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卫红：从手工业遗存看秦都咸阳城北区布局

摘要：秦都咸阳城北区手工业遗存分布于东北及西南两个区域。通过比较可知， 西南区为东北区提供制骨、冶铸、制陶等生产所需原料以及陶质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隶属内史机构。东北区手工业制作均与少府所辖机构有关。两区分别位于河滩地及台塬地，之间有与自然冲沟相关的分隔地带，显示出似成都的“两城并列”布局特点，总体承担的行政职能偏于经济管理。

秦都咸阳城以渭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所知与手工业制作有关的遗存，涉及制陶、制骨、制石及金属冶铸等不同产业，分属东北部“宫殿区”和西南部“长陵车站手工业作坊”（图一）。通过对这些遗存的梳理，可以看到不同地点、相同产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有助于了解咸阳都城北区的布局。

一

东北部是指咸阳北塬台地，即“宫殿区”周边。海拔高度410—450米，地势北高南低，与渭河以南的兴乐宫等建筑遥相呼应。该区域的手工业遗存分布于夯土建筑群四周，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地点。

1.胡家沟至聂家沟

紧邻“宫城”西墙外，以台地南缘最为密集。

有数量较多的陶窑。分布范围东西长约128、南北宽约62米，至20世纪尚存陶窑29座，有成排分布的规律，地层堆积内含大量红烧土块，青灰色窑壁块、细绳纹筒瓦和板瓦残块、木炭、素面铺地砖、变形空心砖残块和井圈残块。部分残瓦戳印“周”“王”“戎”陶文，有些区域还包含与一至三号宫殿相同的龙纹空心砖残次品。保存较好的两座窑址的窑体近方形，窑壁呈弧线上敛，有窑门、火膛、窑床和单烟道。窑门多数朝南，烟道置于窑室后侧正中。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为咸阳宫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群”。

制骨遗存丰富。2014年发掘20平方米，清理次生堆积灰坑一座，共收获总量超过600千克的骨质遗物，包括骨料、坯料、半成品和残次成品。骨料来自黄牛，包括掌骨、跖骨、尺骨和桡骨、胫骨、肱骨、股骨等骨干部分，不见关节部位、腕跗骨及趾骨。通过对尺骨件数统计，骨料来源不少于二百只黄牛个体。产品以表面雕刻纹饰和涂彩的马镳、带具为主，还有数量较多的鱼形饰、博具棋子（图二）。其生产规模很大，原料单纯，制作环节比较一致，产品常见装饰或娱乐品，说明从原料获取、生产组织到产品消费都有统一的管理，生产者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某一集团，具有依附性作坊性质。

有府库类建筑。2016—2018年发掘了一座，其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05.8米，南北宽20.3米。出土总量约650千克石质编磬残片、大某缯官封泥等遗物，石磬残块多见“北宫乐府”一类的刻字（图三：1）。与府库出土石磬完全相同的遗物，见于咸阳城南区的神禾塬大墓，多数学者认为此墓葬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墓主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紧接该府库的南部，有石磬加工及铸钱遗存。调查采集到了制作石磬的石料和半成品、龙纹空心砖和瓦当等建筑材料、“半两”钱陶模等金属铸造遗物，发现排水沟、陶管道和大面积河湖相堆积。钱模包括背模和面模，钱型直径2.7厘米（图三：2）。早在2002年于同地曾发现过陶质半两钱模和浇口等一批遗物，发现者称钱模为母范，钱型径为3.3厘米，所铸出钱币直径大约为3.1—3.2厘米。通过这些实物可以确认秦都咸阳存有官铸钱币工场。而大量建筑材料的发现，说明这里曾有不亚于已发掘的三座宫殿等级的建筑。

据20世纪考古资料，在聂家沟西北分布一南北长150米、东西宽60米的遗址，内含有黄绿色铜绣的堆积物，还采集到铸造铜器的陶范。

紧邻宫殿区、有大型建筑基址、多种类遗物，这些信息证明此处存有官署管理机构，是一处集管理、储存、生产的官署手工业综合生产园区。

2.牛羊沟至刘家沟区

位于“宫城”北墙外。调查发现地面有大型磨石、散落的石甲片；勘探发现灰坑、踩踏面、烧土、夯土建筑及水沟；试掘了一处石甲片制作遗存，出土了石质遗物六十余千克，包括制作甲片的原料、坯料和废品，还有编缀甲片的铜条以及钻、刀等金属工具（图四）。目前唯一能与石铠甲对应的产品只见于秦始皇陵陪葬坑。

3.柏家嘴区

位于整个“宫城”最东部，此地或为兰池宫所在。手工业遗存只有制陶一类，依照编号推测该区域窑址数量似在49座以上，但只明确3座与秦有关。其中编号82XZBY47和82XZBY48的窑体呈长方形，弧形顶，由窑门、火膛和烟道三部分组成。烟道3个。窑室内填土含较多的秦筒瓦、板瓦和陶器残片。发掘者推测这是烧制砖瓦和陶器的秦窑。

该区域更多陶窑的时代被确定为西汉。除生产建筑材料外，日用品也占很大比重。陶窑毗邻的北部塬地是西汉长陵、安陵及陪葬墓所在，有多处地面建筑。不少陶窑出土的砖瓦与汉长陵邑所出形制相同，生活用品中的盆、罐等品宫廷官府所需者亦当为数不少。也就是说所谓秦咸阳城柏家嘴制陶作坊区的规模很小。

总体上，东北部手工业遗存依附于宫区，主要集中于宫殿区的西部和北部，已知总面积超过230万平方米，涉及手工业制作、管理及存储。如果将宫殿区包括在内，秦咸阳城东北部遗存涉及面积约500万平方米，经济职能的遗存约占总面积的一半。

仅从制陶业一类来看，东北部胡家沟窑址皆在原生土上挖成，可称土壁窑，属秦代；制陶业已经达到产业化程度，不仅能基本满足当地工程建设需要——如在已发掘的一、二、三号等建筑遗址中，只有少量建筑材料来自市亭或民营作坊——而且有向外输出——同样内容陶文的建筑材料也见于秦始皇陵。但由于考古手段单一，只有少量经过了发掘，其中一部分陶窑是否为砖瓦窑，亦或不排除有与冶铸工业有关的烘范窑。柏家嘴窑址多为土坯或砖砌窑室，可称为砌壁窑，多属汉代。其制陶业生产在秦汉时期保持了延续性，为汉陵的修建提供了基础。但在战国晚期至秦代时期，此地陶窑数量很少，只有3座，应该是秦末专门为兰池宫修建而作，不足以称之为“制陶产业”。

二

西南部位于“宫区”外西南约5千米处，近渭河滩地，地势较低洼，海拔约380米。又被称“长陵车站手工业作坊遗址区”“制陶作坊区”。20世纪曾有发掘，主要有大量密集的水井、陶窑，较多的窖藏、灰坑和儿童墓葬。

1.制陶

大量陶窑。已发掘陶窑6座，窑形包括圆形、长方形和马蹄形三类，烟道与东北部胡家沟所见一致，也只在窑室后壁正中有一个。这说明单烟道陶窑是秦咸阳城遗址的早期窑型。堆积中多夹杂日常生活类陶器，有部分建筑材料如筒瓦、板瓦。

发掘了7个放置陶器窖藏坑，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器和制陶工具。部分窖穴虽然表面看是储物之用，但具有半地穴房址的一些特点，或许为简易形式的建筑居址、工作棚。例如59XYCLJC1，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宽2.6—6.6、东西长3.7—14.3、深0.5—1.4米。坑内有规律的排列着瓮、罐、釜、盆、茧形壶、鬲、器盖、豆、器座、陶拍和支垫等几乎全部完好的陶器共计80余件。器物大多倒置于土坑中。坑中有一条便于行人的南北向灰土路面，路面宽2.4米（图五）。路面显系长期出入踩踏形成。根据其面积、内部结构和存放物品种类等方面分析，与成品储存甚至销售环节关系更大。

此地发现大量陶器上戳印陶文，内容涉及“咸亭完里”“咸屈阝里”“咸沙里”“咸高里”“咸阳市”“咸白里”“杜亭”等等三十余种。原发掘报告认为这些陶文“其意就在于表明产品自身的属性。即该产品的生产单位和该单位所属的手工业作坊”。此判断可以理解为这些产品并非制作于发现地即长陵手工业作坊区，有系周边作坊以商品用意输入而来的可能。

2.冶铸

金属窖藏三处。其中61XYCLC3中发现500余千克的经高温烧结成块状金属遗物（图六）。部分器物形体巨大，有的镌刻铭文和精美的错金银纹饰，还有一件完整无缺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62XYCLJC4共出土铜器280余件，其中有战国货币140余枚和1枚铜锭，另外有一些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和服饰配件及装饰品。多残，器物配件不成套。82XYCLJC7出土残铜器、半两钱及铜锭、铜渣共计75公斤，也大都残缺不全。冶炼铜器的原料铜锭1件，即62XYCLC4:132。扁圆体，直径仅约7厘米。82XYCLJC7出土3件圆形铜饼，其一82XYCLC7:94的直径为12厘米，厚度1.5厘米，也很小。同出的石块未经检测，属于炼铜矿石的说法只是推测。

这些金属物品绝大部分为经过使用后的废品或浇筑后未能成型的残次品。学界对其性质认识不一，有府库、商品、报废品、冶铸遗物等说法。由于至今尚未发现熔化铜铁的坩埚以及铸器的模范、足够大范围的工作场所，很难说此处存在金属器具生产和为其他地区提供原料供应，充其量是一种原料储备。《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记载有对金属物品回收再利用的相关制度：“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发之，近七月而毕……”。金属报废物品储藏窖的说法比较合理，物品与秦国大内关系密切。

多年来此区域屡有盗掘活动，大量铜钱、箭镞、印章流入市场，曾收缴到直径约3.2厘米的半两铜钱。2008年咸阳市文物工作者采集到五百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圣宋通宝等不同类型铜钱、铜容器残片、薄如纸的铜箔片、铁片及铁渣。2018年有800多枚楚国蚁鼻钱流入古玩市场，种类有五品八种之多。大批量蚁鼻钱出现的原因不外乎三种：移民、统一前的贸易或统一过程中的战利品；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功能共三种：移民居地、市亭、中央或地方某机构的物资库。而大量不同时代钱币的频出，则说明该区域的历史沿革情况，这与西汉以后此地为新城县和渭城县的史载相吻合。

3.制骨

经常出土经过截锯加工的鹿角等半成品制件，具体信息不详。2017年发掘清理了一座圆形袋状灰坑（图六）。主要包含物以牛、马等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为主。部位可分为头骨、脊椎、肋骨、盆骨、长骨、掌骨和跖骨、较小骨骼等8类。股骨近端均仅为股骨头。据加工痕迹判断有废料、余料与半成品。废料105件、余料46件，半成品1件为装饰品骨环。高比例的废料说明此地有制骨取料初级阶段的活动，骨料涉及的动物种属也较东北部更加丰富多样。

总体上，西南部遗存由于渭河的北移，现已被分割和淹没，沿渭河南、北滩地东西长3千米的范围内均有秦汉遗物。初步判断该区面积近960万平方米，约为东北部宫殿及官署手工业遗存总面积的两倍，涉及的手工制作类型也比较丰富。同时，有必要强调该区域遗存的性质绝不仅仅是手工业生产，所谓“制陶作坊区”的说法更是以偏概全。

首先，其中有居址。

该地发现了大量小孩墓葬。据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有将夭折的儿童就近埋在住居附近的习俗，“可以看作是当地居民对死亡儿童的一种‘弃埋’,因而墓扩一般不规整”。在西南部这种对儿童的“弃埋”现象非常普遍，均不见随葬品，所使用的葬具有两陶鬲相扣合、陶瓮与陶盆相扣合、板瓦扣合等七种形式。类似情景见于山西侯马XXII号铸铜遗址，15座战国早期瓮棺葬散乱地分布在活动硬面的两侧，并与房址、灰坑等混杂在一起。

路家坡村是儿童葬的另一集中地，位于西南遗址区的正北塬地。1972年出土迭压在一起的陈爰金版8枚，有学者认为金版是“有意识的埋藏”。但金版出土地点的东、南二面各1米左右处发现了秦“半两”钱、战国素面铜镜、大口小底瓮和小口折肩小底罐以及椭圆形粗绳纹小瓮棺两具，瓮棺内尚有小孩遗骸。在周围地面及附近的断崖上,还可以看到暴露的人骨架,但无棺椁痕迹。随后还清理了一个秦代的瓮棺葬。可见该地是一处以埋葬儿童为主的丛葬墓地，同样的情况见于宝坻秦城遗址。秦汉时期有小儿鬼的民间意识，而葬于道路有明显的厌胜意义。路家坡村陈爰金版出土单位不是窖藏，而应该与墓葬的随葬品有关。依其位置大致可确定手工业区北界。

该地发现大量水井。西南部截至1981年，共计发现水井116处，20眼经过清理发掘。虽然在原报告中未提及井圹规格，但根据附图可知圹外扩极大，尤其是口部，中心部分放置陶圈或砌砖后，圹壁与井壁之间填质地不同的沙土，底部亦有特意而为的沙层。这些堆积是特意而为，不仅是为了固定井壁，应该有过滤水质的目的。“井，池穴出水也。《说文》曰：清也。故《易》曰：井洌寒泉，食。甃之以石，则洁而不泥。汲之以器，则养而不穷”。尽管从东周时期以来的情况看，水井多与手工业区甚至是制陶业有关，但手工业区一般人居密度大，设置过滤水质的措施也应考虑与日常生活饮用有关。

该地发现大量高等级建筑材料。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与东北部夯土建筑遗址所见基本一致，2018年采集的“咸高里憙”戳印陶文板瓦曾于咸阳宫殿区采集三例。其中还有一些战国中期遗物，例如外壁装饰极细绳纹、内壁有麻点、泥条盘筑方式制作的筒瓦，说明西南部不仅有大型高等级建筑，而且修建时间与东北部建筑同时。2017年发掘清理了多处民居建筑（图七）。

另外，其中有商业。不同作坊甚至邻县“杜亭”的产品同出于该地即是证明。据《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尝以相国之身公布其《吕氏春秋》一书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卷87《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尝杀大臣蒙毅、公子十二人死咸阳市；李斯父子也被腰斩咸阳市。秦人设市于城的传统可上溯到雍城期间，旨在把商业经济纳入城市管理体系，这是从“城”到“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通过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咸阳城北区手工业的类型、规模和分布情况基本清楚。东北区“官属手工业”和西南区“长陵车站手工业”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和区别。

无论是冶铸还是骨器、石器的制作，东北区不见原料初加工阶段遗物；西南区则相反。这种现象说明西南部是咸阳城北区手工业的初加工地，承担了为东北部官属手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职能，体现了秦咸阳城内手工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从产品流向看，东北部为宫区及皇室贵族服务，既有修建宫室和陵园所需的建筑材料，也有日用礼器和丧葬明器，产品流通面窄，总模式类似“计划经济”；西南部既为宫区服务，更多流向商业贸易，产品流通面宽，总模式类似“市场经济”。

将上述遗存点定位在地理空间中，咸阳城北区明显有东北部、西南部两部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范围的遗存空白区。空白区的北部是一条南北向的自然冲沟，尽管目前对冲沟的形成时代尚不明确，但也许它是当时利用自然地貌而成的两区分界（图八）。如此以来，北区的整体布局除了外部的陵墓区，实际上内部有“双区并列”的特点：东北区兼有行政和皇家事务的管理职能，西南部承担的经济职能相对突出。与成都的大小城模式有相似之处。

现存文献中，晋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明确记载成都“与咸阳同制”的最早者。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载：(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秦国的成都城包括大城、少城二部分。大城居西，与都城相比有内城性质；而少城居东，为工商发达之区，具有外郭城的性质。既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延承咸阳在政治、经济上的制度，反推而论咸阳城应该存在类似功能分区。与成都城所不同的是，咸阳城的宫城位于东北，“外郭城”位于西南并未见围绕一周的夯墙。

这种空间布局有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咸阳城范围内，渭河基本走向是西南向东北斜行。东北部地势高亢，设置宫城；西南近水，为工商业、平民居址的集中区。这种布局突出了宫城的王权地位，是东周以来诸侯国都城的一个惯例。而围墙作为界域标识，它的有无应该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条件综合考虑。

整体咸阳城北区应该有的机构，东北部除了宫室之外，所见各类手工业制造均与少府有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涉及乐府、考工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都水等部门。西南部高等级建筑可能为内史治所。从战国时期开始，秦内史主管财政经济，其职掌具体包括三方面：物资、金钱和厩苑。

无论是少府还是内史，承担的行政职能偏于经济管理方面，二者下辖的手工业制作总面积约为1190万平方米，是270万平方米宫殿区的4倍多。大面积经济功能区尤其是东北部大面积存在的手工业生产近距离靠近宫区，存在不安全隐患，环境也存在污染问题。无论是对处理政务的前朝还是佳丽云集的后宫都存在不利影响。正如刘庆柱先生所言：“大概从秦昭王开始，秦国统治者在都城建设中，大力向渭河以南扩展。宗庙、章台、兴乐宫等重大建筑大概至迟都建成于这时期。当时渭南的宫室建筑已是秦王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石铠甲和石磬等陵墓用品制作点的发现，可见这种都城重心南移的趋势至秦始皇时期接近尾声，与渭河以南开始的阿房宫修建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