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那个布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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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07-03 21:56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著名歌手“小甜心”布兰妮·斯皮尔斯对其父亲监护权的控诉听证会公开进行。
沉默多年后，布兰妮终于得以通过语音连线，首次曝光了在过去的13年里其父母与团队对她的“虐待式”监护。
“我有很多话想说，请原谅我这一点，因为并不是我每次上庭，这些话都能被人们听到。”
声线依然柔美、清澈，只是每个单词都咬着痛苦。
在2019年9月因“个人健康因素”终止监管人关系前，杰米·斯皮尔（Jamie·Parnell Spears）担任女儿布兰妮的监管人已长达11年之久，他不仅管理着布兰妮近6000万美元的财富，负责一家专业财富管理公司，还数年如一日地通过监禁、喂药、强制节育等手段，对布兰妮实施了事实上的全方位控制与虐待。
布兰妮父女
这也不是布兰妮第一次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摆脱她的吸血鬼父亲。
2019年5月，布兰妮的监护制度的听证会在加州召开，但由于是非公开庭审，布兰妮的证词未能被公众知晓。
当然，她也未能如愿获得自由之身。
而随着去年《纽约时报》拍摄的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播出，“解放布兰妮运动#FreeBritney”不断吸引来支持者，放大了声援布兰妮的声音。
支持者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解除对歌手布兰妮的人身限制，协助她拿回个人与财务的自主权。
支持者们在街头抗议，要求解除对布兰妮的人身控制
这一运动的目的，也变得不只为解放布兰妮，更为了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和灵魂。
对布兰妮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恐慌还未散去，她仍然担心，一切是否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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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享受我每分钟的痛苦”
“在加州，唯一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只有当地的妓女。”
被迫做违背自己的意愿工作，失去了所有财产，信用卡，现金，电话，护照……
一切噩梦开始于2007年。继婚姻破裂、丑闻风波后，布兰妮经历了一次声名狼藉的破产。
媒体蜂拥而至，在赤裸裸的镜头和质问面前，布兰妮精神崩溃，当众剃光了自己的头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继而被判定为精神失常，需要戒护治疗。
从那以后，对布兰妮的“监管”制度开始实施。法院指定的监管人，就是她的父亲，从2008年开始，杰米·斯皮尔斯负责监管布兰妮的生活及财务。
“监管人制度Conservatorship”，在法律词典中的释义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保管、监护”。据加州法院官网，唯有当一个人被认定不能照顾自己时，与此人有任何关系的成年人可以向当地法庭申请掌管他们的一切事务，该制度的设计对象通常是老年人、残疾人士或其他危重病患者。
布兰妮在听证会上表示：“我好像住在一个戒毒所里，但这是我自己家。”（图源：新京报 我们视频）
在2019年之前，布兰妮案件的诸多细节都对公众保密，唯一可知其被列入监管制度的原因，是药物滥用与“不能公开的心理疾病”。
然而，过去的十多年内，布兰妮持续发布专辑，参加巡回演出，成为拉斯维加斯居民，粉丝们认为，这一切已经足够证明她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能力为自己作出决定。
但精神状况已经成为布兰妮父亲与家人施虐的通行证，只要稍有异常，布兰妮就会被父亲带去进行心理健康测试。
而据布兰妮的证词，医生会给她服用使她获得神志不清的宿醉感的成瘾性药物，并禁止她吃一款已经用了5年的普通药物。
在证明“她不够健康”后，父亲再度将她关进家中，进行名为“小型康复计划”，实为24小时不间断的严密监禁。
家里有6个护士轮候监控，甚至连换衣服、上厕所都有人盯着。
（图源：新京报 我们视频）
布兰妮的信用卡、现金、手机与护照全部被没收，每月只能拿到2000美元的生活费，唯一的活动，就是按照团队与父亲的安排出去工作挣钱。
一旦反抗，就会被剥夺与男友、两个孩子见面的机会。
一次，父亲要把布兰妮送去做6万美元一个月的康复治疗，布兰妮“向他哭诉了1个小时，他享受我每分钟的痛苦。”
在精神治疗机构时，布兰妮每分每秒都在承受煎熬。“他们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他们看着我换衣服，我每天都一丝不挂。我每天只能在椅子上呆坐10个小时，一周七天如此。”
作为一名歌手，她还不能选择自己的演出和舞台。布兰妮被强迫参加拉斯维加斯演出，对编舞不满却不能表达反对，“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像我是个在舞台上埋了一颗地雷的疯子一样，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做他们的奴隶而存在的，我应该能对我的每个舞蹈动作说不。”
布兰妮在庭审上指出：“2018年的巡演，我的经纪人说如果我不办，公司会起诉我，但在监护下，我甚至不能请自己的律师……我需要休息，但我没得选。”
为了让布兰妮一刻不停地赚钱，父亲甚至强迫她做了节育手术，以防止因孕育而耽误工作，甚至在布兰妮高烧40度的情况下逼迫她继续上台演出。
布兰妮称自己体内有节育环
她曾向母亲求助，在疫情期间，布兰妮被关在“监狱”里，而她的母亲却跑去水疗中心洗spa、度假。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四年的驻唱演出中，哪怕布兰妮每周的收入净利润在150万至200万美元，她本人也只能拿到2000美元，甚至连买一束鲜花的钱都拿不出。
为什么不逃脱呢？自这两年事情曝光以来，人们无法理解，布兰妮何以忍受长达13年之久。
理论上，监护人制度是可以向法院申请结束的。这也成为布兰妮父亲的律师的辩护理由：只要布兰妮随时向法院提出结束监护，一切就能消失。
但绝望的是，一方面，父亲与团队多年不断欺骗布兰妮，让她以为自己没有办法要求停止监护；另一方面，申请取消监护需要证明被监护人完全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但布兰妮的生活起居全方位无死角地被控制，她的精神持续恍惚，心智备受折磨，哪怕理智尚存，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常”。
2019年4月，沉寂多年的布兰妮在ins上发布了一张尽露疲态与沧桑的自拍，配文道：“我身边充斥着谎言欺骗，事件也失控了……你的父爱和专制令人诧异，我现在只是希望有那么一点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去处理那些生活中的困难。如果你能够给我一点私人空间，我将不甚感激。”
这封令人窒息的自述，既是对媒体、粉丝说的，也是对父亲、家人说的，甚至是对自己的一份强行乐观的勉慰。
2020年，连布兰妮年仅13岁的小儿子杰登·费德林，都曾在ins上的一次直播里“大放厥词”：“外公是个混蛋，他迫使我妈停止了演艺事业，他最好去死。”
但仅几个小时后，杰登的账号就被设置为私密，所有图片和视频被火速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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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充斥着谎言欺骗，事件失控了”
90年代的美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最能代表美国文化的三个人，是乔丹、比尔盖茨与布兰妮。”
11岁出演《米奇老鼠俱乐部》，18岁的歌就达千万销量，19岁时身价超过5000万美元；正式出道后，共获得1座格莱美奖、包括1座终生成就奖在内的6座MTV音乐视频带大奖、包括“千禧大奖”在内的7座公告牌音乐奖……
今年布兰妮才40岁，却感觉已经红了一整个世纪。
她是90后小时候省下零花钱也必须要买的磁带声音，是课间带着耳机一边偷听一边轻哼的“Oh baby baby one more time”，是跟着学改短校服的偶像，也是哪怕听不懂也要跟着报数(count)“——one, two, three”的炽热旋律。
1999年的《Baby One More Time》MV
是唱着尺度最大的歌词，却拥有最甜美声线的天才歌手。
“小甜心”的称号，就来源于布兰妮其细腻柔美的独特嗓音，清纯明亮的曲调，和甜美而不失叛逆的性格（人设）。当然，她也可以成为少女们的青春。
十几年前的一首《Everytime》MV里，二十多岁的布兰妮穿着白色裙子，赤着脚，用轻灵的声音淡淡吟唱“Everytime I try to fly,I fall without my wings.”
让人想起柔软的云，轻盈的雪花，少女明媚自如的笑容与清澈的瞳孔，还有不睬世俗的自由灵魂。
酷、飒、治愈，这些都曾是天后布兰妮呈现出来的色泽。当年抱着老式mp3的我们，哪能想到，唱出这些惊为天人之声的歌手，竟是一个深陷痛苦不能自拔的苦命人。
歌星之外的布兰妮，的确与幸福几乎无缘。闪婚、丑闻，两任不靠谱男友几乎毁了她，家人不爱护她，社会与媒体，也一度冷漠、残酷地剥削她。
是的，不仅是利用，不仅是索取，这场长达13年的剥削与侵犯，除了布兰妮父亲与团队，社会、媒体、法律，都不是清白的。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在布兰妮本人完全没有出境的情况下，帮公众回忆起了她过去十年所经历的一切。
在2008-2009年的美国社会，电视台男主持人会直截了当地调侃布兰妮胸部，还问她是不是处女。
当2004年布兰妮陷入奔溃时，狗仔们争先恐后拍出来的新闻，是她面目扭曲地剃光头、砸车，配文是她的身材走形、情感丑闻。甚至在布兰妮彻底崩溃蹲在地上大声哭喊着go away时，狗仔依旧没有放过她，将镜头往她脸上怼。
布兰妮当年剪下来的头发还曾被放到eBay上高价售卖（图源：BBC）
2003年，布兰妮接受美国记者戴安·索耶（Diane Sawyer）的电视访问时，当众对着镜头说道：“她就像一个实验室的试验，被用来测试平步青云的名气能有多大的绝缘力。”
提问聚焦在布兰妮的情感关系和性生活上，索耶甚至还用刁钻的语气谴责：这名歌手“令这个国家很多做母亲的人失望”。
当时21岁的布兰妮当场落下泪来。
当布兰妮终于被逼“疯”，出现在媒体头条的报道却是“布兰妮因为虐待孩子被送（关）进了医院”。
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歌喉，她的身体，分毫不剩地被榨干。没有人看到她的眼泪，即便看到，也只是徒增娱乐八卦的边角料罢了。
其实早在2014年，布兰妮就曾对父亲的角色提出质疑，并反复要求完全终止监护关系，但法庭以她健康的精神健康有问题，需要监护为由，不予批准。
2016年，布兰妮再次申请希望尽快结束监护，但法官依然以她的“财务状况复杂”“容易受到不正当影响”“有间歇性毒瘾”为由，继续维持监护。
2019年，监护时间又被法院延长到次年9月。
何其讽刺，作为享誉全球的优秀歌手，一面享受国民抛向自己的掌声与荣光，一面忍受加州法律对自己施加的桎梏与枷锁。
IGGY于7月1日再次放长文替布兰妮发声，提到早在几年前两人合作时，布兰妮的父亲就展示了超强的控制欲，对布兰妮生活中的一切密切监管，并会让接触到布兰妮生活的人都签署协议
布兰妮变成一个提线木偶，悬挂在头顶上空的不是梦想的聚光灯，而是一条无形且无尽头的铁链。
早在2004年，布兰妮发布的单曲《我的特权（My Preorgative）》里唱到的一句歌词似乎早在就替她嚎哭：
“大家都在谈论我的一举一动，为什么不放过我？（Everybody's talking all this stuff about me. Why don't they just let me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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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谈论我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不放过我？”
从韩国的雪梨，到美国的布兰妮，当一位女星曝出自己的受虐经历，带给公众的首先是震惊，有时后面会跟着质疑、奚落与不屑。
而最初迫使她们保持沉默的，通常也是公众与网络。
布兰妮在23日的控诉里称，由于一直以来的网络暴力，她不敢公开回应受虐一事：“我怕被当作疯子，我怕被取笑，我怕他们说我是个骗子装可怜。”
几年前，还在精神治疗机构时，布兰妮对媒体谎称自己很快乐，但实际上，镜头背后的她“每一刻都在流泪”。
父亲和团队的压力是一张致密的网，紧紧攫住布兰妮的咽喉，阳光底下，她必须佯装灿烂。
我们以为崔雪莉式的悲剧，是女性地位低微的韩国男权社会所致的特殊悲剧，是那些充满偏见的要求与规训让她不堪重负。但事实上，布兰妮的遭遇，更是典型的父权社会控制结果。
布兰妮初出道之际的90年代末是一个极度厌女的时代，“甜心偶像”最初不是她的荣誉，而是她的商标。
家庭、社会乃至整个时代，都理所当然地利用这一商标去消费和榨取价值。
《陷害布兰妮》上线后，联合国妇女署女权活动家Munroe Bergdorf提出批判: “布兰妮着实为她所取得的成就付出了巨大代价，那时的社会选择对精神疾病避而不谈，不愿正视女性风貌以及探讨如何消解横生蔓延的厌女情绪。”
只不过，相较于更年轻的、活在互联网崛起后的亚洲社会语境下的雪梨，布兰妮所遭受的，除了父权控制，还有资本主义对个体的控制与冲突。
这点也可以在只比布兰妮年小8岁的“霉霉”泰勒·斯威夫特身上看到，在她们如日中天的年代，媒体与公众集中关注她们的私人情感与性丑闻，把开黄色笑话当作一种公众权力，因为这些都可以无限压榨一个艺人“剩余商业价值”。
泰勒和男友
每一个社会角色的参与和纵容，都无形中加固和扩展了资本的规则，尤其是在世纪初，当美国的娱乐工业几近成为全球范式，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地利用偶像明星达到对大众的消费与征服。
萨塞克斯大学的一名文化历史学者露茜·罗宾逊（Lucy Robinson）曾评价：“从玛丽莲·梦露到惠特妮·休斯顿，再到艾美·怀恩豪斯，我们能看到布兰妮就是一长串女性艺人当中的又一个——她们受到评判，不是基于她们创作的作品，而更多是她们在媒体当中被呈现的方式。”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在《性经验史》中谈到的更为直接赤裸：“知识话语权力有一套特殊的机制，其中就包括了对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
“歇斯底里”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是媒体眼中的“疯女人”或“堕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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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妮所遭受的禁锢、监禁是相或许对具体的，但更多女性偶像，在光彩背后遭受的无法回避的桎梏，是对外形的苛刻审视，是体重、穿着、言论，甚至是“贞洁”。
社会要求女性要优雅、温柔，女性偶像更被要求优秀、耐性，只要稍稍偏离大多数人的行为守则，等待她们的可能就是无休止的网暴和污名。
雪梨的“对我好一点吧”，泰勒的“我受够了”，以及布兰妮的“为什么不放过我”，都是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不得已的哭诉，在这之前，她们遭受到多少难以启齿的苦痛，都不为人知。
有人拿今天的星坛来类比，认为“欲享荣光，必受批判”，明星艺人拿着高价酬劳，就不该“矫情”“玻璃心”。
但这显然偷换了概念。
天使歌喉是真的，冲动恋爱、闪婚也是真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捧红她的天赋，却苛责她的私生活，这与捧杀又有何区别呢？
布兰妮与迈克尔·杰克逊同台
不论是雪梨、泰勒、布兰妮，一个从少女时代开始就走向世界的“养成系”女性偶像所经历和承受的，显然不仅是公共人物领域单纯的隐私剥夺、侵扰和议论。
她们当中，有的坚强地走了出来，有的在网暴中不幸溺亡，有的未能等到时代的一句道歉，而今天的布兰妮，正在走出阴影的路上。
我们所能期待的是，布兰妮感受到来自世界的歉疚和支持，勇敢走出来，夺回属于自己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