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凶or大吉？占星术到底灵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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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哪种星象是凶兆预警？
说起“夜观天象”，不知道影视作品中这样的场景，有没有让大家DNA动了——
又或是这样的——
正史、小说中，也有不少天象十分“应验”！
《汉书·天文志》：
“流星入紫宫，天下大凶。”于是四月，汉昭帝晏驾。
《三国志·吴范传》：
“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来，真的就夺取了益州。
《仙侠五花剑卷四》清光绪刊本:
“但我夜观乾象，紫微星昏暗异常，将星摇摇欲坠，那贪狼星却甚光芒闪烁，看来朝事必有非常变动，此乃天命……”
字都认识，但是排在一起好像看不太懂。
和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西方星占学不一样，虽然都是将星象变动和人间诸事相联结，但中国古代的星占系统，更多是用来解释王朝盛衰、军国大事的，也因此留下了这些颇为神秘的“天象”记录。
这些“天象”不论吉凶，都似乎十分灵验！
比如天象中最凶的，莫过于“荧惑守心”！
先说说为什么最凶？
因为它的“出现”往往会带来动摇国家的灾难大事，最多的便是帝王的驾崩！
那么，什么是“荧惑守心”呢？
“荧惑”是五星之一的火星在古代星占学上的昵称。
“心”指的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
所谓“荧惑守心”，指的便是火星在心宿发生由顺行转为逆行，或由逆行转为顺行，并停留在心宿一段时期的现象。
在上面这张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心宿是由三颗星组成的，中间的“天王”即是君主。
而心宿的整体，也被视为天帝布政之处，与人间“天子明堂”相对应，是天子祈福祀神的重要场所。
于是，象征着贼乱、疾丧、饥兵的“荧惑”在如此重要的场所停留，实在是不能不让人心惊胆战！
史书中，对“荧惑守心”这一天象的记载颇多，有二十三次。
像是汉高祖十二年的春天，出现“荧惑守心”后，四月，高祖崩；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第二年，秦始皇崩。
总之，“荧惑守心”真的是十分可怕的天象了，相信给每位听到的帝王都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荧惑”实在是很容易祸乱人间，于是乎，它的各种姿势动向，便被人密切的关注着。
除了有名的“守心”之外，历史上后秦的灭国就和以它为主角的一次神占有关。
那是一个十分著名的“火星消失事件”，发生在南北朝时期。
据《魏书》记载，后秦的第二位皇帝姚兴死的前一年，北魏太史发现“荧惑”突然间观测不到了。
太宗听闻大惊失色，便召大臣们讨论此事。崔浩推断一番说，根据日辰，荧惑星是在庚午与辛未二日之间消失的，应当在天上与后秦相对的位置出现，“荧惑入秦”，象征着后秦政权的灭亡。
当然，崔浩的这个预言，大臣们并不买账，皇帝也将信将疑。
结果八十多天后，火星还真的就在他说的时间出现在了相应的天区，接着不但秦地大旱，后秦皇帝也被东晋俘虏斩首，后秦于是便国灭了。
除了密切关注某些捣乱分子，天上的不同区划也各有重点，比如“紫薇垣”。
古人将北极附近的星座，划分为三个星区，称为紫薇垣、太微垣、天市垣，星区内的变动便会影响到人间相应区域的吉凶。
“紫薇垣”便是北极星周围邻近的区域，代表着天帝的寝宫。
是故，如果“紫薇垣”发生什么异动，那也是人间大事！
像刚刚提到的，汉昭帝去世时，曾出现“流星入紫宫”，指的是“紫薇垣”这片区域有流星划过，预示着人间帝王的陨落。
而当天上出现了彗星，则意味着涤荡之象。
《史记》记载，秦并六国、楚汉战争期间，十五年里彗星光临了四次，最长的一次足足来了有八十日才离开，可谓是人间除旧布新时。
如此看来，以上诸例天象，好像都在应验！小印不禁发问，“夜观天象”当真如此神奇吗？
2
占星，真的靠谱吗？
回答上面这个问题，还要从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的故事说起。
什么是“五星会聚”呢？它的其中一个“昵称”你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穿越文学的老朋友“五星连珠”。
这个吉象是说，当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并行连线出现在某一星宿分野时，人间所对应的地区有明主出。
分野，是天上的星宿对应于地上某一区域的分配法。
一般改朝换代、明君出现，就会出现“五星会聚”的天象。
像是上古明主颛顼之时，就有“五星聚于营室”的记录；与之相对的，在夏桀当政的时候，五星则是错行的。
待到周伐商的时候，又有“文王梦日月聚其身”、“五星聚于房”的祥瑞出现。而齐桓公称霸，五星会聚在箕。
另有《汉书·高帝纪》写道，“（汉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暗示刘邦兴汉，是天命所归。
然而这些大吉之兆出现的时间，却均疑似不实！
像是汉高祖一事，当我们通过现代天文学重演当时的天象，发现真实的“五星连珠”其实出现在汉高祖二年，而非元年。
由此可见，《汉书》将这一星象的出现提前了一年有余，其目的疑似为了给刘邦代秦称帝寻找合理的依据。
而汉以后最易观测到的两次“五星会聚”，却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被记录在册。
一次是汉吕后临朝时，星象发生后的第二年，吕后便弑少帝刘恭，而另一次则出现在唐韦后弑中宗的时候。
是的，女主当政，在古代并非吉事，这便与星象寓意发生了冲突。
于是，这两次“吉兆”在史官笔下是被有意隐略了（拒绝承认.jpg）。
虚假的星占：随占随验，假一赔十。
真实的星占：小心翼翼增添文字篇幅，试图掩盖篡改时间的事实（手动狗头）。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凡圣人降作，就会有祥瑞显兆，而奸佞篡国，则会凶象陈临了。
既然发生过的可以隐而不述，那没发生的是不是也可能被虚构出来呢？前文的那些天象真的应验了吗？
其实古人也有所疑惑。
东汉的王充就对《吕氏春秋》记叙宋景公时的“荧惑在心”提出了质疑，不过他诘问的点在于景公未能因“荧惑”的离开而延长二十一岁寿命。
明人宋应星《谈天》也认为，在星占学上被描述为日食频出时代，其实并没有出现几次日食。
今人更是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
黄一农指出，中国古代二十三次“荧惑守心”的记录中，其中竟然有十七次是虚构的！
事实上，西汉以来，“荧惑守心”曾发生过近四十次，但多未见于记载，自然，也没有发生什么不详的事情。
但却有这样一例悲剧，因为伪报“荧惑守心”的天象，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因此而被赐死挡灾。
“荧惑”表示：好家伙，这个锅我可以不背吗？
至于崔浩如何成功地预报火星运动，也与当时对五星运动轨迹的长期观测、知识掌握有关。
事实上，脱下星占的神秘外衣，在更多与政治无关、农耕社会的古人那里，即便带有神话意味，天上的星星最重要的还是实用！
3
星象，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
古人是如何合理的运用天文知识的？
小印先从一个反例说起。
西汉末，新朝皇帝王莽，过度将自己命运附会天上星辰的摆布，他铸成北斗状的“威斗”带在身边，假装自己如天帝一般将北斗握于手中。
后来起义军攻进王宫，他也不慌乱，命令天文官员时刻计算出北斗星的方位，他则据此不断变换座位的朝向和威斗的指向，以示他顺应斗转星移的天象，求神求吉。
可想而知，如此作为，最终的结局，十分惨烈。
然而古人“观天象”真的只为玄学吗？
其实，不同的天象也指导着人们进行不同季节的农事生活，诸如对二十八宿授时主星进行朴素的天文观测。
《史记·天官书》所言，北斗“运于中央”，犹如天帝乘车巡行，指示天下时间变化。
王莽以己比拟天神“太一”，是方才其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指示时间，则是北斗七星实打实的用途。
“观象授时”，才是与农耕生活最最最相关的重要功能。
诚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
‘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
‘月离于华’，戍卒之作也；
‘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确实，在社会的另一端，农夫、妇人、戍卒、儿童，平民百姓们都依靠着观察星辰变化来指导生活。
百姓生产劳作符合天时，家国才能够和平富足，所以颁布历法以便告知天下、不失天时，也需要相应的官员承担。
比如刚刚发觉火星消失的北魏太史，除了观察星象异动之外，“观象授时”也是他的职能。
举个栗子，中国最早的时间系统，就是依靠对北斗的终年观测而建立起来的！
大概是因为天上最一目了然的，就是北斗七星了，甚至在今日城市的夜晚，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我们抬起头还能看见它们静静的闪烁着，按照自己数千年不变的步调前行。
于是，通过北斗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人们得以知晓夜间时间的早晚。
而北斗又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便通过斗柄或斗魁的不同指向，了解到寒暑季节的变化更迭。
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农事的历书《夏小正》中，便反复说到：“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悬在下则旦”。
这里展现出的正是北斗指向与晨昏、季节的关联，人们因此而得以有效进行耕作。
大火星心宿二也是古人观星的重点。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在原始农业生产中，选择准确的焚田时间十分重要，过早过晚都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
而大火星的运行规律，与农时十分吻合！它昏见于春分附近，昏伏于秋分附近。
于是，当人们看见它在黄昏出现在东方的时候，便知道焚田的最佳时机，到了！
作为一颗红超巨星，心宿二同火的颜色一样，而焚田自然需要火种，所以人们便幻想它的颜色与时间并非巧合，而是上天对人间的关怀。
提到大火星就不得不提及它的对家——参宿。
当心宿从夜空消失的时候，黄道另一端的参宿便会升起，代替前者在东方被观测到，指示另一个半年的时间。
二者在天幕上此起彼伏，又因为商人主祀大火星，成为大火星的“商星”称谓的来源，才有了后来参商二星不相见的故事。
古人眼中的天象，有着实用的功能，又带着神异的色彩，也叙说神话的浪漫。
古人在对自然亲近与敬畏中，用丰富的幻想，让星星演绎出无数只属于人间的悲欢离合。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当我们仰见星汉灿烂时，或许可以从历史的零言碎语中，贴近古人心中的时空，想象他们眼中的星空，是不是会有另一番体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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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一农著：《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
2.刘乐贤著：《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
3.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江晓原：《中国星占学类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
5.江晓原：《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6.朱习文：《古天文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