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16——第五章 秦汉时代神人关系的新见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五章   秦汉时代神人关系的新见与对旧神祇观念的否定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兴起及其自身矛盾的暴露

秦汉以前的神人关系，就像传统的君臣关系或君民关系。臣民要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君主可以随意对待臣民。至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对待他的臣民，臣民都是无权过问的。

社会的进步，使君主的随意性得到了遏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假如君主不能合理地对待他的臣民，很可能会遭到臣子的唾弃和民众的反对因而遭受失败。于是，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表现合理地对待臣民，成为一个时代意识。从周朝初年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开始，上天的意志表达，也就是他的赏罚，应有一套规则，就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

然而什么是有德？所谓诸子、百家的认识就各有不同。老子、庄子主张清静无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们的上天或上帝喜欢的德行，也就不同。至于上天如何得知人们德行的状况，又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欢与厌恶，这些思想家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所以探测上天的意志，主要还只能遵守传统的“天垂象，见吉凶”。而对天象的解释，早就出现了重大分歧。

从战国时代开始，许多以前不知的自然现象被人们发现。比如声音共振。人们发现，弹奏这张琴的宫弦，另一琴的宫弦也会发声。还有所谓“慈石”吸铁。慈石，就是磁石。这些现象，都是物体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人们把这种作用称为“感应”。中国古人不认为物与物的相互感应是没有物质往来的所谓“超距作用”，而认为使两物发生感应的中介，是物质的气。就像人到水边感到凉爽是“水气”的感应，到火旁感到热是“火气”的感应一样。

这些现象的发现，使人们把眼光投向更多的此类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上的事物可以和天上的事物发生感应。比如“阳燧取火”。即金属的凹面镜可以在太阳底下使易燃的物品着火，这被认为是和太阳相感应的结果。还有所谓“方诸取水”。一个石制或金属的用具，在明亮的月夜可以生出水来，这被认为是和月亮感应的结果。于是，人们就认为，天离人如此遥远，也能发生感应，因此，物与物在不接触情况下发生的感应，是不论距离远近的。

天人可以感应的明确表达，首先见于《淮南子》。《淮南子·天文训》在列举了阳燧见日为火、方诸见月为水的例子以后说道：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淮南子·天文训》）

天人感应思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且认为，这样的感应，是不论距离远近，都可以发生的：“月盛衰于上，则螺蚌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淮南子·说山训》）

到董仲舒，就把从战国以来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感应思想，发展为全面的新的神学思想。

董仲舒认为，天，是和人同类的物。同类的物可以发生感应，所以天和人可以感应。人，主要是君主，如果干了好事，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表扬；人如果干了坏事，天也会降下灾异，以示警诫。如果人能够改正错误，天就会继续保佑君主。如果不加改正，天就会继续警告；还不改正，天就会让他灭亡。好事坏事的标准，就看君主的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项原则。

这样，借助新发现的自然现象，董种舒建立了完整而系统的新的神人关系。好坏的标准有了，这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原则；全新的联系方式有了，这就是以气作为中介而发生的相互感应。这时的上天，不再是一个随意奖励和惩罚的上天，而是遵守一定道德原则实行奖惩的上天。

董仲舒新的天人关系学说由于有新发现的自然现象做基础，所以不仅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而且被学者们普遍接受。董仲舒也被称为当时的儒学宗主：“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据现有史料，西汉时期被称为“儒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初的叔孙通，另一个就是董仲舒。

既然是儒者宗主，汉武帝又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就成为西汉朝廷上处理天人关系的指导思想。从董仲舒开始，儒者们就辛勤地观察着天象，也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如果发现异常，就推测其中的天意是什么？推测，人，主要是君主，做错或者做对了什么事，从而建议君主发扬或者改正自己的做法。这些观察的记录，今天还能见到的，就是篇幅很长的《汉书·五行志》。所谓“五行志”，就是把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类，观察五类事物中的异常现象，推测其中体现的天意。

这样的推测天意，实际上形成了对君主行为的监督作用，是臣子约束君主行为、使之走向正道，也就是儒家之道的重要手段，对于防止政治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天人感应学说被朝廷正式接纳以后不久，就发生了问题。

有一天，辽东为刘邦建立的祖庙、刘邦墓上的祭殿，都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在家知道此事，就从中推测天意。刚写了个初稿，被前来拜访的主父偃看到了。主父偃偷走草稿，送到朝廷。皇帝让臣子们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写的，就说这份奏稿是非常愚蠢的推测。于是皇帝把董仲舒下狱，差一点判了死罪。从此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推测灾异。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影响已经成为共识。汉代朝廷上，每逢有异常的自然现象，从中推测天意，成了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动。汉武帝死，汉昭帝继承皇位。由于幼小，实际上是大臣霍光执政。元凤三年正月，山东泰山和莱芜山南闹哄哄地好像有几千人在呐喊。百姓们去查看，有一块大石头，四十八围，一丈五尺高，自己立了起来，旁边有数千只白乌鸦。昌邑县有干枯的社树复活。国家的上林苑中，一棵断枯的大柳树也自己立起，有虫子在树叶上吃了一行“公孙病已立”的文字。董仲舒的弟子眭孟认为，这是将有普通百姓做天子。他建议应该到民间查访贤人，禅让帝位。霍光大怒，认为这是“妖言惑众”，把眭孟处以死刑。

然而五年以后，汉昭帝去世，汉宣帝果然是从民间找到的皇孙，宣帝就把眭孟的儿子封为郎官。

继承董仲舒事业的，有夏侯始昌和他的侄子夏侯胜。汉昭帝刚刚去世的时候，霍光等人先是请汉武帝和李夫人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做皇帝。不久，他们发现这个昌邑王生活放荡，不适宜做皇帝，谋划选择一个更好的皇子皇孙来做皇帝。这时候，夏侯胜曾拦住昌邑王的车驾，劝他要小心，说有人谋划要推翻他。霍光怀疑是同谋的张安世泄露机密，但夏侯胜告诉他，《洪范传》说，天气久阴不晴，就是有人要谋划推翻皇上。霍光听说以后大惊，提拔了夏侯胜，并要求臣子们今后都要通晓一点儒经。

两方面的事例，有效和无效，妖言和经术，并存在于汉代君臣的心目当中。

西汉末年，推测灾异是否有效，是妖言还是经术？冲突更加尖锐起来。

现实中，西汉末年的政治，先是汉成帝时，太后王氏的兄弟王凤当权。当时最善于推测天象的儒者谷永，每次推测天意，都说是批评皇帝：

永于经书泛为疏达，……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畧相反复，専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汉书·谷永传》）

因此，所谓天意，就成了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成帝死，汉哀帝出位。哀帝是元帝的侄子，祖母是汉元帝的妃子傅氏，母亲丁氏。母以子贵，王氏的势力暂时被压了下去，傅氏、丁氏一度把持朝政。哀帝死，王家势力又重新抬头，但是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王凤的兄弟王音、王商各有自己的势力。善言灾异的谷永、还有杜邺、杜钦等，对于同一天象，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各自攀附一股政治势力，所推测的天意也就各不相同。班固评论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说道：

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及钦欲挹损凤权，而邺附会音、商，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凤，隙平阿于车骑，指金火以求合，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者。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汉书·谷永杜邺传》）

同样的天象，不同的人从中推测出了不同的天意，那么，天意到底是什么？其中是否体现着天意，难免不使人生疑。

现实中如此，对于历史上的天象事件，在西汉末年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所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说的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一书的成果。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六经，包括《春秋》。“纪异而说不书”，即记载了那些异常天象，比如日食，比如彗星、流星，还有六只鸟儿倒退飞行等等。但是不说这些天象包含着什么样的天意。董仲舒的创新，就是一一补上“说”，即说出其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天意，并和现实的事件一一对应，说明天意的真实和英明。

比如《春秋》记载的宋国同一月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陨石于宋五”，另一件是“六鹢退飞”。董仲舒认为，这是“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刘向同意董仲舒的意见。但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这一年，岁星所在位置，正对着鲁国的分野，所以鲁国多丧事。陨石那一月，太阳的位置关系到齐国的分野，五颗陨石，象征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作乱。两件事都发生在宋国，象征宋襄公要称霸，但六年后霸业就要衰落。还有一位重要的占星家京房，他作的《京氏易传》，认为由于宋襄公“拒谏自强”，才导致了六鹢退飞。

这样，董仲舒以外的三个人，就有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而类似这样地对春秋以来到汉代为止，历史上数以百计的奇异天象和异常自然现象的评论，几乎每一件都有重要分歧。《汉书·五行志》逐条列举了他们的不同意见，这就表明，这些不同意见在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那么，这由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学说，后人的见解与他是如此不同，这个学说还能赢得信任吗！

作《汉书》的班固，在记录了当时著名的所谓“推阴阳、灾异”的专家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等人的事迹以后评论道：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贡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说义，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这是班固对他们命运的叹息，也是对他们学说的批评。在班固看来，推测天意天道这件事，连孔门亲传的弟子们都难得听闻，这些后学又是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方法。他们“假经说义，依托象类”，各执一词，不过是“亿则屡中”，也就是子产当年批评占星家禆灶的“多言或中”。由此看来，班固对他们的说法、作法，几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东汉初年的王充，曾师事班固的父亲班彪，因此，和班固也当有交往。如果说班固从经学和事实的角度批评了天人感应学说不过是“亿则屡中”，王充则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天人学说的可信性。

二、王充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

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础，是当时新发现的自然现象。因此，要从根本上否定天人感应，也必须从考察自然现象入手。

王充考察了当时在天人感应学说中居重要地位的自然现象。比如日食、月食，雷电、水旱灾害，虫灾等等。

天人感应认为，太阳是阳类，是君主的象征。太阳被侵蚀，象征着君主被那些不怀好意的臣子们所侵犯。因此，每逢日食，就要罢免那些威胁皇帝安全的臣子。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太尉之类的所谓“三公”。据卫宏的《汉旧仪》，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罢免、甚至处死这些大臣的固定程序。而有明确记载的，就是有一次日食，汉宣帝借故处死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王充考察了日食。他发现，“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它们“食有常数，不在政治。”（《论衡·治期》）也就是说，不是人的行为不端引起上天的警告。

打雷，当时认为是上天的震怒。雷击，是上天的惩罚。王充考察，雷，是一种火。遭雷击的物体，常常起火，或者有烧焦的痕迹。而且雷声虽大，也不过“震惊百里”，远处的人就不知道。因此，雷电不是天怒，雷击也不是上天的惩罚。至于水旱灾害，他发现，气候的变迁，有一定的规律：“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天之旸雨，自有时也。”（《论衡·明雩》）因此水旱灾害也不是上天的惩罚。

还有虫灾。王充考察发现，虫灾的的发生“必依温湿”；虫子危害谷物，也“自有止期”，因此也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与政治和天意，都没有关系。

王充的第二个方法，是揭露那些被认为是天人感应典型事件的内在矛盾。比如传言说，邹衍无罪而被下狱，他仰天长叹，盛夏的五月天就下起了霜雪。王充说，如果说是因为他的冤情感动了上天，那么，曾参无罪却被怀疑杀人，太子伯奇被父亲虐待直至放逐，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感动上天。因此，所谓邹衍冤情感动上天的事，是虚言。

关于虫灾，一种说法是，黑身红头的虫成灾，是武官腐败，惹得上天愤怒；红身黑头的虫成灾，是文官腐败。因此，只要处分相应官吏，虫灾就会消失。王充说，若是白身红头或者黄身黑头或者身头皆青的等等，又是哪种官吏腐败呢！因此，这种说法，也是虚言。

类似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比如周武王渡河时起了大风，武王挥动战戈，风就停息了；鲁襄公激烈战斗到黄昏，他一挥战戈，太阳就倒退了三舍；宋景公三句善言，火星就移动了三舍。甚至尧让后羿射下太阳等等，都是不可相信的虚言。

从对事实的考察中，王充得出结论，天和人，是不可能发生感应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物与物的相互感应，大物体能感动小物体，小物体不能感动大物体。比如天将要下雨，不少小动物都会有特殊反应，但是这些小动物的反应，却不能感动上天降雨。人在天地之间，就像虱子在人身上。人听不到虱子的鸣叫，上天也听不到人的声音。

第二，物与物感应的中介，是气。气，就是一种力。力的传递，受距离远近的限制。就像火的热、水的寒一样。人离火近，就感到热；离火远，热就衰减。离水近，会感到凉爽，离水远，凉爽就衰减。一条大鱼在水中翻腾，激起的水花，也不过几丈远。天非常高，人离天非常远。人的气要能感动上天，是不可能的。

王充得出结论：物与物之间，以气相感的事，有些是存在的。有些也仅仅是“适逢偶会”，偶然巧合。至于涉及人事吉凶之类的感应，则都是适逢偶会，偶然巧合：

月毁于天，螺消于渊。风从虎，云从龙。同类通气，性相感动。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时，偶适相遇，非气感也。（《论衡·偶会篇》）

像武王挥戈而风止，那是武王挥戈时恰巧风就停了。杞梁妻痛哭，正好城墙倒了，就说是她哭倒的。邹衍叹气，正好碰上天下霜雪，就说是邹衍的冤情感动了上天。如此等等，那些所谓应验的事实，都不过是这种适逢偶会，并不是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至于当时传言，南阳卓公因为德行高尚，蝗虫都不入他的县境。王充说，这也是偶然巧合罢了。假如卓公能感动蝗虫不入县境，他能否感动蚊蝇不入他的家门呢？况且蝗虫这样的东西，它们聚集在野外，都不是平均铺开的。没入卓的县境，不过是偶然巧遇罢了：

夫蝗之集于野，非能普博尽蔽地也，往往积聚多少有处。非所积之地，则盗跖所居；所少之野，则伯夷所处也。集过有多少，不能尽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则其过县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验善恶，有无安可以明贤不肖也。盖时蝗自过，不谓贤人界不入明矣。（《论衡·感虚篇》）

也就是说，蝗虫不过境这种事情，并不能判断出当地官吏的优劣。

至此为止，王充就完成了他对天人感应理论的考察和否定。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王充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都是正确的，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它的理论价值。但是当时的社会需要鬼神，天人感应理论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神学油彩，也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监察官。它是当时的政治生活所必须，所以，虽然到了东汉末年，王充的理论广泛流传，但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却仍然是朝廷之上的统治思想。儒者们仍然辛勤地观测着天象和各种各样奇异的自然现象，从中推测那对当时有用的“天意”，以改进政治，以维护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