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出土玉器的几点认识

摘要：2016～2018年发掘的陕西雍山血池遗址是秦汉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遗址，出土玉人、琮、璋、璜等祭祀玉器124件。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的梳理与比较研究，认为这批玉器为其他地点出土同类型玉器提供了明确的性质与时代标识。对这批祭祀玉器的分布与使用组合等问题的探讨，为秦汉时期祭祀用玉的形制组合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线索。

2016～2018年，陕西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发掘出了祭祀台、祭祀坑、建筑、场地、建筑道路等各类遗迹3000余处，出土铜、玉、陶等各类器物数千件。发掘者认为血池遗址是秦汉时期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祭祀场所。

血池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器，有明确的出土位置和组合，一经发现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对这批玉器的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性质与时代

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124件，主要有玉人、琮、璜、璋4类，其中玉人50、玉琮26、玉璜22、玉璋14、玉圭4件，另外还有玉器残片8件。从整体看，这批玉器玉质不佳，皆为青玉；片状，素面无文，制作简单而粗陋，打磨也不够细致，表面多留有切、磨痕迹。还存在改制现象，部分玉器是用双身夔龙纹、谷纹玉璧改制而成。

与其形制相近的玉器已出土数批，西安北郊联志村、雷寨大队、卢家口，咸阳闫家寨战国秦遗址，宝鸡吴山、下站遗址，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都有数量比较多的发现，另外在河南僖山二号墓、西安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宝鸡凉泉汉墓、咸阳秦汉新城石羊庙墓地等也有些发现。另陕西历史博物馆、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也曾征集到数件玉人。

这类玉器最早进入研究视野时，多为征集品。在发现伊始，就推测此类玉器可能与祭祀有关。而其时代，是以玉人的形态特征而推定的，男性玉人刻画为梳偏髻、留胡子的形象，与已知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造型非常接近，而且这类玉器造型简单、制作粗糙、刻划潦草，也比较符合秦式玉重工轻纹的审美特征，因此将这类玉器的时代定在战国秦时期。其后陆续征集的几批玉器的判断也以此为据，西汉墓葬中发现的这类玉器一般也认为是秦遗玉。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在西汉中期遗存中发现祭祀堆积，出土玉人、圭、璧三类玉器，首次为此类玉器的性质和时代的判断提供了考古学实证。但是这类玉器是从秦一直沿用至西汉，还是西汉新出现的造型与器类，未有定论。

此次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基本都出自2016年祭祀坑中，与其他的祭祀用器同出，玉人、璜、琮、璋等不同器类组合使用，再次印证了此类玉器祭祀用玉的性质。而这批玉器的时代问题，则要从遗址本身入手。

秦人奉上帝为至上神，专设畤祭来祭祀上帝，自秦襄公始立国，即设西畤以祭祀天帝。雍城作为秦国建都最长的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在战国及秦帝国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以雍四畤为最高等级。《史记·封禅书》云“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畤上帝为尊”。西汉继承了秦人的畤祭体系，汉高祖在雍四畤基础上增建了北畤以祠黑帝，并称雍五畤。汉文帝至汉成帝，西汉皇帝曾19次亲临雍地郊祀五畤，直至王莽时将郊祀移至长安，雍畤方罢废。血池遗址的发掘者认为2016年发掘的部分可能属于汉高祖所立北畤或雍五畤，遗址对祭祀坑马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数据范围基本集中在西汉早中期阶段。那么这批玉器的上限应该在西汉早期，但是还不能完全排除夹杂一部分秦遗物的可能性。

血池遗址出土玉器与2018年新发现的宝鸡吴山祭祀遗址战国晚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比较，虽然组合、器形比较相近，但是吴山遗址部分玉人的体型较大，较厚，更接近方柱体，而非血池所见的薄片状，而且男女玉人的头颈、发髻的刻画具有相对的原始性，五官刻划潦草。玉琮的器体也较厚重。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在吴山附近征集的玉人也呈现出方柱体、头颈刻划简单的特点，应该是较早时期的玉人形态。这些发现增加了血池所见片状祭祀用玉为西汉时期遗物的可能性。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将玉圭、璧、琮、璋、琥、璜视为重要的祭祀礼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对于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汉中期国家祭祀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考古发现，这六类器物中的璧、璜是战国时期比较常见的玉器种类，但是琮、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比较少见了，新出现了扁平小玉琮，有些玉琮还是早期遗玉。玉琮的片状简化，“半圭”玉璋的出现，可能是战国秦汉时期重新复原、创造出的新器形，这类玉器的出现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战国时期。由此推断血池遗址所见玉器的时代应该在西汉时期，之后可能沿用了一段较长时间。

二、祭祀对象与方式

玉在古人的观念里是沟通人神的凭信，所谓“尊神以珪璧为信”，在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秦对雍四畤的祭祀方式：“故雍四畤，……。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畤祭时祭品一般有马牛羊幼牲、木车马、珪币等几类，以瘗埋的形式进行祭祀。汉承秦制，雍五畤的祭祀方式可能大同。汉代在天地宗庙等各类祭祀活动中也广泛用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为报谢神灵的庇佑，“……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汉旧仪》记：“祭天……用玉几、玉饰器凡七十。”《汉书·郊祀志上》记武帝郊太一，“有司奉瑄玉”。

血池遗址出土玉器大部分出自2016年发掘的祭祀坑，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内安置木箱，玉器一般与车马或车马器等同出，直接瘗埋，多数未见烧燎痕迹，与文献所记基本吻合。文献提及的“珪璧”也可能只是指代玉器，但不一定特指玉器种类，因此《封禅书》中以“珪币”泛称之。是否如此，尚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祭祀坑中未发现1件完整玉璋，皆为残段，多数玉璋表面发白，有明显的烧燎痕迹。对玉璋的科学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燎祭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方式，甲骨卜辞中就有燎玉的记载，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数处祭祀地点也皆有烧燎现象。《尔雅·释天》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尊太一为至上神后，在甘泉对太一及五帝诸神的祭献方式为：“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已祠，胙余皆燎之。……”在献祭方式上增加了燎祭，雍五畤可能也受到其影响。

另外雍五畤在常规祭五帝外，还有一些对其他神祗的祭祀活动。《史记·封禅书》记：秦时“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这些祭祀活动，可能部分到西汉时也有所延续。

三、祭祀用玉的分布与组合

（一）  祭祀用玉的分布

血池遗址2016年出土玉器95件、2017年12件、2018年17件，以2016年祭祀坑中出土玉器最为集中。2016年发掘的198座祭祀坑中有38座坑中发现祭玉，比例略小。主要集中在已发掘区域的3处，周边有大量没有祭玉的祭祀坑，可见玉器不是每次都要用到的祭品（图一）。祭祀坑间的打破关系比较多，可能当时存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祭祀人的各种祭祀活动，当然也不能排除在汉代早期，自身尚未形成规范、完善的祭祀体系，因而在祭祀形式上有些随意，祭祀坑的排列和分布上未进行预先的统一规划。

各类玉器在发掘区的分布基本相当，没有太多规律可循，只有璋的分布范围略小一些，基本集中在发掘区南部。

38座祭祀坑涵盖A、B、C类及未分类的祭祀坑，共出土玉器72件。其中可确定为A类祭祀坑有18座，B类6座，C类4座，未分类10座。祭玉在A类祭祀坑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却并不占绝对多数，未分类的小型坑的祭玉数量也比较多。但是A类祭祀坑中出土玉器数量占到祭玉总数的一半以上，41件，并且只有7座坑各出土1件祭玉，其余坑出土祭玉的数量都在2件以上；B类坑一共6件，每座坑1件；C类坑也出土7件，其中一座坑出土4件，另外3座坑每座1件；未分类的10座坑中出土18件，有7座坑只出1件祭玉。根据遗址对祭祀坑的分类标准，A类祭祀坑是规模大并且有车马种类，因此虽然祭玉并不局限于大型带车马的祭祀坑，但其确实是使用玉器最多的祭祀坑类。

（二）  祭祀用玉组合

玉器在祭祀坑中的出土情况比较明确，有些祭祀坑只发现单类，玉人、琮、璜、璋都有单独使用的情况。有些祭祀坑是发现多类玉器，有玉人、琮、璜；玉人、琮；玉人、璜；玉人、璋；玉琮、璜；玉璋、玉璧残片等（表一）。部分祭祀坑经盗扰，所以出土的玉器组合可能并非当时完整的使用组合，本文仅根据出土玉器进行统计。

祭祀坑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玉器是玉人，在21个祭祀坑中有发现，超过了祭玉祭祀坑数量的半数，其他器类玉璜、琮、璋的使用次数基本相近，在13、14、10座祭祀坑中有发现，另外玉人还与其他器类同出，可以说是血池遗址祭祀用玉中使用最宽泛的器类。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有的祭祀坑中祭玉种类并不单一，但是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它们并不是组合使用的，或者说器物间并没有特殊关联，出土在祭祀坑的不同层位、不同位置，应该在祭祀中代表了不同的程序或意义。如T6907K24中共出土男女玉人、琮、璜、璋共计7件祭玉，但是使用组合并非玉人、琮、璜、璋，这些玉器分两层出土，一套男女玉人、璜、琮组合玉器与小车伴出（图二），一套玉人、璋、琮组合玉器与大车伴出，实际的使用组合是玉人、琮、璜和玉人、琮、璋。再如T7306K3出土玉人、琮各2件，这4件器物分三层出土，第一层为玉人和琮，第二层为玉人，第三层为琮。三个埋藏顺序可能代表了三个相对独立的祭祀程序，不能以一个祭祀坑出土的种类来梳理。

玉器在使用中确实也存在组合现象，最复杂的组合是男女玉人、琮、璜组合，40座祭玉祭祀坑中有4座存在这一的组合，其余的祭祀坑还是以单类祭玉的使用为主。T6908K11在出土时还保留了当时的摆放方式，位于车厢位置，璜在下，男女玉人并列放置于璜上，琮覆于玉人腿部（图三）。T6906K9的这种组合出土时位置有挪移。玉璜上叠压玉琮，玉人位于一侧，皆正面。这类组合的玉器多与车马同出，出土位置位于车上或马侧。各类玉器之间未发现间隔其他材质的器物或者洒朱砂的情况。而且4件玉器整齐上下叠放，也排除了悬系与车身等的可能。其他玉器或组合，没有类似这样明显的叠放或者摆放顺序，相对而言，分布比较分散。玉人一般都正面朝上，男女玉人无差别。

从以往与祭祀相关的遗存看，圭璧是最为常见的祭玉组合。山东荣成成山祭日遗址发现的两组玉器皆为圭璧组合。山东烟台芝罘阳主庙发现两组祭祀遗存，亦为圭璧组合。联志村和卢家口两处可能为祭玉的储藏处，涉及到的祭玉种类比较多，祭祀时也不应该所有的种类都使用，而是根据祭祀对象有不同的祭玉组合。鸾亭山遗址出土祭祀用玉中也有玉人，但是出土的数组玉器，F3的5组玉器，其中4组为圭璧组合，1组为玉人、圭璧组合，G4的3组为圭璧组合，还有其他一些遗迹，因经扰动破坏，组合关系不清楚，但是器类仍为圭、璧。咸阳闫家寨遗址祭祀遗存中出土的也是圭璧组合。血池遗址有个别玉人、璜为玉璧改制而成，另外还有几件小的玉璧残片，可能也与改制有关，并非完整器物；2017年北斗坊地点的发掘中出土4件残圭，多见于地层，因此，圭璧并不是此次发现祭祀用玉的主要器

鸾亭山遗址祭祀用玉组合比较完整，如F3第5组玉器由12件玉器组成，最下为青玉璧，白玉璧置于青玉璧上，白璧上斜置两玉人。西侧男玉人仰身放置，东侧女玉人俯身放置。玉人的南侧有一青玉圭，圭尖东北向，其南为一件白玉圭，圭尖西南向，白玉圭南为两组青玉圭，3圭为一小组，均上下叠置，圭尖西南向。这6件圭均放置于青玉璧边缘上。祭祀用玉不仅存在器类、组合的区分，而且在玉器的摆放上有一定的规制，甚至在玉器颜色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要求。鸾亭山祭祀遗存的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这一阶段汉代国家祭祀体系已经完备，祭玉摆放与组合更为复杂、成熟。西汉中晚期凉泉汉墓中所见玉人制作也比较规整。但是属于战国晚期的闫家寨战国秦遗址中所见祭祀用玉圭形制各异。再如吴山遗址所见祭祀用玉，存在一类柱状玉人、早期造型的玉琮，与西汉时期所见的片状玉人和玉琮有所区别，可见，祭祀用玉的组合与形制的规范存在一个过程。

血池遗址发掘的面积有限，并没有揭露祭祀区的全貌，但是从已知的祭玉组合来看，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遗址，祭祀坑的分布比较散乱，没有规律，还存在较多的打破关系；祭祀用玉的制作上，并不统一规范，同类器物间的差异较大；祭祀用玉的组合并没有十分固定，而且也并非常见的圭璧基础组合；祭祀用玉的摆放也无规律，摆放方向不固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推测可能有三：一，这批祭祀坑有的时代相对较早，属于西汉偏早的阶段，汉帝国的祭祀体系属初创阶段，尚未完全成熟；二，不同的时间、种类、级别、祭祀人可能使用的祭品有所不同；三，可能有些并不属于核心祭祀的郊祀遗存，而是与在雍五畤进行的其他辅助祭祀活动有关的祭祀遗存。

四、余论

血池遗址出土玉人32件，是迄今出土玉人数量最多的一处遗址；而且玉人的大小、轮廓与五官刻画及制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是厘清秦汉玉人发展演变脉络的重要线索。

遗址祭祀用玉最完整的组合与战国秦汉时期组玉佩的组合接近，玉璜近似玉珩的角色，玉琮为瑀琚的角色，玉人为两侧冲牙。但是这套组合出土时或叠放或散置，应该并非悬系使用。同一祭祀坑分层出土玉器，在使用中有燎、埋等多种祭祀方式，显示出祭祀用玉组合和使用方式的多样性。

此时的玉琮、璋等“六器”是否存在文献所记的祭祀对象对应关系？璋是否还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祭祀上帝、五帝用什么祭玉组合，各组合是否相同？等等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证实。

与汉代祭祀体系的发展完备过程相伴，汉代祭祀用玉体系或者祭祀用玉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雍山血池遗址的发现见证了汉代祭祀体系的形成过程，其所出的祭祀用玉是迄今最丰富、最全面的考古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对汉代祭祀用玉的认识也会进一步深化。

本文在写作中受到刘云辉、焦南峰先生指导，持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