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病从口入”,但黑暗的历史告诉我们“病从粪出”更为致命
每到某些食源性传染疾病的高发期,不管是新闻报道也好还是家长的叮嘱也罢,几乎无一例外是强调“病从口入”,别吃可能存在加工不规范的食品。
这的确是预防传染病的个重要途径,但在一些人看来,还有更为重要的环节需要关注,至少比尔·盖茨是这么认为的。
实际上,病从口入在疾病传播过程中可以算是最后的阶段了,而在这之前我们更应该关注“病从何处来”。
对于传染性的疾病,常见的传播类型有:经空气传播、经水传播、经食物传播、经接触传播、经土壤传播等。
其中,除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外的几种,都与粪便息息相关。
纵观那些与人类如影随形的疾病,与粪便为伍的瘟疫不但致命,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有望成为第二种被人为消灭的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它就是一个“病从粪出”的经典例子。
我们常常称脊髓灰质炎为小儿麻痹症,因为这种病毒最典型最显著的症状就是瘫痪(较多感染者并无症状),并且多发于孩童。
这种病毒的传播极度依赖于粪便。首先脊髓灰质炎病毒只有人这一种天然宿主,其次它存在于宿主的粪便、体液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粪便某种程度上是病毒战争中最危险的。
在没有相应疫苗的年代,如果某地区的粪便处理不当,病毒污染水源和食物,就容易爆发脊髓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
可能你会下意识想到贫穷落后的偏远地区,但实际上脊髓灰质炎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大爆发发生在美国最繁华的都市纽约。
20世纪初,纽约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城市化的标杆城市,工业革命解放的生产力吸引着世界各地想要飞黄腾达的无名小辈。
但我们今天会将纽约的那段辉煌称作“镀金年代”,原因就在于城市的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大量来“淘金”的移民居住在超负荷的公寓里,原本设计容纳一两人居住的小单间,硬是挤下了两三个家庭。
拥挤只是感官上的不适,真正的危机暗藏厕所。由于超负荷工作,厕所成为了极其恐怖的地方。肮脏、恶臭不说,下水道也频繁罢工,以至于逼得很多人就在街角随地大小便,或者在屋内方便完直接向窗外倾倒污秽。
终于在1916年,脊髓灰质炎大爆发打破了纽约阴暗拥挤的平静。这一年全美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27000例有余,其中超过6000人死亡,多为儿童。
1921年,还没当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将恐慌带向高潮。一时间人人自危,因为这场瘟疫无差别地席卷所有阶层、所有种族,一种深层的惧怕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直到1952年,疫情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当年报告的病例创下了新纪录,达到57268例。有调查显示,当时美国人民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与核战争相比,二者不分伯仲。
这一次疫情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美国民众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已经超越了对未知疫苗的安全性担忧,索尔克所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推广之迅速,接受之广泛都是罕有的。
这当然是人类医学史上最经典的高光时刻,但别忘了,脊髓灰质炎的大爆发离不开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尤其是对粪便的处理不当。
一种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发明的生命维持装置,俗称“铁肺”
类似的例子还有比纽约更早发迹的伦敦。
作为工业革命的前线阵地,伦敦更早地体会到城市化所带来的苦果。
1854年,恐怖的霍乱席卷伦敦,传播之迅速扩散之迅猛超乎现代人的想象。9月1日至10日,短短10天伦敦的索霍(Soho)区有500人死于霍乱。
霍乱是由细菌引起的一种疾病,也是典型的经水源和食物传播的疾病,自然状态下人类是唯一的易感者。患者呕吐与腹泻剧烈,排出的污秽物又进一步污染环境,造成疫情的大爆发。
伦敦的这一次霍乱流行的调查相比之前的疫情有一个重大的进展。
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在当地牧师的帮助下统计了索霍区所有发病的案例,绘制了一张被现代视作“数据可视化”鼻祖的伦敦霍乱地图。
地图中霍乱的发病显然呈现出中心向外辐射的规律,最终斯诺医生推断此次霍乱的源头来自街道的一口公共抽水井,基本证明了霍乱通过水源传播。
19世纪,英国遭遇了4次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1831,1848,1853,1866),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
印度长久以来都保持着较为原始卫生习惯,直到今天仍有大量民众需要在野外解决三急问题。这种习惯给霍乱提供了一个温床,再加上当地存在河流崇拜,信徒常常接触被污染的水源,所以印度的霍乱疫情常随着朝圣爆发。
1947年印度德里的霍乱患者
另一方面,英国作为近代对人类厕所形态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实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诞生了相当成熟的厕所设施,包括陶瓷马桶、水箱冲水设计,U型下水管道。
按理来说霍乱应该被扼杀在马桶里,但为什么在1831年,英国还是出现了惨烈的霍乱疫情?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831年10月疫情爆发到次年5月,英国不列颠群岛共有2.2万人死于霍乱。
1775年,苏格兰机械师亚历山大·卡明发明了U型管
原因有二,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较大,马桶终究还是少数人的奢侈用品,多数社会底层依然居住在较为拥挤的住所,共用院子里一个简陋的厕所,对粪便的处理仅仅是覆盖草木灰掩盖气味。
第二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当时的厕所仅仅是使用体验上无限接近于我们当下,但对公共卫生的改善没有起到太多的贡献。
在英国霍乱流行的年代,还不存在完善的排污系统,无论是贫民的简陋粪池里的存货还是贵族马桶频频冲下的遗金,绝大多数都直接排放进了河流。
这也直接导致了1858年“真·臭名昭著”的伦敦大恶臭出现。
所以当我们在谈“厕所革命”的时候,究竟在谈什么?厕所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真正的核心是对粪便排泄物的处理方式,更直白地说就是公共卫生。
当年最富裕的英美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公共卫生的问题,也无不经历了几十年痛苦的治理,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如今发达国家已经走出了阴影,但还有很多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状况仍旧非常糟糕,他们面临的是更加艰难的公共卫生改革。当然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建设完善的市政排污系统,但这是一个难以短时间内实现的目标。
作为切身体会过教训的先行者,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落后者以21世纪的方式度过难关,而不是漠然地任其经历他们在一两百年前曾经历过的一切。
新世代有新技术,比尔·盖茨先生与其夫人梅琳达女士不仅认为科技能够解决当下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难题,同时也认为新型卫生产品可以在商业上形成良性的自我发展。
但美好愿景仍需要有人牵头,抛开利益的桎梏,先让世界看到这种可能性。
从2011年开始,盖茨基金会已经投资2亿美元用于新世代厕所和万能处理器的研发。7年过去了,这些产品从概念到早期原型,已经诞生了一系列成熟的商业产品。
一周前在盖茨基金会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上,已经能看到很多优秀的产品。SME受盖茨基金会之邀也参加了本次博览会,我们感受到了“厕所革命”的旺盛生命力,以及盖茨基金会对未来周全的规划。
展出的两类产品,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一类是小型化且不依赖于市政供水排污系统的新型厕所,针对的是诸如社区、学校等公共场所。
这些产品是不仅仅是独立可用的厕所,还集成了污水的无害化处理系统,甚至不需要能源以及供水就能维持正常的工作。
新型厕所的解决方案之多,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生物降解方案,集成度非常高的小型化干烧方案,还有高效率的电化学解决方案。
南佛罗里达大学研发的生物和物化型新型厕所原型
另一类则是由盖茨基金会资助研发的“万能处理器”,针对市政机构和公共事业机构,可以解决传统旱厕储存的粪尿。
“万能处理器”是一个需要深入了解才能体会其精髓的伟大概念。与城市污水处理厂相比,“万能处理器”不需要电力也不需要水,完全依靠污水污泥中的有机物自产能维持运作,甚至还能回收可观的能源和水,处理后的固体物也能当做肥料被使用。
中国中车改进的万能处理器展示模型
这意味着即便是最贫困的地区,仅通过万能处理器就能安全处理粪尿,并且提供部分必须的电力和水资源,即便在今天这个听起来也有些不可想象,但这的的确确是已经能够实现了的。
早在2015年,盖茨先生就曾公开演示饮用由万能处理器原型机从粪尿中回收的饮用水。
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人类在过去两百年里人均寿命提高了20年,其中最伟大的里程碑既不是抗生素也不是疫苗,而是以厕所为代表卫生设备变革。
如果说现代厕所的出现代表了人类文明在一维上的进化,那今天盖茨基金会所推动的“厕所革命”推动的将会是人类二维的全球化,从地域和技术两方面来说。
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带来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却也消除了人类在生命健康上的差距。比尔·盖茨先生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富豪,但他没有忘记这股浪潮同样给他留下的使命。
厕所革命,或者说解决“病从粪出”的难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背后的逻辑正如盖茨基金会官网上的口号所述“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他们理应生活得更有尊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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