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与“引发质疑”的异与同——关于《长津湖》的讨论之二

在看了上次的讨论后，一位同学对《长津湖》评论道：   

 “《长津湖》我看了前30来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别的不说，就那色调，让我想到以西方视角拍的某些东南亚殖民时期的电影，别扭。      

所以由这部电影引发的任何关于抗美援朝的质疑，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电影太烂。”    

 他的观点对不对先不论——其实不少人都对《长津湖》的思想和艺术质量有坦率的批评，包括很多青少年观众——我们看看他的第二段话：     

“所以由这部电影引发的任何关于抗美援朝的质疑，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电影太烂。”     

 影片太烂，为什么所引发的对抗美援朝的质疑就是“合理”的呢？      

对抗美援朝的质疑是否合理，怎么可能由一部影片来决定呢？怎么能说，因为有了这部影片，对抗美援朝的质疑就合理了呢？      

其实这个同学自己平时的爱国立场很坚定鲜明，并不质疑抗美援朝。问题在于：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部（他认为）不太好的影片引发了对抗美援朝的质疑，是合理的”；   

  但他说成了“这部影片所引发的对抗美援朝的质疑是合理的。”   

  关键在于，他那句“所以由这部电影引发的任何关于抗美援朝的质疑，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的“引发”后面，多了一个不该有的“的”字，就把“是合理的”的主语由“引发”或“这部影片引发质疑”变成了“质疑”。    

  这就是语感。    

  一时间，语感没有到位，说话就会引发误解。     

 那么我们对此也可以评论说：      

“这位同学这句话引发大家误解，是合理的。”     

 但我们不能说：       

“这位同学这句话引发的大家的误解，是合理的。”     

 因为这等于说“误解是合理的”——但既然是“误解”，怎么又会“合理”呢？    

  可见，合理的不是“误解”本身，而是“没说清话引起误解”这件事，因为这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能期望它不发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话所难免引起的“误解”本身是合理的。      

所以，有许多事是不合理的，它的发生、存在，却是合理的——换言之，有许多不合理的事会合理地发生。     

 这是咬文嚼字吗？   

   也许是吧。但它也正是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的灵感来源。     

 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简单地说，其实也就是区分“有这事（即“存在”）”和“这事（即“存在者”）”。      “这事”本身也许合理，也许不合理，但“这事”之“存在”，或者这事之“发生”、“出现”，或用海氏的术语，这事之“显现”、之“澄明”……却总是合理的，所以“存在”是一个直接的真理。      

进一步说，这事之所以“合理”，首先是因为它被“存在”的真理所照亮：我们怎样判断一件事合不合理呢？首先得假定这事“存在”，或确切地说，让这事“显现”。这里的悖论是，当我们说“没这回事”或“这事不存在”时，“这事”其实也“显现”出来因而也“存在”了，否则我们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不存在的——所以“存在”似乎是一件太不言而喻、太大而化之、太无可言说的事情，因而我们常常忽略它，也难以真正把握它。      

回到那位同学的话，我们刚才说“引发质疑”是合理的，“质疑”则并不因此而合理——这就是说，质疑的“存在”是合理的，但“质疑”本身则并不因此而合理。    

  但真的就仅此而已了吗？      

其实，“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正在于“存在”与“存在者”是不可分的。“存在者”之间是可分的，梨子和苹果可以分开，但梨子的“存在”与梨子本身不可分，甚至都很难分开来设想。尤其是当我们把“存在者”不是看作“梨子”、“苹果”这样的“事物”，而是看作“质疑”、“误解”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事件”本身就蕴含了“发生”，就像设想“火”就要设想“燃烧”的过程一样，设想“事件”就要设想它的“发生”，就要把“发生”作为“事件”本身的内容来考虑。离开“存在”无法设想“梨子”，是因为我们无法离开“存在”这个背景，犹如我们无法不设想光而设想影，但光毕竟还不被理解为影本身的成分，这种“不可分离”还带有外在性，但“发生”对于“事件”来说就不仅是“背景”了，“发生”、“显现”是完全内在于事件的，可以说它们就是事件。    

  用这个眼光来看，“发生误解或质疑”的合理性，就确实与“误解”与“质疑”（如上所述，它们都是“事件”）本身的合理性有一部分重合了。     

 而那位同学的表述，就有了一种他自己未必认识到的深刻性：   

   “质疑”，首先是一个“事件”，然后才是“事物”——作为“事物”，“有质疑”和“质疑”不是一回事，正如“有人”和“人”不是一回事一样；但作为“事件”，“有质疑”就是“质疑”，质疑发生的合理性就包括在质疑的合理性中。       

但这样一来，这种合理性就引入了时间的维度而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历史是这样的：它的存在、它的合理性是由它的不存在、不合理来证明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不存在了，但它的不存在昭示了它的存在，正是它的不存在昭示了它曾经存在，而正因为它不存在，它可以不存在，必将不存在，不断地不存在乃至永远不存在，它才作为历史而存在。    

  比如，从那位同学的评论中能读出这样的意思：      

《长津湖》是以资产阶级甚至殖民主义视角来表现抗美援朝战争，而按照这一视角，抗美援朝战争的确是可疑的——或者说，对这一战争的质疑，在本片所提供的资产阶级或殖民主义叙事框架中，是“合理”的。     

 我们暂且认为他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也要注意：    

  1.以这种眼光看待革命历史的影片不止《长津湖》：《集结号》让我军穿上酷似南韩伪军的美式军装；《八佰》宣扬打给外国人看的“面子仗”；《金刚川》将我军与美军的较量表现为欧式的骑士决斗或美式的牛仔冒险………最新的《长津湖》相对于它们，反而是较少受那种眼光影响的——它在这方面可争议的地方，是史密斯少将对冻死在阵地的志愿军敬礼这一虚构情节，或许反映了编导“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西方人肯定并以此为荣”的潜意识。但这一情节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各种史料中能查到的敌军官兵对志愿军战斗意志与作战能力的高度评价是很多的。只是在表现这些的时候要把握到位：在战场上，敌军对我军的这种“高度评价”，并不是表现为“欣赏”，更不会表现为“同情”，而是表现为刻骨铭心的恐惧——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中就记载过：5个美国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名中国士兵抱着手榴弹爬上一辆正在射击的重型坦克将其炸毁，在他一声不吭地向自己走来的时候，这5名美军一齐举手，向志愿军第39军这位名叫王有的战士投降；而有些全员牺牲的志愿军阵地仍然会被美军疯狂射击（而不是敬礼），因为他们担心那些躺在地上的中国士兵会随时挺着带血的刺刀站起来……     

2.带有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眼光的人也不得不来表现抗美援朝战争这种根本不适合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角度来叙述的题材，这本身是一种矛盾，它恰恰说明这种眼光已经面临着历史的淘汰了。无论如何，《长津湖》的主体是浓墨重彩地刻画和讴歌了上至毛泽东、彭德怀，下至基层志愿军指战员的一整个中国英雄群体，并试图通过毛岸英、伍千里、伍万里等形象，将其表现为一场亿万普通中国百姓自觉参予的人民战争，这一叙事体现的并不是编导的个人意志，而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历史观照和行动决心——人民能够迫使一些人去做他们原本不想做、不敢做的事情，能够碾压他们的很多旁门左道的小心思。《八佰》和《金刚川》那种拍法为什么在《长津湖》里没有继续？归根到底是因为老百姓不买账，不答应。当然在这些问题上还会有反复，但趋势是明显的。     

  我本人对《长津湖》也有不少保留意见，《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才是我最喜爱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但我们不能永远只拿得出年代那么久远的影片，而应该有新的尝试：《长津湖》与《功勋》中的《能文能武李延年》都是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尝试都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