功的企业家的访问并不是走马观花，他对学校的建筑，学生作业极为关心，甚至包括学校的课桌、椅子各种尺寸都要一一测量记录，甚至儿童做游戏用的玩具也看得很认真。

截至1925，张謇仅在南通市就创办了三百二十九所初小，二十一所完小，两所初中，一所省立中学、两所师范学校。

而他参与创办的学校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细数，很多知名大学背后，都有张謇的身影，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南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暨南大学……

对于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办学。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曾经解释说，这是从德国俾斯麦那里获得的启示，他力图通过教育挽救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他深知办教育不能仅凭热情，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只有先办实业，实业与教育应该相互灌输、相辅相成。

而江南小城南通，也因为张謇，而成为中国最先走进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

1896年的《纽约时报》如此描绘：

“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烟囱对中国人的封建迷信是个重大打击，是对所谓风水观念的极大挑战，此前，中国民众是多么崇尚迷信和风水呀！毫无疑问，现在他们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说。”

1910年，日本经济学家上冢司详细地描写了他看到的南通：

“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

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见《上海社会与纺织科技》，廖大伟，杨小明，周德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在当时的中国，南通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会治理的模范，各地来南通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南通街头没有乞丐和流浪汉，因为当地企业几乎吸收了所有的劳动力。除此外，还有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盲哑学校…….

1920年上海英文报主笔鲍威尔参观完南通后，直接称呼其为：

“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而作为一手缔造了新南通的张謇而言，他做这些事情并非一时起意，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行为哲学：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这种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的理念贯穿了张謇的终生。

他办实业，并不是为了赚钱，“他回南通办纱厂怀的是政治家的视野和抱负”，要实现救亡图存的士大夫价值追求。（得到APP《蔡钰·商业参考》）

他办教育，也不是因为有利可图，是因为“立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

他开办渔业公司，也不是看重了利润空间，是因为他考察完日本后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渔业和航政范围在哪里，国家领海主权就在哪里。

用今天的话讲，张謇早已超越了企业家单纯追求利润导向，他一直在思考当时的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富国强民。

7

得寸进尺，草木同生

晚年的张謇慨叹道，“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1916年6月6日，这位清末的老状元在得知自己的学生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新皇帝的闹剧后，对政治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君主立宪的清王朝，还是不知崖畔的新政，他都不抱希望了，他只想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教育入手，以南通为根基，做一点故乡建设而已。

只是天不遂人愿，大生公司的形势也是陡转直下。

一战结束后，留给中国纺织市场的红利突然消失，原材料猛然提价，国外纺织品倾销，加上此前各种福利建设完全依靠大生纱厂注资，投资过度扩张，本小事大，激进投资，此前潜伏的危机一一浮现，大生一下子被逼入了窘迫的境地。

不仅如此，张謇还要面对股东的指责诘难，其本人也是满腹委屈：在大生兴盛时，那时人人都说好，创办福利企业大家都称赞，现在遇到不顺，就人言啧啧。

即便大生完全失败，张謇自问也是不违本心。但外人却并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股东大会不欢而散。

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向国内外寻求资金的支持。但直到最后，最后的救命资金也一直没有盼来。

事实上，当时如果有资金注入，他的大多数企业还是能够正常运转，日后加以合理管理，企业重新运转并非不可能。

但历史没有给张謇这个机会，张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生日渐衰落，这对晚年的张謇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去世前的二十几天前，张謇还抱病前往长江堤上勘察，他在最后的一则日记中记录了当月的活动：

“读《左传》，日课一诗。早六时至姚港东，视十八楗工”。（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张謇的一生，深刻注解了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少年投身功名，屡屡受挫；

青年游历四方，郁郁失意；

中年国穷民弱，投身实业；

晚年国家动荡，企业盛极而衰。

如同后人张瑞敏所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企业的命运只有踏上时代的节奏，才能焕发出生机活力。

对于张謇而言，他至少踏上了两个时代的红利。

一是清末重商主义兴起，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情绪浓厚。两者叠加让张謇意识到，即使自己像老师翁同龢一样位极人臣，国家最终依然摆脱不了积贫积弱，受人欺侮的命运。

只有办实业，昌教育，才能兴国家，这为张謇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价值依托。

特别是救亡图存的心境在甲午战争后弥漫于整个精英阶层，“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不曾有过的”。（见《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兴办实业成为仕途之外的第二条道路，张謇是趟这条道路的第一人，并且走通了这条荆棘遍布的险路。

第二个红利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忙于战争，给中国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当时代的红利消失：一战结束，企业竞争力客观上无法培育时，衰败也是预料之中。

但我们分析时代对张謇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企业家自身的素质与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最终站在时代的前面，而没有被时代的浪头卷走。”（《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从个人的进化而言，张謇特别值得称赞的一个地方是“得寸得尺”——“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从大处着想，从小处入手。

科举屡试不第，转身去做幕僚，幕僚不得志，转身去经营村落，他的一生都在辗转腾挪。

他办教育，是从测量学生课桌开始；扩充企业，是从考虑利用企业废弃物开始。

他的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追求，又有浓厚的务实主义色彩。做一分，进一寸，不求雷厉风行，颠倒日月，只是一步一个脚印。

虽然这样的故事讲起来不够绚烂，但从大尺度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这种温和执着的努力可以被大多数人效仿，持续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出自张謇的一个重要演讲。

1922年，张謇70岁，在他筹建的第三养老院落成之际，他讲了一席话。除了“得寸进尺”之外，他讲的“草木同生”，亦足以表示张謇一生所秉持的理念。

他说：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张謇，“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

1926年8月24日，张謇因病逝世，葬于啬园，享年74岁。依照他生前意愿，殓服为大生纱厂的织布所制。

1966年8月24日，张謇葬后40年整，其墓被红卫兵砸开，里面没有任何贵重物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颗牙齿、一束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