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杨怡爽：印度政府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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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何会自相矛盾，这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议题。而如今，印度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作为一个将经济改革议程视作其主要政治承诺之一的政府，莫迪政府一方面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倾向，追求开放的市场、外来投资、私有部门增长和结构转型，提倡“最小国家”；但另一方面，其经济政策及执行过程的政治化趋向鲜明，政策干预力度实质加大，重视福利和补贴并重拾“自力更生”口号。尽管这些政策被统一地含混冠以“发展主义”名号，但其取向却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在学者看来，莫迪和印度人民党 (印人党) 的经济政策像是“文化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交融”。那么，莫迪究竟是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还是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倡导者？莫迪政府究竟是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政府和市场改革者，还是一个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投机主义者？这让学界莫衷一是。

已经有大量文献着眼于评估莫迪政府任期内各项经济政策的成效并预判新出台举措的经济结果，但截至目前，深入探讨这些为政举措中的矛盾性成因的讨论还不多。现有的研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莫迪政府和印人党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意识形态，政府一再回避冒政治风险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所谓的“改革”政策要么是“骗局”和公关手段，要么是投机行为，并可能最终会将印度从裙带资本主义导向寡头垄断主义；第二种观点探讨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议程的兼容性，其政策表现和叙事上的模棱两可反映的是“一个亲商亲规则的政权”和“一个附带了商业考虑的民族主义议程”之间的深刻差异。印度经济政策的矛盾性来自于莫迪设法同时满足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与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不是制定和实施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经济政策。

这样的解读可能只涉及问题的部分层面，并没有涵盖莫迪政府政策调整的全部动机。我们不能过早断定莫迪政府已经放弃或至少部分放弃了经济改革议程，因为从莫迪第二任期的第二年中陆续推出的政策来看，其本人和政府并未放弃推动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人民授权的发展至上(development sovereignty)”也依然是其政治纲领支撑点与合法性来源，只是在议程实现的时间优先度上做了调整。仅仅将莫迪政府的行为视为印度工商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的结果，可能也低估了印度中央政府的自主性。相较英迪拉甘地政府时期政策的反复和多次彻底调整方向，莫迪经济政策本身依然能体现出比较鲜明的路线性。

那么这些政策的矛盾究竟是出于印人党经济意识形态本身的抵牾之处，还是印度执政集团内部对国家发展需求存在理解差异？政策彼此之间是否缺乏关联、彼此孤立，或是它们本身就是国家理想实践过程的一体两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对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模式、意向和动机进行分析，并探讨为何莫迪经济政策会呈现出这些特点。

一、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销印度全国计划委员会并舍弃了国大党奠定并执行了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体系,转而成立“国家转型委员会” (NITI Aayog)，通过大量“一次性”计划来落实其经济规划，每个月举行一次的“利于行动的治理和及时执行”(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简称 PRAGATI) 政务平台用于进行项目决策和监督，并在部委之间进行协调。这一框架意味着印度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进一步收归到了总理办公室，政策本身更直接地体现出执政核心的意图。然而，在这套体制运行了七年后，矛盾性似乎已经成为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开放市场与保护主义之争、对国家角色的定位、对发展的定义和经济政策的优先度。

（一）开放或是保护主义

在第一任期内，莫迪一直力图将印度塑造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形象，这主要是通过看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现出来的。首先，减少外资进入印度的制度阻碍，取消或放宽了一系列行业中对外资的限制，如逐渐放松单一品牌零售产业的投资、铁路部门开放100％的外国投资、国防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从49％ 提高到74％ 等。其次，改善营商环境。2015年的土地征用法修订议案取消了在特定土地使用类别中必须获得一定比例的土地所有者同意的要求，2020年９月通过的劳动和就业法改革的议案将有关社会保障、工资法、职业健康与安全以及劳资关系的二十九部劳工法合并为四部法律，在工会谈判规则、劳资争端解决机制、用工合同期限、裁员规则和劳动时间方面极大地放松了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2019年9月，印度的《税法（修订）条例》开始生效，对印度所得税制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公司税从35％的有效税率降低到更具竞争力的25％，旨在鼓励外国投资。最后，莫迪政府还时常直接下场、牵头进行商业洽谈及签订投资协定。这些努力似乎也得到了回报。2019年，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跃升至63位；从2017年到2019 年，印度吸引的外国投资每年超过350亿美元，是其历史最高水平。诚然，莫迪的投资政策会被政治和民族主义情绪绑架，如2020年对直接投资政策自动审批途径进行了修改以限制中方投资，但客观来讲，其整体趋向是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并倾向于降低投资壁垒的。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莫迪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尽管莫迪上任时就曾表态要制定更积极的贸易政策以实现其制造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目标，并且也曾在2018年１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批评贸易保护主义，然而这种表态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措施。有观点认为，在第一任期内，莫迪并没有促进贸易，甚至还与世贸组织拉大了距离，取消了现有的双边协议并提高了关税，例如在2018年达沃斯论坛发言后不久印度政府就为控制经常账户赤字宣布遏制非必要进口商品。2019年莫迪政府再一次当政后，其贸易保护的趋向进一步加强，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 (Nirmala Sitaraman) 在2020年2月提出“允许政府禁止进口任何认为对国内产业有害的商品”。2020年5月12日，莫迪政府又推出了印度自力更生计(Atmanirbhar Bharat)。截至2020年12月底，已经在这一框架下宣布了三个总价值高达4200亿美元的一揽子相关计划，以促进印度本土的制造业发展和供应链打造。此外，在世贸组织贸易谈判中，莫迪政府事实上继续保持其先前的贸易政策重点和谈判立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例如，于2010年启动的印度与新西兰就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事实上已经停滞五年，同样于2010年启动的加拿大—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被搁置，而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谈判则更加凸显了印度对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的保守态度。

对于这样的政策取向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方式，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印度特殊的国内产业结构而造成的“诱惑和恐惧的错位”，即要面对脆弱的制造业被外来商品冲击的危险，而自身的服务业又不能从贸易协定中获取太大好处,因此印度缺乏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动力，国内也产生了反对开放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即便莫迪持自由主义主张，也不得不在这种政治压力面前低头。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莫迪只是继承了之前历届印度政府对自由贸易的一贯怀疑。通常积极和开放的贸易政策只有当决策者有信心和能力进行必要的相应国内改革才能施行，许多国家也利用外部自由化来促进和锁定国内改革进程，并将其制度化。但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改革后，印度对开放市场和加入多边或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的怀疑依然长期存在，并未随着政府和执政党更替出现重大变化，这种保守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印度国内改革意愿的长期匮乏。换言之，莫迪的贸易保护主义应当视作其内部改革受挫的标志。不过,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强调了印度国内压力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但却未能解释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莫迪政府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得到了较为快速和坚决的执行?

实际上，在多个场合、不同文件和不同政策宣讲中，莫迪政府奉行这样政策的目标也已经被再三阐述，那就是加强其国内产业 (特别是制造业) 的整体竞争力、出口能力和带动相关就业。由于莫迪政府对外来投资持高度欢迎态度，这种政策并不能单纯称为传统的保护主义，也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工业转型和起飞阶段采取的出口导向政策存在差别，这实际上是一种将重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我们将在下文分析其思想渊源。

（二）国家主导或是市场主导

莫迪政府在2014年上任之后就提出了“更少政府，更多治理(minimum government，maximum governance)，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式的用语，即国家应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转变角色并成为市场机制的保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仅从莫迪政府出台的部分改革措施来看，似乎印度确实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首先，对传统上由国家或公营企业主导、经营或干预的行业和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2015年以来，公营部门公司(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简称 PSU) 逐渐退出煤炭产业、电力行业、航空和太空行业。2020年，对所有部门开放供私营公司投资。2021年的印度联邦预算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私有化，除了四个战略部门之外，要将所有的PSU 资产剥离或全部出售，包括负债累累、经营不善的公有银行。其次，提升政府效率，塑造所谓利于市场或亲市场 (Pro-market) 的政府，并极力推动营商便利化改革，为印度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重点举措包括：2017年７月商品和服务税 (简称 GST)统一改革；前文所述的土地法改革、劳工法改革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等;2016年通过的《破产法》(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Code,2016)健全和精简了以往烦琐漫长的破产程序，为在印度经营的企业提供了退出市场的法律框架。

但是仅从这些举措来说并不能断言印度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力度在减少。首先，尽管部分产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市场，其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和意愿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目前印度政府推行的改革与传统的“印式改革”存在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凭借着目前总理办公室决策的高度集中、印人党在议会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地方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在政策出台过程中, 议会本身的作用被削弱，印人党无需在谋求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对国家的整体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提升了印度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能力，也让2016年11月的废钞政策、2017年7月的全国 GST 统一改革和2020年8月的农业法改革这样影响整个国家的存在争议的经济政策得以被迅速通过。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试图弥补私营部门投资的疲软，公共部门机构实际上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其次，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中，莫迪政府通常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经济目标。以税收改革为例，GST 统一改革被认为打破了中央和邦政府之间的税收壁垒，但印度税收过低的主要症结其实在于直接税比例过低、过于依赖消费税和贸易税。有学者指出，要消除现有的异质税制导致低效率，政策制定者本应该采取直接税改革政策，而印度地方邦政府直接税收入占比非常低，对间接税的依赖高于中央，统一的 GST 取代了约20种联邦和邦所征收的间接税的一个后果就是财政权力的平衡进一步向中央倾斜。在这种情况下，莫迪政府着眼于 GST 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样的，2020年8月的农业法改革试图削弱农产品市场委员会 (APMC) 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一个国家，一个市场”，不仅是试图减少政府采购带来的长期的、沉重的财政与行政压力包袱,也是在试图打击把持政府采购市场的地方上的代理商和中间人 (Arhatiyas) 阶层，以此动摇这一阶层所支持的地方政治势力。

再次，印度企业 (特别是大型企业)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更加密切，两者的边界也正在模糊。一方面，在行政和立法领域中，“亲商业政策”、特别是向大型私有企业的政策倾斜本身就说明了企业利益在政策考量中变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渠道更加通畅和直接，2017年莫迪政府推动施行的《财政法案》(Finance Act 2017) 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对政治捐款上限和对受捐方的披露要求，同年莫迪政府发行了选举债券，同样方便了大型企业对政党的资助。

按照吉尔平的定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要求“强调国家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 (民族) 建设的大目标即国家 (民族)的整体利益服务”，而放任自流的市场无法完成这一目标。由此可见，莫迪政府强调的“国家退出”并不是降低干预，而是转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并不只是如同其口号一样追求“更多治理”，而是要从行动能力和财政各方面加强国家能力。其途径是与工商阶层建立“有治理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而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则从国家直接参与市场转变为国家驾驭市场 (governing the market)。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控制地方立法机构和财政手段削弱地方影响，实现经济政策决策的集中化,中央政府的赋权加强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塑造被同时作为目标和手段。

（三）发展或是增长

“发展”和“发展主义”都是存在争议的词语。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正向的结构性变化，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对发展的定义更接近增长，强调积累和赶超更甚于社会公平或保障。莫迪政府的“发展”到底是哪一种发展呢？批评者指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所谓的“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造就的“无发展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政府为实现增长而牺牲了社会平等和保障，只有印人党的主要支持者城市新中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发展导向”和 “增长导向”两种不同的观念甚至被认为代表了国大党与印人党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和经济思想。

从表面上来看，莫迪似乎对两种不同的“发展”都重视。尽管在2014年大选前夕，莫迪曾经严厉批评国大党和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的“福利主义”，指责包括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GNREGA) 在内的各类政府补贴和福利项目是消耗国库支出以购买“穷人票仓”，然而从其第一任期开始，自命为发展领袖 (vikas purush) 的莫迪同样推出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项目。这些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继承或修改了国大党联合政府之前的项目，例如由财政提供以工代赈的农村就业计划和着眼农村基层治理的“国民村庄自治”计划 (Rashtriya Gram Swaraj Abhiyan)。另一部分计划则是新政策，如 “为5000万个印度贫困家庭妇女提供免费液化石油气”的“免费煤气罐”计划 (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让一亿贫困家庭获得医疗服务”的“国家健康保护”计划 (Jan Arogya Yojana)，向所有人提供厕所的“清洁印度”计划 (Swachch Bharat)，政府普惠金融计划的“总理人民财富”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用于公共救济的总理关怀基金 (PM cares)，等等。在莫迪第二任期，这种趋向更为明显。2019年印人党选举纲领中的“发展”一节主要围绕福利和基础设施展开, 包括了农村住房、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天然气供给、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收入支持以及电气化等方面，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色彩。

从莫迪政府的“利于市场的改革” 一侧才能更深入地观察其“发展”政策的实质。2020年9月通过的新农业法由于被认为“企图将农民生死直接交给大型企业”而引发了巨大的反弹，而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则是由于印度长期未能解决农业的核心问题，即通过土地改革和提升生产力改变农业生产关系或改善农业收入。同样的，新的劳动法规尽管被认为对于明晰企业劳资关系、提升雇主用工空间有正面影响，但也有批评指出，新的劳工 法可能会降低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水平，对于雇佣关系解除、最低工资的制定、工资修订频率等事关工人权利保障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可见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将机会均等或社会保障放在首位。莫迪政府的批评者也指责莫迪私有化公共部门公司的举措，认为“这种以牺牲公共部门为代价来加强私营部门和公司部门的措施是灾难性的，违反了旨在逐步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并实现正义与平等的印度的宪法构想”。而尽管评价莫迪经济政策的实效并非本文主旨，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在莫迪政府执政七年之际，印度经济确实出现了“古吉拉特化”的趋势，即在一个“被种姓、阶级、地区和性别的矛盾所撕裂的国家”里“不稳定的劳动力和无就业增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莫迪政府“发展政策”的实质与其“古吉拉特增长故事”没有实质差别。莫迪经济改革的核心并未将包容性增长、平等发展和利贫放在重要的位置，其市场改革依然在追求“新自由主义”式的目标。此外，2019年的全国选举中莫迪和印人党并没有因为无法兑现发展承诺而在选举中受到惩罚，这似乎说明一个道理， 即对于普通印度选民而言，看到政府在行动比研判政府行动造成的结果更重要，提供发展愿景和许诺比实现发展成效更重要。因此，上述那些宏大的“发展主义”计划在提出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时就已经是一种政治上的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莫迪的社会保障政策并不一定真正会对社会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必然有相当具有戏剧效果的、演出式的流程和宣传，用于表明他振兴经济的努力不会以牺牲公平增长为代价。不过，这样的表态并不一定仅仅是出自购买票仓的需求，同样可能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在政府政策中的反映，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看似相互矛盾的政策在威权民粹主义的框架下得到了统合。

（四）经济改革或印度教民主主义

在莫迪政府经济政策中最鲜明的矛盾是经济在其政治纲领中的地位, 或者说,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和实现印度的经济发展, 究竟何者才是莫迪政府根本的目标？这种矛盾 “将我们引到一个让许多学者迷惑不已的明显悖论之上”。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正是由于莫迪政府第一任期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佳和印度经济下行，才迫使其转变执政路线，在第二任期内将安全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放在首位，在经济改革上成为保守的渐进主义者。倘若对比印人党2019年与2014年的政党竞选纲领不难发现，尽管“发展、安全和印度教意识形态议程”三大竞选政纲准则的支撑点没有改变，但优先级和具体内容则根据政治环境与选举需求做了重大调整。2014年的竞选纲领将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排在首要地位，而2019年其政党宣言开篇就是“国家优先 (Nation First)”，强调印度国家安全为最重要的政策议题，将前文所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优先级别也加以提升, 并视为政府首先要履行的政治许诺。

目前来看, “莫迪至少部分地舍弃了改革议程” 这个结论并不全然正确。诚然，莫迪第二次当选后进行了一连串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 包括废除宪法第370条、加快在阿约提亚重建罗摩神庙和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但从2019年9月的降低企业所得税开始，他同样也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包括前文所述的农业法改革、劳动和就业法改革、土地征用办法和公共部门公司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等. 这些改革措施在莫迪第一任期内曾经一度受阻或不了了之，但在其第二任期内都得以推进。在疫情背景下，为实现上述改革、经济刺激和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的印度联邦预算案（2020-2021）预估的财政赤字从35％升至95％，资本支出暴涨345％，高达5540亿卢比。值得注意的是，莫迪的改革措施一贯都并非“匀速”推进。在莫迪第一任期内，大部分市场化改革和减少投资限制的举措都是在其任期第二年推出的；第二任期也同样如此，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然而2020年之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除了印度“自力更生”计划之外，大部分措施并非临时出台以刺激经济，而是谋划已久, 并符合莫迪经济政策的长期思路和改革方向。

因此，莫迪本人和政府并未放弃发展议程，“为发展而投票”也依然是其政治宣传中的重头戏，只是在议程实现的优先程度上做了调整，但调整的目的并非一定是执政重心发生转移，同样也有可能是为了扫清前进障碍；当然，对经济改革的时机选择同样说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需求或发展意愿依然是莫迪经济政策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变量。

二、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生成逻辑

从萨瓦尔卡 (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开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直有清晰、直接的政治目标：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印度教之国 (Hindu Rashtra)，让其重归历史上的荣光。这种“赶超”意愿是民族主义普遍的牵引力和推动力。对于践行这个理想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莫迪政府而言，现存的印度国家应当被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但是，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和指导思想。萨瓦尔卡的著作虽然谈及“民族主义经济学”，但很少涉及具体的政策层面。戈瓦尔卡(Madhavrao Sadashivrao Golwalkar)着重于对国家和社会的阐述，除了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和“尼赫鲁主义”经济政策之外很少谈及经济。这种模糊确实给后来者更多的诠释空间和灵活的政策调整选择, 但也为分歧埋下种子。

我们可以认为，当下莫迪政府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之所以能够配合密切，是因为他们在印度内部的社会和政治整合问题上达成了相同的认知, 即为了达成建设国家 (或印度教之国) 的目标, 将印度统合到一个更加紧密和整体的框架内是必需的。然而在经济议题上，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都反对尼赫鲁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外，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两者在理念上出现明显的差别, 在如何看待开放、如何定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如何定义“发展”以及经济发展议题在印度教特性议程中的位置和优先性这四个议题上分歧尤为明显。尽管不能武断地将莫迪政府所有的经济政策分类为“莫迪想要的改革”和“国民志愿服务团想要的政策”，并以此来定性其经济政策中的矛盾性，但无疑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莫迪政府试图将不同政策动机整合到同一框架内的体现。

（一）开放与“自力更生”之争

印度教民族主义、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对经济开放和市场改革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由于目睹殖民地经济对印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抱有强烈的敌视和怀疑，提拉克、甘地等人都主张进行本地生产、抵制英国商品，司瓦德西 (Swadeshi，自给自足或自力更生)运动由此成为印度经济民族主义的标志。印度教民族主义同样以此为基础。乌帕德亚雅 (Deendayal Upadhyaya) 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本土经济模式至关重要，他的所谓“整体人本主义”理念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和许多右翼派系的早期经济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实质上来自于国民志愿服务团主要的赞助者和政治社会基础——孟买——古吉拉特地区小农、小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即恐惧市场开放和规模化工业对自身利益的侵害，并以保护民族文化与“整体人本主义”作为外衣。在1998年之前，诞生于国民志愿服务团母体的印人党同样将自给自足作为原则和宣传理念，批评西方的工业化。

然而作为一个公开的政党，印人党为了谋求发展必然需要不断扩展其民众基础，尽管让印人党在印度政坛上站稳脚跟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印度教右翼运动，但其壮大同样也离不开新中产阶层的支持。这批新的城市中产阶层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大党政府放松经济管制的改革中受益，收入增加、社会地位提升，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预期提高的革命”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和受到种姓协会和社群支配的传统印度社会底层民众不一样，这批新中产阶层并不赞同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印人党的政治纲领和选举策略受这个阶层需求的影响，其内部传统的“自力更生”、反对开放的保守主张逐渐发生改变。在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期间，印人党的政策基调就已经转变为放松贸易限制、开放市场和吸引外资。在2004年大选中败选后，印人党一度重拾自力更生口号，但在2013年随着莫迪被印人党内定为竞选领袖，开放市场、引入外资又一次成为其政策重点。

受到内外压力影响，国民志愿服务团内部的观点也发生了部分改变。2013年，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莫汉·巴格瓦特 (Mohan Bhagwat) 公开宣布，国民志愿服务团“不应当受教条约束”，并表示该组织的观点需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不再对外国投资秉承绝对反对态度。然而，这样的“让步”依然是有限的。2019年10月，巴格瓦特在向同盟家族的讲话中声称只有那些有能力自力更生并为全国所有人提供就业并保持自身安全的国家才能建立和扩大国际贸易关系，这也再一次说明国民志愿服务团依然认为自力更生和国家安全的优先级远高于开放。成立于1991 年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经济分支机构司瓦德西觉醒阵线 (Swadeshi Jagran Manch,下文简称觉醒阵线)一直是这种理念的主要宣传者和执行者, 坚决反对 “经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政策。这个组织曾经大张旗鼓公开反对印度政府与美国拟议的印美贸易协议，反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向前推进，在2017年发起过抵制中国产品的运动，并在2019年要求印度政府剥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它也被认为是近几年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退出RCEP谈判的主要推手之一。正如前文所述，莫迪政府加强贸易保护力度是其上任以来的一贯方针，在其第二任期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背后反映的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和觉醒阵线“司瓦德西”的意识形态。

然而即便如此，印人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和觉醒阵线之间的分歧同样明显。在印度决定退出RCEP后，觉醒阵线要求政府进一步重新审视印度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而印人党则多次表态依然相信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这种分歧尤其体现在对外来投资的态度上。对莫迪政府而言，外来投资被视为解决资本和技术两个瓶颈的灵丹妙药，因此莫迪会不遗余力地试图改善营商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引进外资，这种政策理念被考尔 (Nitasha Kaul)称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但国民志愿服务团和觉醒阵线曾经多次公开反对“外资优先”的政策取向，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政策首先会伤害本土企业。

目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莫迪政府开放投资的政策取向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更在于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按照莫迪预想的方式奏效。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投资和贸易呈现密切的关联。退出RCEP和进一步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有可能让印度失去其实现出口潜力和成为亚太地区价值链一部分的机会。仅仅依靠吸引外来投资并不足以让印度增强其外部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实现如莫迪所言的“印度为世界制造”的目标。而一旦外来投资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国民志愿服务团将会拥有更有利的立场进行游说和施压，而印人党的经济政策也完全有可能向更加保守的方向发展。

（二）重新定义国家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印度一方面奉行“许可证为王”，国家直接控制着巨大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塑造经济方面却软弱无力，这种不对称成为印度的发展症结，普里切特因此称印度是一个“头脑指挥不了四肢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市场关系，无论是传统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印人党都持否定态度，即强烈反对 “全能国家统一控制” 式的干预。尽管如此，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者和后来鼓吹“发展主义”的印人党反对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不能代替家庭、社群和社会，社会应当从政治国家及其政府中解放出来。戈瓦尔卡曾声言, 全面控制会让人“成为缺乏主动性的奴隶”，而乌帕德亚雅则认为要让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剥削消失必须通过去中央化 (decentralization)” 实现。与此相对应的是，印人党否定的是尼赫鲁时代政府干预模式的软弱和低效，谴责这种模式中诞生的大量设租寻租、隐性合同、高层腐败、改革停滞和政策瘫痪 (policy paralysis) 问题，实际上并非国家干预本身。正如其1998年的选举纲领中所说：“自由化程度越高，对政府参与保护民族工业和就业的要求就越高，因此需要建立商业—国家联盟，政府和工业界需要就让我们的产业适应国际竞争达成共识。”换言之，国家想要提供远景和必要的制度来达成相应的目标,必须超越市场及其机制做出理性的政策判断。因此，从瓦杰帕伊政府到莫迪政府，印人党的经济政策与理论对国家角色的定义更接近发展型国家理论，即“国家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唯一行为体,不得不通过提供经济远景的手段构建决策所需要的选择集,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对于印人党来说，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对于保护国内产业和培育竞争力来说都是必要的。在这一语境之下，“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不冲突，反而作为重塑假想的计划，共同组成了‘市场/经济’和‘国家/ 文化’的概念。”与此同时，印人党的主要支持者和资助人印度工商业团体同样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具有行动力的国家。1944年，以塔塔(J.R.D Tata)为首的八位印度实业家出台的“孟买计划”就支持由国家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和监管，以“远见卓识的发展主义来扭转殖民统治的灾难性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工商阶层加强了对印人党的支持，同样是因为看到了印人党实现国家愿景的可能性；而莫迪之所以在政治和资金上能获得孟买—古吉拉特工商阶层的支持，其对“强势、果断的中央政府”的许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传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人党“发展主义”理念的交汇点，就是将“尼赫鲁时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遗产”彻底从印度经济肌体中清除。这也成为莫迪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和宣传重点, 所谓的“最小国家”既满足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要求，又满足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全能型国家的厌恶。然而，归根究底, 国民志愿服务团如今支持国家和政府在经济事务上发挥强大作用的思想基础并不是“发展型国家”理念，而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印度需要一个信奉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政府对印度社会和政治进行全面整合，以从其内外保护自我，经济手段也是其中的必要手段。从莫迪政府经济举措的 “政治目标”来看，这种整合主要着眼于以下几点：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层面, 从财政和经济事务赋权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对中央的牵制和影响，进一步改变印度“联邦”的性质；在社会架构层面，通过经济改革削弱传统的“中间人”和 “代理人” 阶层影响力，冲破被不同种姓、宗教、社群和语言决定的水平结构，重建国家与人民的垂直治理关系, 税制改革、劳工法改革、农法改革等都是在让政府和被治理者重新直接联系。这不仅关乎印度强国梦是否能够实现，也关乎一个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高度大一统的印度教之国是否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莫迪政府并不只是在试图建立一个“大而强” 的政府，而是正在重塑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架构乃至国家性质，也无怪乎有学者认为自2014年开始到当前这一阶段的印度应当被称为印度 “第二共和国”。

其次，国民志愿服务团虽然反对全能国家，但同样反对自由市场，两者在其看来都是无法取代家庭、社群和社会成为“经济的供给者”的。“市场经济应该存在,但它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和利润，它必须与人类福利的价值观相结合，市场经济必须从道德戒律的坩埚中生长出来。”“市场规模越小，它作为一种工具越好”，为此国家必须作为道德或“正法 (Dharma)”的代理人对缺乏管制的市场进行约束。 “通常情况下，除为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外国利益的影响, 国家不能像商人一样行事, 但国家必须确保贸易和商业符合正法。”

换而言之，如今的印人党和莫迪想要巩固其支持基础，就需要通过一个更加强大的政府支持企业和私有部门，并将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进一步打造为“市场公民”。但对于国民志愿服务团而言，国家唯一的正面作用是成为构成其支持基础的特定社会群体的保护者，莫迪政府以国家引领市场、巩固市场的做法，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国家和市场的观点是相悖的。随着莫迪政府试图继续向前推进其改革，这种观念分歧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痕迹，觉醒阵线就曾多次公开反对政府的私有化改革。这些强大的游说和政治力量，不仅影响了莫迪政府的贸易政策，也影响了其福利政策。

（三）不断变化的“发展”

在印人党的政治口号里,发展是用印地语词汇“vikas”来表达的，这个词汇的传统含义是“扩展”和“更强健”，其具体定义随着政治需求而在不断变化。而对于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而言, 分歧依然在于增长和发展何者优先。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传统理念认为，印度经济哲学的主要前提是“使个人和社会走向和平与幸福”，而单纯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会“带来冲突、非人性的系统和环境恶化”。乌帕德亚雅的观点是，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不应采用会“导致贫困和失业”的工业化，而应当通过去中央化、经济分权和农业自给自足解决经济问题。印度人民党一开始以批判国大党政府在内政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为合法性基础,以民粹为其基本动员力量, 同样强调的是所谓的社会公平和福利补贴。然而, 如前所述, 外部环境、内部成员结构的变化和印人党的选举要求推动了其经济理念的变革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吸收了大量工商人士和新中产阶层的印人党开始意识到,实现快速增长不仅是实现印度强国梦想的必要条件, 也是其吸引选民的关键。正因为如此，瓦杰帕伊时代的印人党政府更加关注增长、积累和赶超, 包括财政部长亚什旺特辛哈在内的经济事务主要负责人的理念都不是植  根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意识形态, 关键政策领域的决策并未遵循 “司瓦德西”原则,因此这一时期瓦杰帕伊政府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同盟家族和觉 醒阵线在经济理念和政策上的分歧非常严重, 往往以激烈的直接公开对抗形式出现,瓦杰帕伊政府亲市场的举措因此被认为削弱了印人党的传统选举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 仅仅依靠印度教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道德主义”无法扩大其民意基础和赢得政治掌控权，只有鼓吹让印度走上强国道路, 主张市场化改革、发展工业、改善投资环境、自由贸易、改进政府治理,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特别是新中产阶层的支持。这一转变在2013年全国大选前夕体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志愿服务团察觉到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治下经济停滞造成的民众不满，支持能给出发展许诺、并且在古吉拉特邦已经有政绩的莫迪。在2013年６月决定印人党全国大选候选人的喀拉拉会议中, 莫迪获得提名，而斗争失败的阿德瓦尼辞去了印人党内全部职务。莫迪后续的许多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和经济计划 (包括废钞和引入GST等) 都得到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

然而从国民志愿服务团所贩卖的国家愿景及其意识形态基础来看, 虽然它要求印度重建强大的印度教之国, 但对这个国家的理想状态的想象并没有摆脱反工业化、反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式的僵化想象，这导致长期以来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发展观”实际上一直是增加福利支出和经济平均主义思想的代表。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经济事务上的这些立场与左派思想看似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依然是印度特色的民粹主义。正如前文所述，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观念中, 国家的职责是 “保护弱者, 确保正法得以遵行”，在经济方面,这些职责包括但并不限于保护本土小企业、农业补贴和债务减免等。因此对莫迪政府陆续推出的各种福利项目，国民志愿服务团都表示了欢迎,同时又不断督促莫迪政府为实现“公平包容的社会”推出更多举措。我们可以认为，莫迪之所以需要以种种并不利于国家财政和有效的 再分配的转移支付手段作为外衣，披挂在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议程之上，同样也是出于国民志愿服务团长期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不仅仅是为了挽回民心、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争夺票仓，实际上也反映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内部和印人党内部对经济政策重心的不同理解和两者权力平衡的变动。但是，此类计划往往对于解决结构性问题于事无补，还会为公共财政背上沉重财政负担，而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又导致了不同社群之间的进一步对立、恩庇政治和寻租行为泛滥，其结果与实现社会公民的长期发展前景或培育包容性增长能力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这正是国大党政府期间的社会福利计划备受诟病的原因，也被认为是印度成为一个失败的发展型国家和补贴国家 (Subsidy State)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正是莫迪政府在向选民需求和国民志愿服务团游说压力妥协时必须要冒的风险。

（四）经济议题的优先度

国民志愿服务团对莫迪为代表的“发展主义”和改革开放构想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其根深蒂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经济思想被其支持者用以推进印度教议程并不会让印度教民族主义变得包容。巴格瓦特在2020年８月的讲话中强调政府决定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和撤销公营企业是出于加强经济的目的而 “不得已为之”。毕竟,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诉诸宗教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在剧烈的变革中界定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本身就是对这种文化认同的侵蚀。因此, 经济上的任何改革措施, 与其说是出自其自身的理念和强国愿景, 不如说是为了扩大民意基础、顺应时代变化的 “权宜之策”。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党认为让印度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国才是让印度教民族主义合法化的最佳途径。因此, 与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其他同盟家族政治组织相比, 印人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侧重经济和政治政策，而非全然的意识形态, 因为 “在构想一个将摆脱过去的桎梏并为冷战后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新印度’的方式上, 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政策的意义不亚于民族主义或文化”，2004年的印人党政治纲领中强调民族主义(rashtravaad)和发展 (vikas)“都是实现复兴印度梦想的先决条件”。莫迪政府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是这个整体框架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和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换而言之, 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的成功对于印人党而言本身即为目标的一部分，而对于国民志愿服务团来说则仅仅是一种必须忍受其负面效果的“必要之恶”，因此相对于过去而言，国民志愿服务团对经济政策态度的改变实质上只是容忍程度的改变。这意味着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的“改革开放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对经济和改革议程优先度看法的分歧势必长期存在。

从2014年印人党选举纲领到2019年选举纲领的变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对莫迪政府经济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确实在加强。在实践中，国民志愿服务团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其不赞成的政府经济政策的公开“敲打”(双方经常发生争执的领域包括土地征用问题和零售业开放)，国民志愿服务团高层也经常批评莫迪政府过于执迷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这些对抗是为了告诫印人党不要把国民志愿服务团 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同时也是为了先于反对党派抢占舆论高地。与此同时，即便是在印人党明显改变其政治议程优先度排序的2019年四月大选前，印人党也再次给出了承诺,要促进“投资驱动型增长”，进一步提高印度的营商便利性排名，到2030年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建立一个“新印度”，这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口径截然不同。

三、在妥协和挑战中的政策生成机制

莫迪执政后，同盟家族、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和中央政府之间有更加平稳的正式和非正式协调机制, 对内部的分歧管控也更加严格。国民志愿服务团需要莫迪作为发展、变革的旗帜和象征, 而印人党也需要国民志愿服务团从意识形态和人力组织上的支持。因此, 与瓦杰帕伊时期国民志愿服务团和政府之间公开的对立不一样,  政策分歧通常通过协调和相互让步来解决。这也就意味着, 双方一旦在政策上出现分歧, 往往会通过各让一步的方式平息争端, 而谁做出让步、让步的幅度则由争端发生时双方各自拥有的话语权决定。在过去的几年里, 整体趋势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附属机构已将莫迪政府的政策推向了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方向。尽管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停止，但目前看来, 在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对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莫迪政府的政策工具相对有限, 这导致对改革的推动和政策施行目前基本依赖于印人党作为“单一大党”的优势地位(这点离不开其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紧密合作), 以及作为代言者的莫迪及其核心团队的个人威信, 而非一整套行之有效、有延续性的机制和行政系统本身的效率提升。莫迪威信的来源是民众对莫迪政府实现强大印度愿景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心，而这种“能力和决心”则是通过政策出台的迅速、执行的坚决程度和影响的规模范围来展现的, 从政治上来说, 这种民粹主义以机构“腐败、无能、低效” 和领导人“纯洁、强势、高效” 为由将机构的权力转移给领导人的方式, 意味着领导者必须要负担将整个领域 (如经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 封闭在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之外的代价。这已经导致了如下后果:

首先，莫迪政府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通过运动式的各类“计划”来表达改革态度或达成发展目标。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式，或许正是由于卡普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基层能力不足、早熟的民主和社会分裂，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印度政府在完成一次性的复杂任务和大规模行动方面比较成功，但却无法胜任履行长久政策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此类集中式、爆发式的改革计划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某种意义上，出台“果决而大胆”的经济改革举措同样是对政府 (或莫迪个人) 的行动力展现，政策表现出来的行动力、决心乃至争议性，都被进一步用于树立莫迪“强势、勇于变革”的形象，这正是莫迪政府刻意追求的效果，也符合其一贯的宣传策略。然而，尽管计划本身都具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实际上财政预算或资源动员很难跟得上计划；印人党虽然掌握了议会两院与财政相关事务决定权，使得政策出台时遭遇的阻力较弱，但地方政府或政策相关方实际上甚少参与政策制定，也缺乏应对的准备时间，因此往往在落地后缺乏具体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从莫迪政府的经济表现来看, 大部分计划执行和完成情况普遍不佳。以其重头计划“印度制造”为例，这一计划并没有为印度制造业部门带来重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制造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6年的173％下降到了2019年的136％，是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样，“技能印度”政策也没有实现其截至2022年前至少培训３亿工人的目标，在2017年７月前根据现行政府计划接受过一些培训的总人数约300万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获得了工作机会。甚至执行这些计划的平台PRAGATI似乎也已经难以按计划运转，原定每月召开一次会。

其次，一旦改革进程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 的合法性被削弱，国民志愿服务团就拥有更多筹码，要求莫迪政府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优先性提前。实际上，正是由于莫迪第一任期内的改革措施和经济增长均不如预期，才使得保守的民粹主义如今在向政府施压方面更加强硬。一旦政府妥协，改革进程也会随之放慢、偏向或不了了之。2018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指出，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进行的30项重大改革中只有9项得以完成，6项尚未开始，15项部分实现。而假如莫迪政府依然希望坚持其经济改革，就需要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组织内部、社会动员和舆论上的支持，也需要继续保持强势领导者和强势政府的形象以维系其威信。那么，莫迪政府的选择就必然是在民族主义、外交和国内事务方面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一方面迎合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同盟家族的要求，一方面继续在社会与民众间营造有力、果敢的领导者的形象。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也必须在“发展”议题上做出妥协，包括推出更多的福利和补贴计划, 对国内市场和行业采取更具保护性的态度，延缓部分国有企业 (例如印度航空)的私有化进程等。

最后，从长远来看，莫迪政府这种在不同经济意识形态拉扯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妥协、让步和调整出台的政策, 在其本身充满矛盾性甚至相互抵触的经济目标的情况下, 究竟在多大程度能维系其有效性? 莫迪的改革在巨大的内部压力下是否会避重就轻、规避真正需要面对的深水区, 是否能够与国家经济的整体改革目标相兼容, 同样是存在疑问的。一旦其改革遭受更大的挫败，未能完成的计划反过来进一步动摇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和信心,则莫迪政府将会进一步向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同盟家族的意识形态妥协, 依赖于更保守的民族主义议程维系合法性，其行为模式也会趋向更加强硬、激进并迷信“突然袭击”模式。同样，为了执行这种模式，莫迪政府将展现出越来越强的集权和建立“大而强”政府的倾向, 从最高法院到选举委员会,印度各级机构和政府的自主权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么印度引以为傲的现行政治架构及其“民主价值观”也将面对更严苛的挑战。

结论

莫迪经济政策中的矛盾性，时而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导致的反复无常，时而被认为是莫迪和印人党总体转向的风向标。尽管民选政府的任期和竞选压力往往使当届政府选择牺牲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但对于印度政策的制定者而言，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印人党及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如何实现印度国族复兴这一议题上所存在的深刻的观念分歧。民粹主义始终是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与“建立利于市场的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方向从根本上来说是相悖的。而一旦印度经济遭遇内外挫折，莫迪的发展主义议程受到阻碍，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内部保守的理念就会浮出水面，而其结果则直接体现在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念的矛盾性上。尽管目前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配合良好，但国民志愿服务团迫使莫迪政府按照自身意愿做出让步的能力正在增强。这也是莫迪的改革步伐难以做到“匀速前进”并且不同领域改革力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这种矛盾性的长期存在, 也意味着在巨大内部的压力下，莫迪政府和印人党依然试图将坚持经济改革视为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莫迪本人或其核心执政集团相信自由市场的核心价值，而是出于印人党对如何实现其民族主义终极目标的认知，即认为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印度成为强国的必经之路，而印度的国力强盛才是让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合法化的最佳途径。而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也是包括安巴尼在内的印度工商集团特别是孟买—古吉拉特财团和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对莫迪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其提供的发展愿景的信任。为了维系这一选民基础,莫迪必须坚持改革。

莫迪和印人党尽管有改革意愿，并且提供了承诺，但是否能实现承诺则取决于印度的国家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中，重大改革都是通过“管得太多”的政府“不去做什么”而实现的，例如逐步取消了钳制印度多年的许可证制度。然而三十年后，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政府“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进行下去的地步，否则无法解决其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包括资本形成、土地流转、劳动力使用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政府必须有强大稳定的财政、高效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克服了“软性政权”问题的官僚系统才能实现这样的改革，但是对于被臃肿行政系统、裙带资本主义和低效能基层组织困扰多年的印度来说，这些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长期政策失灵已经是印度政府的一个特征。

为了缓解矛盾并维系改革进程，莫迪政府给出的答案是：第一，通过社会和外交上的激进与强硬的“表态政策”以及短期性的“倡议政治”换取国民志愿服务团、工商集团乃至广大民众对其国内改革议程的支持; 第二，在政策本身上进行让步, 通过福利主义政策掩盖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进程，在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又想继续维系市场开放的形象。这导致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取向显得模棱两可, 其内在矛盾也可能导致其改革成效大打折扣。而一旦其市场化改革未能获得期望的成果, 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影响力, 莫迪政府的行为模式也会更加强硬, 其 “突然袭击” 的模式也会持续。换言之, 莫迪政府越要试图进一步推动改革, 便在内政外交上越会表现得偏激和鲁莽, 在经济政策上同样如此。 而这样不计后果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就是: 在一个标榜改革、增长的政府治下, 印度经济连续降速增长, 在受到疫情冲击之前，GDP增速已经从2016/2017财年的83%下降到2019/2020财年的40％，从2012年到2018年, 印度就业总人数减少900万，连续出现接近6％-7％左右的失业率, 人均收入和私人消费均出现下降。这正是莫迪政府经济政策中最大的矛盾，而本文所进行的分析显示，这一结果又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本文来源于《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杨怡爽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期编辑：陈安澜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