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成为组织能力最高的行政机构领导者

 中国古代史教育，目前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大方向上是相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根源来自于中央集权制度。古代史是士大夫阶层控制编撰的，体现的是地主乡绅的根本利益。

以内廷宦官（俗称太监）为例。士大夫对太监参政，抱有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古代史学评议中，太监经常成为背锅侠，频率比后宫女眷（外戚）还高得多。

然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壮大，资源的创造与分配，并非君子小人，贪官清官，忠诚背叛等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的粗暴思维能解释的。

例如汉朝的党锢之祸，宦官与清流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中央财政与地方门阀豪绅（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汉朝党锢之祸中的清流党，所谓敢于骂皇帝，骂贪官，宁死不屈的英雄人物，其实是汉朝地方势力背后的地主集团的代言人。类似于今天说的公知。

所谓擅权，搞阴谋诡计，迫害仗义执言者的宦官，其实类似于《人民的名义》里达康书记的角色。

太监是中央权力衰落，中央机构被地方势力代言人控制以后，残存的体现国家意志的力量。

所以东汉末年，十常侍得势时，汉朝国家政权不仅还能保持整体稳定，而且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没有影响到任何民间老百姓的福祉。

等到太监势力被诛杀殆尽，政权丧失了最后的平衡锚，东汉反而天下大乱。上层社会的博弈，马上拓展到平民阶层，把平民的生活裹挟进门阀之间的斗争中。十室九空，90%的人口成为了极少数门阀之间博弈的炮灰。

明朝这个情况更加突出。比如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实际上是明朝最后的希望。近代史学教育研究，出于主观故意和客观无知，都不愿意承认魏忠贤的政策路线的真实性质。

明朝太监魏忠贤的政策，实际上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私营经济，维护中小企业的路线别无二致。

很多史学研究者，倾向于把东林党归结为私营经济代表。与现代资本家类比。实际上，东林党主体从来不搞经济。

不是任何赚钱的行业，都叫经济的。赚钱，敛财，不等于搞经济建设。

东林党的本质是政治食利集团。依靠科举免税特全寻租为生。

比如著名的所谓明末富豪钱谦益，名下田庄，酒肆，织场无数。乍看已经成为近代资本家的前身。然而但钱谦益本人，一辈子从没看过一个账本。也没亲自管理过，而且最有趣的是，这些经济产业甚至不是钱谦益投资得到

怎么来的呢？大部分是投献所得。投献模式，是中国古代经济要素与政治特全发生关系的一种寻租模式。

说白了，就是真正的商人，经济产业的参与者，把名下的生产资料，经济要素，挂靠在拥有政治特全，可以提供政治庇护，政策红利的官员名下。

在科举之前，中国的经济从业者投献对象多为与皇家关系紧密的宗教机构。萧衍崇佛的本质，是皇帝通过亲自带头向寺庙捐款，颁发宗教机构免税特全法案，吸引社会资本，把名下财产，尤其是土地这样的生产要素，投献（挂靠）到皇室直接控制的寺庙里。实现垄断性分赃。

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结果，是恶化了南方政权的经济基础，财富逐渐集中在垄断的宗教机构里。最终社会离心离德，几乎没有反抗，就被北方政权统一。

科举成熟以后，科举功名拥有政治特全，已经成为古代法律纲宪之一。政治特全不仅可以经济免税，甚至决定政策红利导向。刺激大量商人和经济从业者，纷纷把经济要素投献给科举官员名下，或者赠送官员干股，邀请官员成为合作伙伴，来实现政治分赃。

魏忠贤的政策，说白了就是绕过士大夫政治食利集团，直接与民间经济要素的参与者（如屠户，猎户，伐木场，矿场，妓院，酒楼，漕运等）挂钩，只要这些人把钱直接交给太监控制的税监机关，就可以获得平等的参与经济的资格。

魏忠贤时代，中国各地兴起魏忠贤生祠，也多为商人自愿出资所建。原因很简单。因为魏忠贤的生祠，本质上就是政治保护伞。只要有魏忠贤生祠的地方，当地商人经商，木匠伐木，渔民捕鱼，妓院接客，就能最大限度避免东林党政治食利集团控制的行政机构的干扰。（东林党控制的行政机构，往往通过严刑峻法，禁止民间商业自由，逼迫民间经济要素对政治特全阶层进行投献）。

甚至投靠太监的伐木场，可以公开在朱姓宗室王爷圈占的禁林伐木。妓院也不用再把干股白送给当地有科举政治特全的各种老爷。

魏忠贤时代极大活跃了明朝民间经济要素，从东林党政治食利集团嘴里抢了不少‘肉’，来应对辽东战争和内部天灾人祸的安抚工作。

等到魏忠贤被彻底否定，太监对士大夫的失衡力量丧失，明朝政权走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综上所述，古之宦臣乃中央集权之柱石。士大夫多为功封思想。与国家政权多抱有 ‘利则来，不利则弃’的动态博弈合作立场。

欲行分权，必固士大夫之私；欲行集全，必正太监之名。

行集全而扬士大夫，自相矛盾，自我拆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