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那句“名言”，是当时媒体和“舆论”的断章取义歪曲变造

（2024年5月15日补加前言：

本贴原本只是在2021年8月25日一则新闻的评论栏中对一条网友评论的简单回复，被推荐成置顶评论并生成独立贴子。在成贴当时就形成了热烈的争论，后续又有许多网友前来争论。为了整理收集“彭宇案”相关的客观信息和理性分析，同时统一答复网友以往对此案的常见质疑，贴子正文陆续进行了大量内容补充。

鉴于有许多网友根本不阅读贴子正文，就来发表那种基于十数年以前偏狭信息获取而形成的、在贴子正文中业已公布澄清剖析回答的质疑评论，或者就是单纯发表个人情绪或坚定信念，以及个别帐号每每扭曲偏执地前来打滚纠缠，故除非是那种提出了有意义新课题的评论，否则恕贴主不再一一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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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骗局观察员”推荐，来自《广东一男子当街强行按倒女子，警方：涉事男子被刑拘》评论区，标题为[勤劳老韩]本人重新拟定】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全文皆无“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或类似表述，那是当时媒体和“舆论”的断章取义歪曲变造。

后来揭示出来的事实证明，“彭宇案”一审法官王浩先生在判决书中的那些详尽完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彭宇案大逆转：当事人承认与徐老太碰撞》

腾讯网2012年01月18日17:34转自《东方早报》

https://news.qq.com/a/20120117/001319.htm

【从南京中院在一审判决后查找到的当事双方报警记录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在随后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双方更详细地说明了各自在碰撞时的行态、动作、感受，且能相互印证。】

【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更多相关信息汇总，可参阅：《“彭宇案”大逆转可信吗》https://view.news.qq.com/zt2012/pengyu1/index.htm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在2017-6-15 09:24长微博转发《人民法院报》文章《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对此案的事实进行更大力度的澄清宣传。

但是，显然，如一贯的规律那样，澄清一个“无聊”的事实，远远不及制造一个惊人的“情节”来得更加“受人关注”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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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一）：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关于责任判定分析的完整段落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由如下：

1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 、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 、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 、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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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敏锐地指出，判决书中的下面这半句话——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这就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的来源了。

而我们联系前后文对比一看就知道，那段分析内容，与这个“扎心”“赚眼球”的短句，含义天壤之别。即使是单看那半句话本身，也与所谓“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并不一样。

当时的相关媒体和“舆论”，实际上是把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自身潜意识中的思想认知——“不是我撞的我为什么要扶”——直接拿来扣在这段分析文字的头上（正好又为这些人的极度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借口理据），然后便以千夫指覆盖、以万众口水淹没，于是造就了一个超级“成功”超级“经典”的建立在断章取义歪曲变造基础上的“舆论审判”超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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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二）：

感谢网友【范朝浩】的提醒，那句“名言”的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真正源头，找到了：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于1996年3月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恰于彭宇案的相撞纠纷发生时点的整十年以前。）

那句台词的原话是：（剧中被撞老人的亲友中一位年轻女性质问主人公乔安山）【你别装委屈。不是你撞的，你干吗送医院？！】（其他亲友纷纷应和说【就是啊】。）

艺术来源于生活，1996年以前已存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现实。而这部电影的热映，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和影响。彭宇案当时相关的那些媒体和“舆论”，恰恰是利用了这句曾经深深冲击了公众潜意识的台词，移花接木实现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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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三）：

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在2017-6-15 09:24长微博转发《人民法院报》文章《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中，有这样一段“盖棺式”（事件十周年）的权威澄清和定论：

【该案中，从法律真实看来，彭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而从客观真实看来，事别多年后，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民事法律概念——优势证据。

我以前就曾经在相关评论时谈到过这个概念，现在把那则评论一并列在这里：

【看到不少人在彭宇案里面高扯“疑罪从无”大旗，法盲们把法盲评论顶上了热门。

虽然大量切身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氛围里“科普必沉”，但我还是愿意做一下。

[疑罪从无，是指刑事（刑事、刑事，重说三）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所谓“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情形。“疑罪从无”即在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时对刑事被告人“宣告无罪”的一种制度。]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决定了适用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都有所不同。在刑事诉讼中，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对有罪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基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其主张事实的证明只要达到“证据优势”标准即可。所谓证据优势标准，通俗地讲，就是“案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显然要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当年法院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中，在原告方如此明显的优势证据之下，胆敢判决被告彭宇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那么当时的那些无德黑心的甚至另怀鬼胎的媒体和“舆论”势力，自然可以“总结”出更加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召唤口水制造愤恨的“中共司法体制的逆言恶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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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四）：

南京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全文）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 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相撞；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为啥?)；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XX

代理审判员 XXX

代理审判员 XX

二○○七年九月三日

见习书记员 XX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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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五）：

2012年1月16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3期特稿《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

　　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

　　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针对舆情反映，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真相

　　刘志伟综合当事人陈述和法庭调查，向记者介绍了“彭宇案”的基本事实。

　　2006年11月20日9时30分左右，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等车时，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徐寿兰急忙跑向后面一辆乘客较少的公交车，当她经过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26岁的小伙子彭宇正从这辆车的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急于转车的彭宇先向车尾看了一下，再回头时发现摔倒在地的徐寿兰，随即将她扶起，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经诊断，徐寿兰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施行髋关节置换术，费用需数万元。此时，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先后报警，但未能达成一致。2007年1月12日，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指认他将自己撞伤，并索赔包括医疗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6万元。

　　当年4月26日，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辩时，没有说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6月13日第二次开庭进行法庭质证时，彭宇在答辩中表示：“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当被问及把原告扶起来出于什么目的时，他回答：“为了做点好事。”在得知原告申请调取的事发当日城中派出所接处警的询问笔录已丢失时，他对由当时处置此事警官补做的笔录提出异议，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和媒体反映这一情况。

　　7月4日，彭宇主动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希望媒体关注此事。该版主立即用短信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十多家媒体和网站记者。彭宇于当日向鼓楼区法院提出准许新闻记者采访庭审的申请。

　　7月6日第三次开庭时，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相撞。由于事发当日接处警的城中派出所将对彭宇的询问笔录不慎丢失，在法庭上，该所便提交了由原告徐寿兰儿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询问时，用手机自行拍摄的这份原始笔录照片，以及据此誊写的材料，其中主要内容是彭宇陈述2人相撞时的情况。虽然该照片显示的内容已经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确认，但由于其来自原告的儿子，因而受到彭宇及旁听庭审的媒体记者质疑。

　　9月3日，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相撞事实，其主要理由：一是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原、被告相撞证据（接警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警官证词等），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二是由被告申请的证人，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只看到被告扶起了原告，也就不能排除此前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三是被告本人在接受警方询问和第一次庭审时，并没有表示自己是见义勇为，也没有否认相撞的事实，只不过不是“撞人”而是“被撞”，因而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同时认为，虽然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但由于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也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因而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双方均不具有过错。依据民法通则按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原则，判决被告彭宇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给付原告徐寿兰4.5万元。

　　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京市中院于当年10月初进行调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均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这些新证据为澄清事实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误读原因

　　刘志伟说，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追踪“彭宇案”的演化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确认相撞，由彭宇分担一定的损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使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

　　从南京中院在一审判决后查找到的当事双方报警记录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在随后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双方更详细地说明了各自在碰撞时的行态、动作、感受，且能相互印证。一审法庭调查在找不到碰撞瞬间的目击证人时，警方在事发第一时间的询问笔录就是一个重要证据。但这份笔录被接处警的城中派出所在该所房屋维修过程中不慎丢失。正因为此，彭宇在以后的庭审中一直坚持“无碰撞”答辩。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其二，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从一审判决看，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200多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给付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赔偿款”。这些不恰当的分析推论，迅速被一些关注彭宇案的媒体抓住、放大，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由此不断升温的报道将对此案的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在道德追问中忽略了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此案“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频频见之于报端、广播、荧屏等传媒的“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

　　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据了解，“彭宇案”在一审期间，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连续报道，包括原、被告及法官等当事人均不堪其扰。徐寿兰老人因摔伤行动不便，在家养病的她不断接到陌生人的谩骂攻击电话，指责她“诬陷好人”；蹲守在她家门口的记者，一次次强行将话筒递进来要求采访。彭宇面对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和来自各方的诘问，也深感烦恼。因而双方在南京中院二审组织的庭前调解中，均提出了不再向媒体披露此案信息的要求。对此，虽有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允许当事人不公开民事调解协议的内容，但对及时公布、解析已被误读的彭宇案真相，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鉴于此案近期又被引起高度关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前，南京政法部门事先征求了有关当事人及亲属的意见，他们同意公开此案的相关情况，但同时希望不要引起新的炒作，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

　　深刻教训

　　刘志伟表示，“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首先，应高度重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法院调查的原始证据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发生相撞的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据此判决的结果是适当和正确的，二审之前当事人达成庭前和解协议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审理中出现警方丢失询问笔录等关键证据，一审判决说理、表述不当等问题。虽然相关人员在事后给予了停职、调离和警告的处分，但加强政法队伍制度建设和思想业务建设仍刻不容缓。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导作用，要把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机融入司法裁判全过程。

　　其次，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彭宇案”被误读和放大的负面效应，既有办案部门操作环节的失误，也反映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为此，要在全社会树立昂扬向上的道德风尚。南京近5年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其中，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为市民耳熟能详，尊为楷模。南京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逐步在全社会营造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道德环境。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倡导公民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应本着包容平和、互谦互让的精神，更多地通过调解、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也更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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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六）：

《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14日文章《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次日转载）全文：

【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

2017-06-14 23:34:40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舒锐

　　近日，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视频：河南驻马店一女子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事发后，被撞倒女子横躺在马路上一动不动，期间多辆汽车和多名行人路过，无一辆车停车查看情况，也无一人上前施救，一分钟后，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碾压。不少人在感慨、悲愤世态炎凉、路人冷漠的同时，却将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的“彭宇案”。

　　近年来，路人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的类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上演，而每当类似新闻出现，“彭宇案”就会被再次纳入公共讨论的范围。一时间，“扶不扶”仿佛成为了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中国式难题，提供救助怕被对方反咬一口，不提供救助又将面临良心上的谴责，甚至这个话题还上了春晚。其实，在再次讨论这一话题之时，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彭宇案”案情本身。

　　该案中，从法律真实看来，彭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而从客观真实看来，事别多年后，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

　　遗憾的是，当年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将彭宇“人设”为被冤枉的“好人”，毕竟“好人蒙冤”的剧情要比“撞人该赔”的现实更加能够撬开读者的眼睛，撩动他们互动的欲望。而不得不说的是，或许是人性的自私因子使然，我们习惯于为自身在众人中的冷漠去找到一个客观而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讹传讹”似乎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这就造成如今遗憾又尴尬的局面，人们对于该案的误解、误读越陷越深，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彭宇仅因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

　　实际上，对于“扶不扶”问题，法律早有答案。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可见，如果被扶者不能证明扶人者将其推倒，扶人者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发生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或许也正因此，每每发生类似事件，一些人只能拿出一件十年前被误读的“彭宇案”来唏嘘不已，感叹世风日下，乃至为冷漠寻找借口与出口。

　　值得强调的是，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再次重申了法律对见义勇为的态度，“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便施救行为对受助人造成了一定损害，救助人也无须担责，更何况，损害本非救助人所致。而这些年，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国家与地方对“义者”的奖励、保护长效机制正在日趋完善。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所提倡的高尚道德品质。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一颗“老人老、幼人幼”的善心，而同时又有着一颗趋利避害的私心。而当我们见到有人需要帮助时，当我们在“扶不扶”问题上，左右徘徊、桎梏不前时，我们必须在内心上确信，救助行为永远不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彭宇案”不能再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法律始终站在善者那一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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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我赞同如下一位司法领域专业网友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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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我们一直以来都搞错了的事情就是：按照法律，在所有“扶老人”的这类【民事案件】中，【扶老人者】都根本不需要自证清白，反而是【老人一方】需要证明对方撞了自己。

这是因为，【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也就是说，如果老人认为是扶ta的人撞了自己，那么老人必须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提出的这一主张，而不是被起诉的“扶老人者”。

可是，为什么包括小袁在内的许多人，之前都一直以为得【扶老人者】自证清白呢？

这里的原因有不少，但最根源性的问题，其实是一起发生在2007年的案件，留下的恶劣影响。

这便是之前饱受一些媒体误导和歪曲的“南京彭宇案”。

今天，许多人，甚至媒体在提起“南京彭宇案”的时候，仍然会认为这是一起好心扶老人却遭反咬的案子。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真的都被当年一些媒体的报道所误导了。

南京彭宇案的真相，其实早在3年前已经被多家媒体披露过，彭宇与老人确实发生了意外的碰撞，只是两人都搞不清楚是谁撞的谁。但因为老人重伤骨折，而彭宇又不想赔那么多钱，于是双方最初闹上法庭的真正原因，是如何赔偿的问题。

然而，当第一次开庭后，警方承认在派出所的装修过程中不慎遗失了笔录。在与老人闹上法庭6个月后，彭宇突然开始改口，宣称自己没有撞老人，而是做好事。而在一些一味追求热点，而不顾真相的媒体煽风点火的作用下，彭宇案更成功忽悠了大众…

不过，因为他根本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做好事，最终还是被法院判了赔偿。但由于公众对彭宇案已经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认为彭宇是做好事被冤枉，因此彭宇案的判决，也令很多人都误以为，如果你证明不了你扶了老人，就只能被讹。

但事实绝非如此！

彭宇之所以要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扶了老人，是因为“扶老人”的说法，是他在第二次开庭时，才提出的【新主张】。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彭宇当然要承担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做好事。

可悲的是，由于当时媒体忙着炒作“扶老人被讹”这个更刺激的话题，竟完全忽视了【彭宇改口】这个细节，以及其中他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造成了公众的误解。

而更诡异的是，在彭宇案之后的8年里，在几乎所有“扶老人”的案件中，新闻媒体又大多只是简单的在炒作“道德层面”的问题，做“道德批判”，却几乎从未深入探讨其中的法律条文，不仅没有普及【民事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反而也法盲一般地在宣称什么法律缺失，不保护好心人，这更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误解，以为扶老人的人得自己找证人。最终，弄得大家面对扶老人时都不敢出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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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笔录照片是谁拍摄的”这种质疑：

这个证据所要证明的，是照片是否与原件内容一致，无论是谁拍摄的，并不影响这一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7年当时执行版本）

【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七十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

我中国法庭不吃西式法庭上讼棍“抓住无关一点来破坏证人对陪审团的整体可信度从而事实上废掉合法证据”的那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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