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了,他的批判并未过时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日军攻进了旅顺(大连),开始大屠杀。尸横遍地,惨如地狱。

在充斥全城的惨叫中,一家茶楼剧场,却传来悠然的京剧腔唱和密集的锣鼓声。

荷枪实弹的日军冲入剧院后,目瞪口呆:

在血流成河的城市一角,居然有一个剧团还在演出。

剧场内没有一名观众。

剧团成员默默地依次上台演出。

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说,日军面对的似乎是一群没有灵魂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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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城破后,演员在台上表演,场下空无一人。

他们是旅顺官员从天津、北京请来的戏班子。旅顺被攻破后,官员逃跑,有胆子走出剧院探究情况的17个人全部被枪弹毙命。

留下180名京剧演员,其中10岁至15岁的少年约有110人。

他们不知逃跑,只能机械地一遍遍重复他们最熟悉的事——演戏。

根据日本报纸报道,这些在暴行前麻木不仁的演员,接受日军司令部审查后,负责每日昼夜为日本官兵演戏一场,庆祝“大捷”。

1899—1901年,义和团运动。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城里一名身份低贱的差役。

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每天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顺便占点小便宜,回来都写到日记里:

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他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朝中反对宣战的大臣被砍头他看……

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城来,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

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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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点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中国人。

他的日记里,经常蹦出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

王大点其实代表了中国老百姓的绝大多数。

学者张鸣把王大点这一类人,命名为“世纪末的看客”。他在文章中说:

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1904—1905年,日俄战争。

在日本仙台,鲁迅从幻灯片上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俄国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示众。

周围站着看热闹的中国同胞,面对惨剧,神情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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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拍摄的照片:日俄战争中,处死俄国间谍。

鲁迅深受刺激,说从那以后,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毅然弃医从文。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他说,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中国人的精神。

这时的鲁迅,内心激愤而自信,相信靠一支笔可以唤醒国人。

他和朋友,时刻都在思考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写了很多麻木自私、喜欢围观、爱占小便宜的中国看客。

这些经典的篇目,我们很多都读过,在初中或高中的课本上。

只是那时候我们还不成熟,所以读不懂。等到我们自认为成熟了,却没有机会、甚至不敢重读那些篇目。

在《祝福》中,鲁迅写了祥林嫂,也写了鲁镇上的人们。

在祥林嫂丧夫丧子之时,鲁镇的百姓们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理,引诱祥林嫂讲述自己的不幸,不断地鉴赏着别人的悲哀,把别人的悲哀当成笑话。

当祥林嫂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幸时,人们却又开始表现出了厌恶和唾弃。

看客的冷漠,鲁迅在文中有过悲凉的描述:

她(祥林嫂)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她从人们的背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在《药》中,鲁迅写一个被捕的革命者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阿义造反,被阿义打了两个嘴巴,他并没有害怕,却连说阿义“可怜可怜”。

这件事被人们当作茶馆里的谈资,可是听的人,从二十多岁的到花白胡子的,却都不明白牢头阿义有什么可怜,反而认为夏瑜说的是“疯话”。

夏瑜就义时,人们“潮水一般”去看热闹,脖子伸得很长,如一群鸭。他的死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盛举。

而华老栓为了治儿子的病,已经准备好蘸人血馒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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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馒头。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其实运用了很直白的隐喻:华家和夏家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华家出了一个病人,夏家出了一个革命者。华家的病需要人血馒头,而夏瑜的血则通过刽子手,最终变成了人血馒头。

这是小说,还是历史?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人不喜欢鲁迅,不独这个时代。

他们觉得他尖刻,偏执,狭隘,聒噪。但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很少公开说出来。

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鲁迅你老是批判中国人,把数千年文明说得一无是处,未免太阴暗了吧?

人家都在吹捧自己的同胞,只有你,从头到尾都在黑自己的同胞。

不仅一个民族自信心爆棚的人不喜欢鲁迅,任何时候的当权者也不会喜欢鲁迅。

实际上,之所以那么多人不喜欢鲁迅,是因为他太深刻了。

深刻到你看他在写阿Q,在写华老栓,在写围观的看客,就像是在写我们心底最阴暗的角落。

深刻到你看他在写当时,写清末,写民国,就像是在写现在。

而我们,没有自我反省的勇气和能力。

所以读到毒辣的文字,就像照到了镜子,内心生出诸多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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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到不受人待见的鲁迅。

深刻的人,注定是孤独的。这,也是鲁迅的悲哀。

到后来,鲁迅的笔触越来越尖刻,但调子却越来越悲凉。

主角仍是中国看客——

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上海话,好玩得很的意思)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年少读不懂鲁迅,读懂已是彻骨寒凉。

后来的鲁迅,几乎放弃了当初改造国民性的雄心,尽管他还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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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处死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照例是密密麻麻的看客。

清醒的人不仅痛苦,还要被熟睡的人仇视、辱骂和诛杀,然后被遗忘。

鲁迅笔下的先驱,最后都“死”在那些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人手里。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

他说,中国的群众永远都是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

无戏可看,无聊的看客们也在无聊中老死了。

民国一代的作家,都喜欢写中国看客,写围观砍头/枪毙的中国人。

沈从文、巴金、老舍……都写过,不独鲁迅如此。

老舍在《骆驼祥子》的结尾,说人们涌上街头围观死囚犯。他们以看热闹的心情,期待犯人临刑前有“出彩”的表现,如若不然,他们会齐声咒骂。

老舍说:

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像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得到这个威权,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万刀杀,解解心中的恶气。

这段话,读得我头皮发麻。最冷漠的人,往往也最凶残。

历史上热衷看热闹而忘却是非的往事,早已证明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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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代表了国民劣根性。

鲁迅写《阿Q正传》,志在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塑像。

现在看来,这尊丑陋的塑像,并未过时。

阿Q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看客,看革命党被杀,他会大叫“好看好看”。但当他自己被押赴刑场枪决的时候,他才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经典台词,半句未说完,人丛中已传来豺狼般的嚎叫:“好!”

是的,阿Q从一个看客,变成了被看的对象。

这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妙隐喻。

而围观阿Q被枪决的人群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开始抱怨,“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害他们白跟一趟。

他们开始惋惜,枪毙并无杀头好看——“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刽子手真不行”。

2018年,此起彼伏的网络热点。

我在一方手机屏幕上,看到了旅顺剧场演员的脸。看到了王大点的脸。看到了阿Q的脸,祥林嫂的脸,华老栓的脸,鲁镇人的脸,中国人的脸。

看到了模糊的脸。看到了自己的脸。


参考文献: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张鸣:《世纪末的看客》,《读书》,1999年第5期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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