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来过石景山吗？

　　明代万历48年(1620)4月，文人许用宾为石景山写了一方碑文，称“京之西四十里，山曰石经，又曰湿经，亦名石景。惟山雄峙一方，高接云汉，锺灵秀之气，郁造物之英，真为燕都之第一仙山也。自唐武德初，建有玉皇殿……”据正史记载，金代的世宗，明代的成祖、孝宗、武宗、世宗、神宗以及清代前期的皇帝都曾亲临石景山视察。

　　石景山下的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经本区文史工作者深入广泛的考证，从大禹开始，历代皇王臣民防范治理从未间断，使之顺民助国。乾隆帝在他颇富哲理兼作圣旨的诗中直抒出“永定本无定”的胸臆，表达了百姓黎民的看法。

　　石景山，一山；永定河，一水。河水千年变动不已，山峰万载巍然不移。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和水，都映照出北京的前进步伐。

　　易克中、李新乐、关续文、门学文等石景山文史研究者，已有许多关于石景山和永定河的文章，论述详尽而周到。我所见甚少，仅想说说已被他们证明的“碣石”。（其文多见石景山区政协2005年12月出版的《石景山文史》第十二集）他们据《尚书·禹贡》以及《山海经》《水经注》所载，论证了永定河畔的“碣石”，就是今天的石景山。而此前此后，源于“揭”和“楬”的“碣”字，与先古政府告示，民族图腾有关，从而形成“碣石”泛指的共名特征。他们的结论，是我的起点，本文只是做些补充和发挥。

　　汉司马迁《史记》及其注文，是公元前最重要可信的史证。该书共使用碣字35次，其中正文13次，注文22次。对35个碣字，我们必须采取一一分析的方法，不能一统而论。其中<秦始皇本纪>的一处（见中华本第1册第251页），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重视。首先将此段文字软译如下，堂堂国文，不必硬译。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6年11月23日至公元前215年11月12日），始皇之（来到）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

啓动军队，诛戮无道，消灭叛逆。

以武平叛，用文道化，百姓心服。

论功行赏，奖以牛马，分予土地。

皇帝奋威，德行及侯，统一太平。

拆毁城郭，决通河防，平整险阻。

土地安顿，百姓无役，天下受益。

男乐耕作，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及産业，日久增田，莫不安所。

群臣高呼，请刻此石，规矩垂显。

　　因（此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经上郡而来。燕人卢生让人去海外回来，委以鬼神事。由此而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也”。便派将军蒙恬带兵三十万人，竟北攻胡人，抢占了黄河以南的地域。

　　这段文字显然是依照时间顺序记下的两件事。《史记•六国年表》略同，而宋代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卷七，删文节要，却将二事捏合，为传史失误之例。

　　第一件事：始皇来到名叫碣石的地方，会见卢生、访仙人、刻铭文，视察已于公元前222年被平灭的燕国，看看该国是否已失去抵抗的能力，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

　　第二件事：也和卢生有关，即由他选人，出海外，寻长生不老的仙药，结果由于对言语文本的误解，没有正确地将“ 胡”解为“胡亥”，而误译为“胡人”。太史公板着冷峻的面孔，戳破了始皇闹的笑话。

　　显然，以上两件事幷不是一件事，共同点仅为“卢生”而已。两段文字关键的界限字为“因”字。忽略了“因”，很容易将刻碣石和出海访药混为一谈。加之秦二世、汉武帝曾到一马平川的秦皇岛拜碣石，引来了久传不衰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等错谬。

　　解读《始皇本纪》这段文字，疑问集中在“使燕人卢生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句。通行的中华本有含混处，显然是因武断构成。如“羡门”，《史记‧封禅书》等篇中有“羡门子高”、“羡门之属”“羡门高者”，“羡门高”当为一人名无疑，较晚的南朝梁萧纲在《大法颂》中有“嵩山奉高之邑，碣石刻羡门之逝”，表明大有考究余地，绝不应断出先秦文献中仅存于此的“高誓”一名，此恰与始皇当年以“胡”为“胡人”的笑谑同。至于“刻碣石门”，要么“门”字有误（古人一说当作“盟”），要么读为地名或专指名“石门”，诸多可能性中最不可解的断法是把“碣石”断为地名，又何况在石景山永定河侧恰有“石门”“石门营”之类地名专名，当再详加审订考据。日前闻通行本出版者将斥巨资修正文革间中央点校组的成品，是件值得拥护的大好事。

　　秦始皇32年“巡北边”，记载了大秦帝国在灭亡燕国六年以后，始皇经上郡（陕西北部），东渡黄河，穿太行山脉，来到燕国。理应抵达燕国的中心区，甚至也会到燕都，视察城防是否拆除，河防是否破坏，臣民是否安定。大手笔司马迁于此处幷未直称“燕都”，而只说始皇到达了禹帝时代已确立称谓的“碣石”或“碣石山”，应该说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春秋之笔。这一事实，从侧面证明了燕都附近的碣石之名，一定较燕国久远而恒定。而石景山附近有碣石宫、元英宫、磨室宫、黄金台、宁台等古迹群存在，也算有力的证据。分布于全国其它多处“碣石”，当是因始皇帝刻石而后命名的。

　　观通篇刻辞铭文，所确指之实景，有河流，有城郭，显然是由高处了望而来。城防水防，作为战争的险阻，已完全被破坏，燕国绝无复兴再起的可能，百姓也“莫不安所”。秦皇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的大业告成。铭文表现始皇心境，细致而准确。实景实情，绝不可能是平地一隅所能抒怀的。如将实地移至海畔，宽阔壮伟的大海和延绵不断的海涛，又怎能被忽略呢。始皇只有在踌躇满志，统一大功告成之后，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尊荣的幻象才会油然而兴。出海寻药，提上日程，这样才会有此段文字记载第二事。至于本次始皇巡游去没去海边，在那里立没立碣石，司马迁没记，后人或者可依它处记载考察。

　　北京的元初古民，肯定符合世界所有人类成长规律。比如居住地一定要方便取得生理之需──水，又应避免水灾，“傍水而居”，几成定式。北京发现的更古的人类遗存，重点在于安全和取火，虽为一时一地一事的铁证，也都算是发展中的更早遗迹。至于古燕国的首都，或因秦始皇的堕、坏、平政策，或因司马迁回避不书，或因多有迁移，至今不能确指地点。但北京城的逐步东移的假说，是肯定的。周、汉、唐的都城东迁，可以佐证。很晚的元大都居于京西偏南，亦已为典籍的准确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特别是元明文献多次提及的“燕京八景”，无一处于中轴线东侧，也可作为京城东移的例证。因此，我认为把石景山地区的文化和遗存，称为“燕都文化”是适当的。

　　经过学界的讨论，如从司马迁这段言简意深的记载，使碣石和石景山的关系能够确立，把北京的地域上溯向西，则将对北京古代文化研究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开发东移”和“保护西部”将更加符合历史逻辑和科学准则。我们对北京尽人皆知的几十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的尊重和研究依然十分重要，但同样几十公里的东西横轴线——即长安街的研究也应该提上日程。

　　作为横轴线的西端石景山，六十年来一直处于原先的首钢厂区之内，您要上山览胜，非带个介绍信吧。上了山一看，您或许可以解开“古城”、“石门”一类旧词的谜底。

　　假如确认或不能否定始皇帝所“之”的碣石，就是美丽古老的石景山，那么可不可以说，以长安街命名的横轴线，秦始皇也曾到过。只不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