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大师的悲歌：“宫崎骏们”正消失在风和唾沫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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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不清左右是什么情况？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个医学生，他大概率会告诉你，这可能是胼胝体异常。
比如之前豆瓣上蹦出的那群，号召大家抵制“日本鬼子”“右翼导演”“披皮右翼”宫崎骏，给吉卜力的动画作品打一分的人。
说简单点，就是有点子大病。
他们犹如复读机一般，把别人说的“名为反战实为反战败”挂在嘴边，成了他们的万能批斗话术。
不过“宫崎骏是右翼导演”这个论调并不新颖，或者说，一直以来都存在类似的声音。
虽然如果强迫自己用脑子想一下，隐约可以将这些人的论点理解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
宫崎骏是什么人？
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日本动漫人里的老左派，曾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多次表达反战主张，曾敦促安倍晋三承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要求日本社会对此进行痛彻反省。他为了反对安倍修宪，还专门出过宣传册，公开批判安倍政府并敦促就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赔偿。
对于宫崎骏，迪士尼说他是“动画界的黑泽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称其为“日本动画界的良心”。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狙他为“右”，那也该知道，为什么整个日本社会，都会觉得他“左”。
即便你不想讲公理，只想讲功利，那么也应该铭记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要知道，你对日本左翼漫画家和他们作品的无理谩骂，对日本动漫不加辨别的抵制，又何尝不是在侵蚀日本左翼漫画的生存空间与话语权，让那些真正的右翼分子暗中偷笑。
从广义上讲，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权保守派中的强硬派，持极端民族主义，尚武；而左翼多秉持国际主义观点，讲究平等。
以这个标准衡量，日本动画与漫画界有着极为突出的左翼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主流地位，大家频出，经典无数。
不夸张的说，从75后到95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童年，都被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过。
1.宫崎骏，跨越时代的左翼旗手
虽然轻易论左右并不是个好文明，但如果放在霓虹，许是个正常现象。
在日本，有勇气扛起政治立场大旗的艺术家和动/漫画作者，并不在少数。
比如宫崎骏。
宫崎骏出身一个军工家庭，幼年时在日本战败的背景下成长。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其父经营着一家造飞机的军工厂。
他爸这个“精明”日本男人，一方面拿家人当挡箭牌拒服兵役，一方面又为了缩减成本给前线输送不合格的军工产品，发战争财。
这只是大人的伎俩吗？还是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很久以后，宫崎骏说自己的父亲也对战争负有责任，但在当时，这种自我与周身的观点对立，无疑是青春期少年难以消解的一部分。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天空、飞机，个体和世界，成人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几乎充斥了吉卜力成熟期的所有作品。
自传性质的《红猪》与飞行员伯鲁克
身为被家族里被“关爱”的次子，宫崎骏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他1963年进入东映，隔年，为了维护劳工的权益，东映开始工会运动，宫崎骏担任书记长，副委员长是高田勋，宫崎骏后来的老婆大田朱美是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
大田朱美的父亲大田耕士是日本著名的版画家，早年曾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创作了很多反映中国工人运动和解放斗争的作品，结集成《中国现代版画：反帝与解放的斗争美术》等书。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是鲁迅
宫崎骏曾自陈自己走进动画这个行业，是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美术片的影响。他喜欢中国元素，喜欢上影的美术片，研究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巧合的是高畑勋也热衷此道。
宫崎骏和高畑勋的孽缘从东映开始，两人艺术审美和政治观点类似，都又一起跳槽到A-Pro（后来的虫制作），在A-Pro做了因中日建交而发起的项目《熊猫家族》，再后来俩人又一起去了瑞鹰（ Animation的母公司）。
有人认为，《熊猫家族》是《龙猫》的前身，
这种来自东方的动物才是龙猫性格的底色
在瑞鹰他作为监督制作了大热TV《未来少年柯南》，事业本该如日中天的宫崎骏，在转入东京电影新社是遭遇了滑铁卢。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剧场版动画《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票房惨败，紧接着几部电影企划都被驳回，包括《幽灵公主》的前身。这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叫德间康快。
德间康快是德间书店老板，在日本战败前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曾在战时被右翼分子打断牙，还曾受到周总理接见。中日建交后，他更是积极促进中日民间友好，为中日文化交流极力奔走，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因他而得到投资，高仓健被国人所熟知的《追捕》也因他得以被引进。
他还是《追捕》的制作人
就是这样一个左翼硬汉，拉了低谷时的宫崎骏一把。
1982年，宫崎骏为维持生计，在德间书店的 《Animage》杂志上连载《风之谷》，两人相识后，德间康快当即决定，支持《风之谷》的动画化，并为他和高畑勋投资兴办工作室，这才有了吉卜力。
因为宫崎骏和高畑勋，还有德间这种大金主，吉卜力一度像一个左翼佬的大本营。
凡吉普力出品作品，无处不充斥着一种“反思”——对战争的反思，对人类行为的反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红猪》的主角波鲁克说自己宁愿做一头猪，也不为法西斯服务；为了抗议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千与千寻》奥斯卡获奖后宫崎骏甚至没有赴美领奖；《萤火虫之墓》和《起风了》干脆就是反战电影……
再说高畑勋。
从东映开始，就是高畑勋力排众议提携了宫崎骏，即使在后来，他的名字逐渐排在了宫崎骏的后面，在观点上偶有冲突，但两人依旧站在一起。
高畑勋在吉卜力做《百变狸猫》，没忍住将东映时代的自己和宫崎代入其中：冷静的正吉是高畑勋，而激进的权太是宫崎骏
而且，高畑勋才是之前引起争论的《萤火虫之墓》真正的监督。
《萤火虫之墓》改编自野坂昭如的小说。野坂昭如中学期间遇到神户大空袭，还是少年人的他像清太一样，独自带着一岁多的妹妹逃难。不幸的是，后来妹妹因营养不足而死去，只有野坂昭如一个人逃了出来。他永远忘不了她瘦弱干瘪的模样，也永远懊恼着没有照顾好她的自己，这才有了《萤火虫之墓》。而把它搬上荧幕的吉卜力，想必也并不认为，硝烟和战火是对一个民族的“表彰”。
不同于某些吹毛求疵的声音，大家对这部影片更普遍的理解是，它讲述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尤其是对平民的伤害和摧残。站在质疑者的立场上，可能会觉得二战时的日本作为法西斯侵略者，挨两颗原子弹是“一报还一报”，而这部电影在替军国主义“喊冤”。
可对于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恰恰相反，无论是在当初还是现在，秉承着战争正义论的这群人，并不觉得宫崎骏和高畑勋这样疯狂抖落自己底裤、批评战争的人属于“自己人”，而是给反日分子“递刀子”的人。
《“捕风者”宫崎骏——动画电影的深度》的作者秦刚认为，“宫崎骏对作品情节的构思，一方面反映了导演宫崎骏自身的历史认识与现实思考；另一方面，也代言了一部分战前出生的日本人对于历史问题的负疚感，以及希望历史问题早日得到解决的愿望或集体无意识心理。”
但这样的立场和对正直“执迷不悟”的态度在现如今的日本社会——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看来，不但难以理解，还充斥着一种“胳膊肘往外拐”的稀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老爷子确实有点傻，把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
当然这么说可能也是“格局小了”，毕竟宫崎骏赢得了全世界。
2.手冢治虫和宫崎骏，
对立的“双轴”
在日本漫画界扛起左翼大旗的，宫崎骏并不是第一人。
真要论，那还得是战后日本动漫的开山鼻祖，“漫画之神”手冢治虫。
开辟了日本战后漫画产业格局的手冢治虫，有一个重要理论，被总结为“手冢治虫的漫画三原则”：不可用战争或是灾难的牺牲者开玩笑；不可对某些特定的职业表现出轻蔑；不可拿民族、国民或大众开玩笑。
虽然这三原则在低幼二次元掐架时总是惨遭离谱滥用，但回归手冢那个年代，他会以此为原则，多少是因为他幼年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开始创作时，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
手冢治虫出生于1928年，他的青春期是伴随着战争度过的。但奇怪的是，手冢治虫从没有明确地在作品中倾诉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他的作品从来透露着一种宏大的宇宙和时空观，以及对人性和个人成长的关心。他曾经说：“只要是生命，不管是人类或其他生物，都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人类不过是在这生命共同体中生存的一份子。”比起局部地区、局部气候短暂时间范畴内的纠葛缠斗，他仿佛更加关心一种除此之外的，更宏大或更细微之物。
区别于脍炙人口的《铁臂阿童木》和讨论生存与哲学等严肃命题的《火鸟》等代表作，手冢治虫的一些短篇作品，可能更能看出他对历史真实的态度。
比如《奇子》和《告阿道夫》。
《奇子》的故事开始于美占时期的日本，一直讲到经济复兴的1972年。男主角仁朗是日本农村淀山的大地主天外家的次子，战后回国，却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父亲与大嫂私通生下的孩子“奇子”。在二十多年间，这个乡村地主家族夹在时代的裂缝里逐渐扭曲：家族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没落，男人们纠葛而扭曲的欲望，父权和人权的对立。家族中的的长子为了遗产风险并杀害自己的妻子，他的妹妹志子参加了左翼运动，而次子仁朗却决定效忠美军……
种种必然和偶然的推动下，给无辜的奇子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目击了哥哥的犯罪现场，她被家人关在黑暗的地下室十年之久。
在那个年代，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三年，但对于日本国内而言，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日本政府在美军的压力之下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措施，虽然在历史态度上，此类改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平民的悲剧仍在继续，而军国主义思想依然蛰伏在很多人心里。
比如在故事开头，次子仁朗作为战俘被扣押海外，辗转几年后回国，却劈头迎来父亲的一通责骂：你为什么没有为国捐躯？
强调个人牺牲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之深，从这句话可见一斑。
彼时，日本本土多方政治力量纠葛，部分右翼作为军国主义余毒在民主改造中被清理；新成长起来的左翼人士希望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其中一部分人效仿社会主义运动抵抗美国的变相统治；还有一部分人受利益和其它因素的驱使服务于美方——比如《奇子》故事中的仁朗。他在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中，成为了美国军方的间谍，参与谋杀抵制美方动作的左翼人士。
奇子之所遭遇长达十年的幽禁关押，正是因为她无意中看到了哥哥协助暗杀左翼党派人士的血衣。
而《告阿道夫》（又译《三个阿道夫》）则是手冢晚年的作品。他在55岁、饱受癌症折磨之时，以二战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关于希特勒的自述为灵感，创作的一篇反战漫画，其中涉及到一个传闻——希特勒是犹太人。
《告阿道夫》讲了三个阿道夫的故事。第一个“阿道夫”，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故事讲的是围绕着一份希特勒血统证明而产生的，关于信仰、责任、战争和无数普通人鲜血的故事。第二个“阿道夫”，是一个由反法西斯人士转变为法西斯的少年，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变成恶魔的故事。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经历了数次转化，洗脑与反洗脑，最终他自以为所坚持的、有意义的一切，一切随着第三帝国的瓦解而崩塌。第三个“阿道夫”，是一名以色列的犹太人士兵，在与另一名巴勒斯坦人考夫曼的争斗中，折射出上世纪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漫长的宗教和民族纠纷。
三个阿道夫的线索，由一位日本记者串在了一起。在故事的结尾，日本记者峠草平在第三个阿道夫的幕前，拿出了这个故事的手稿。
不同于以“人”为视角的《奇子》，《告阿道夫》这种上帝视角式的叙事，更能看出手冢对张正、国家和民族的态度。
这是三个故事吗？这也许是一个故事。他们是三个人吗？他们或许，只是同一个人。
多说一句，作为日本动画史上的“双轴”之一，虽然宫崎骏对于手冢开辟的动画模式经常心怀怨念——他早年间参与工人运动正是为了反抗薪酬与工作量的不平等，而这一薪资体制是由手冢所奠定的——甚至在手冢去世时说出“‘虫制所作’的作品我不喜欢，甚至是很不以为然……他迄今的所言和主张全都是错的”的这种话，但他反对的角度多与产业模式和动画制作理念有关（比如动画成本问题，TV动画的盈利模式等），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在作品观念和情感内核上存在对立。
像同样讨论人与自然关系、对生命的崇敬与热爱的《森林大帝》和《幽灵公主》，以及讨论人与工具（机器）之间关系的《大都会》和《天空之城》。
有些人觉得，宫崎骏对手冢治虫有怨念→手冢治虫的动画受到万氏兄弟的影响，他还有看起来很左很人民的“三原则”→手冢是好人→与他唱反调的宫崎骏就是右派。
这个就很搞笑，就像无数的二极管连起来也难称一句逻辑链一样，人如果能如此简单地被正和反、屁股和脑袋所定义，那我们大概就不会有美丽的传说和故事，以及灿烂的艺术和文明。
正是人类的复杂性，撑起了人类文明灿烂的穹顶。
3.藤子不二雄，
天真又严肃的“恶政隐”
随着时间的推演，在手冢所开辟的“新TV帝国”里，“给孩子看的动画”逐渐成为主流。一些依然沉浸在50年代“传统意趣”里的创作者，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调转船头，换一个市场重新开始耕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个新的“下沉市场”里夹带私货。
比如藤子不二雄。
藤本弘（左）与安孙子素雄（右）
藤子不二雄是原名藤本弘的藤子.F .不二雄和原名安孙子素雄的藤子.A.不二雄所组成的创作组合。1944年，藤本弘小学校五年级时，认识了安孙子素雄。由于俩人都对漫画创作充满了热情，所以很快成了好朋友。初中时两人就开始合作制作漫画同人志，并不断向漫画杂志、报刊社投稿。后来，两人一起前往东京，并开始使用共同的笔名藤子不二雄，直至1987年拆伙为止。
虽然藤子.F .不二雄近年来，经常跟“右翼代表”宫崎骏摆在一起。但作为一个敢在自己代表作里高声欢呼“日本战败了！”的创作者，他看起来从不缺乏大和民族自我反省的“珍贵美德”。
关于藤子.F .不二雄的政治立场的争议由来已久，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对其代表作《哆啦A梦》的口诛笔伐。
早在2014年，《成都日报》就发表过一篇评论员文章《警惕日本用哆啦A梦培养更多日本友人》，其中直指因日本动漫产业的流行，而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同时，也有网友指责《哆啦A梦-遥控模型大海战》漫画中使用旭日旗。
日本国内与我们声音正好相反，2017年水田重制版《大象与叔叔》播出后，主人公高呼战败的桥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日本右翼群体震怒，大呼其“反日”“侮辱日本”。
一些日本人真诚发问问：“日本战败了是可以笑着说出来的台词吗？哆啦A梦作为一部动画给孩子们关注这种观念好吗？”
事实上，正是因为藤子.F .不二雄画着给孩子们看的漫画，他才会秉持着如此的态度。
二战结束时，藤子.F .不二雄才12岁，像很多旗帜鲜明反对战争的左翼大师一样，他的童年经受过战争的荼毒，在青春期又赶上了美占时期，传统而保守的民族主义观点和军国主义思维，同美国味儿的民主开化思想鲜明对立，并长期拉锯。
这塑造了包括他在内，整整一代创作者的政治怀疑精神——面对社会思潮拥有自己的立场，并更多地摆脱民族主义，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
在《哆啦A梦》中，从来不缺少讽刺战争和关乎人类命运的主题，除了反复提及的环保主题外，关于战争反思的篇目也并不少。
在《白百合般的女孩》一话中，大雄听说了爸爸关于一个女孩的回忆之后，回到了爸爸的童年，也就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穿越后他发现，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学生都被信奉军国主义的老师拉到田里强制劳动了。在这篇中，大雄的父亲在受到帝国主义摧残后甚至想离开人世，而大雄变成美少女拯救了他。
在《大象与叔叔》里，作为反派日本军官为了所谓的战争要杀掉大象，“就算是动物，也应该为了国家去死。”而随后在爆炸中险些丧命的他，却被自己一门心思想要杀死的大象救了。此外，无论是漫画原作，还是水田的重制版动画，对东京大轰炸、民众疏散、原子弹爆炸等场面都进行了客观描写。
这篇里的日本军官形象像极了抗日神剧
《大雄的创世纪日记》中，平行世界里的地下文明为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发动了战争，一方面暗讽了二战中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另一方面还黑了一把宗教战争。
再回到那篇备受指责的《遥控模型大海战》。大雄攒钱买的遥控玩具船被小夫用另一艘玩具船“大和号”撞坏了，为了报仇，大雄和哆啦A梦变小之后跑到“大和号”上，手动控制玩具船，还挂起了日本军旗，唱起了军歌。结果，艘玩具船“不幸”被遥控飞机击沉了。
在这篇里，身为主角的大雄和哆啦A梦不再是正义的化身，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这篇所讽刺的，真的是妄想通过不正当手段控制玩具船，以报复对方的大雄吗？不尽然，被藤子.F .不二雄yygq的，分明是纸糊的军国主义。
“历史上的大和号还真是被飞机击沉的。”@知乎 燃烧的南瓜
除此之外，《哆啦A梦》所讨论过的关乎人类命运的话题，还有石油危机、全球变暖、动物保护、宗教主义等，但即便是这样，有些“胼胝体异常”者依然觉得藤子.F .不二雄的作品里将日本人美化成了受害者。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毕竟，像《紫日》里那个对杨玉福频频恩将仇报的、被军国主义洗脑的少女叶秋子，她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呢？这不是能依靠逻辑和立场回答的问题。
它的答案，该源自身为人类的情感和直觉。
在国内，藤子.A.不二雄的名气较之前者可能稍逊，但他有一部非常厉害的漫画——《毛沢東伝》。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部漫画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刻画相当到位。
但就像宫崎骏对60年代之后的中国持保留意见一样，虽然藤子.A.不二雄在后记中也明确表示他对于后来的人物功过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同时对运动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但这与我们的历史观并不违背——
或者说，这正是一个左翼漫画家正常的立场。
4.那些曾经的“左翼”动画/漫大师
对于日本右翼势力而言，左翼群体中比较“可恶”的人还要数《日本人与天皇》的作者雁屋哲，以及《国家燃烧》的作者宫本宏志。
雁屋哲1941年出生在北京，童年在中国度过，战争结束后撤回日本。他小时候因为自己经常患病所以想当医生，长大后却又因为东大压抑的校园气氛而放弃。他上大学时曾说，“比起留在大学，更想了解生动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大学毕业后进入电通，过了3年9个月的公司职员生活。但是，他因为不能适应作为职员的生活，所以开启了自己的漫画作者之路。
除了痛骂天皇制度的《日本人与天皇》外，他的代表作《美食大挑战》并不是一部只关心美食的漫画，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
例如，他在作品中将描写东日本大地震后的部分取名为“真实的福岛”，还因为描绘了因为食用被核辐射的农作物而流鼻血的桥段，遭到日本右翼媒体大肆批评，称其为在漫画作品中污蔑政府以愉悦平民”。
他还在《美味大挑战》里，塑造了一个华侨领袖式的人物周德怀（不说了自己品）。
雁屋哲可能是因为本人又左又低调，明明创作过《美味大挑战》这么有名的作品，在日本的新闻网站上却只能找到关于雁屋哲的零星负面新闻。
而本宫宏志就很不一样了，他是个靶子。
本宫宏志是Jamp早年间的两大台柱之一，比起他本人，人们可能更熟悉他徒弟车田正美。
本宫宏志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很有感情的漫画家，画过很多中国题材的漫画，比如描绘三国的《吞食天地》和楚汉争霸的《赤龙王》。而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国人熟知的，可能是他那部因被日本右翼势力施压而封杀的《国家燃烧》。
《国家燃烧》连载于集英社的青年漫画杂志《Young Jump》上，开篇主人公带着“满洲自治”的理想来到了9·18之后的中国东北，但在和关东军开始频繁接触后，这个充满右翼味道的开头打了个急转弯——
主人公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暴行，以及东北抗联舍身往死的英勇斗争后，对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目的产生了质疑，认识到了所谓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遮羞布。
这两期的《Young Jump》出版后，立即招致日本某些人的不满，有人写信、打电话到编辑部表示抗议，有人攻击本宫宏志“篡改历史”，甚至还有人攻击出版《Young Jump》的集英社。
彼时的日本首相还是小泉纯一郎，小泉在任时期日本右翼分子大行其道，例如强制修改教科书，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等离谱的事件频繁发生。《Young Jump》所面对的是20～30岁左右的青年群体，在千禧年初，这部分人群中最大的也是生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70后，身上裹挟着自由思想的尾韵，面对二战时那段稍显遥远的历史，他们一方面持有怀疑态度，一方面又颇具探索精神。这引起了时任当局的警惕——不平思想何以平天下，年轻人太有主意那还了得？所以，《国家燃烧》仅刊载两话后，便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强压下被迫腰斩。
《新干线》的主编驰骋在他2004年的社评里说：“号称自由开放的日本，容得下几千部《战争论》那样的右翼漫画，却容不下一部《国家燃烧》。”
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确实令人扼腕，但回头来看，连《萤火虫之墓》和《哆啦A梦》都容不下的人又是谁呢？
这个问题，是不是细思极恐？
那么，什么才是更让人“畅快”的东西呢？
从上世纪的金融泡沫中走出来的日本，如今已经很少有像《火鸟》《银英》之类主题宏大的史诗级作品了，比起关心人类命运和星辰大海，被残酷现实被迫拉回当下，专注于一粥一饭、一日三餐的日本人，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群体性与人本位的社会学命题。这成全了一批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发光的左翼创作者。
比如在《赤足小子》中以自传的形式仔细描绘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凄惨景象，扒光日本军国主义底裤的广岛漫画家中泽启治；
“近代三部曲”的作者，毕生的无政府主义斗士，“高达”系列奠基人之一的安彦良和；
安彦被逮捕的新闻和
其代表作“近代三部曲”之一的
《虹色的托洛斯基》
画出反映日本“全共斗”运动长篇漫画《レッド RED 1969-1972》的山本直树；
爱好在作品中习惯性影射军部右翼，十分热爱把军方、秘密公安塑造成反派的押井守——六十年代中期，他还是积极参与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还因此被日本公安盯上，继而被父亲关在家里长期不能出门。
押井守的作品中，日本公安的角色都是招人恨的反派。比如《机动警察》剧场版中，警察与发动政变的自卫队拼死斗争，公安则在其中煽风点火，浑水摸鱼，妄图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攻壳机动队》自1995年上映后即封神，
相似领域里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与宫崎骏、押井守并列日本三大动画电影监督的大友克洋，也具有相当的左翼背景。他的名作《阿基拉》比起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要更加黑暗，政权要更为邪恶，连后者的表面繁荣都没有，直接构画了一个动荡的反乌托邦。
很可惜，相比上世纪大师频出的盛景，左翼传统在日本已呈现衰退态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政界兴风作浪的右翼分子也能在二次元如鱼得水。
换句话说，无论是近十几年的新番，还是现今几位头部作者的代表作，“主义”的影子基本消失了。
如今，日本动、漫画市场上像“巨人”这样饱受主义之争的作品并不多，更多的是满足受众个人意趣需求的，充满政治“钝感”的作品。
也许是因为在当今日本高强度的社会压力之下，人们对于严肃的、与现实更为接近的主题的接纳度被压缩了，毕竟“现实已经如此残酷，不想在二次元里回顾。”
而对于以宫崎骏为代表的，经历过战争的日本四五十年代动/漫画人的立场来讲，他们不会脱离这些内容去讲一个故事。上一代人疯狂的、令人不适的军国主义热潮，以及年少时所面对的战败后的惨痛现实，是他们人生真实底色的一部分，对此他们体验过真实的痛苦，这影响着他们对事情的认知和判断。
他们讲故事时，讲的从不只是立场和主张，而更喜欢试图解构人类社会幽暗表层下同气连枝的部分——正义、善良、诚实的品质，追求和平的愿望，以及渴望爱与被爱的心。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有人试图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来解释一切，用“三观是否跟我一样”这个标准去判断别人的“左”“右”，那也是教科书式的“左不知右，而右不知左”了。
就像很多第五代导演走不出他们心里阳光灿烂的80年代一样，一些以宫崎骏为代表的，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动画创作者，永远囿于名为“昭和”的泥潭。战争带来的阴影，面对美国时复杂的民族情绪，短暂的经济腾飞和迅速地遇冷，金融泡沫和经济危机……崩塌的信仰，难捱的现实，荣誉与生存，救赎与忍耐，迷茫与探索。这些构成了一代人创作的底色。
与现下很多服务欲望与市场诉求的番相比，当年一些创作者的创作诉求更加单纯。
而日本动漫业之所以起飞于七十年代，与这些现如今依旧被质疑立场的创作者不无干系。无论是宫崎骏、高畑勋、藤子.F.不二雄、田中芳树这种典型的左派大佬，还是现在基本被国人打成右翼的谏山创和荒川弘，抛开政治立场还原到一个创作者的本位，他们笔下的，多是一种问与答，一种思考与求索——
个人之路，民族之路，与人类命运之路。
就算是脱胎自手冢漫画原作的
19年新番《多罗罗》，
也逃不开快餐时代被“短平快”的命运，
5卷的漫画内容被压缩成了24话
而即便是娱乐性质更重，淡化政治立场的“日本民工漫”，比如《龙珠》《海贼王》，也普遍有着朴素的帮助弱势群体，强调公平正义的倾向，并对恃强凌弱的霸权持否定态度，后者还催生出“天龙人”，这个普通大众嘲讽既得利益者的知名梗。
这些“民工漫”或许不够左，但距离凡事都高喊“大日本第一”的日本右翼的距离显然更远。
放眼国际文化市场，日本右翼作品可以说只能圈地自嗨，根本没有能力形成文化输出。
在我们也渴望中国的作品能够文化输出，被全地球人都喜欢的当下，日本左翼漫画与动画曾经的辉煌，以及右翼作品出了日本便人人喊打的事实，何尝不是相当生动的启示。
而对于左右的判断，显然不能以国籍为标准，也不能以是否迎合你的三观为标准。
就像当初因为送了新生一本《老人与海》而被扣上崇洋媚外大帽子的清华大学，冤枉程度不比宫崎骏小。
即便先不论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是否共通，就算咱们收紧格局，坐下来陪他们先论屁股再讲脑袋，那海明威也是一名先进的反法西斯战士，参加过国际纵队，1941年作为特派员出使中国时，还曾处于义愤干掉过日本哨兵，还加入过克格勃。
关于国际纵队，当年我国参加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出征时，领导人还送了一面锦旗给志愿军战士，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既然存在全人类的公敌，那是在其对立面，是否存在全人类都应该热爱、守护的东西呢？
当然有，比如和平、自由，生而为人的权利，以及我们的文学和艺术。
这才是无论时局如何风起云涌，无论千百年后是否沧海桑田，当一切都被遗忘了之后，所能留下来的东西。是超越局部区域、时间阶段的小气候，足以与人类文明的存续相比肩的东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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