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找出路”，农村“要致富”，农民“留得住”（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待破解的三个核心难题

——农业“找出路”，农村“要致富”，农民“留得住”

蔡启璧

二、农村“要致富”，在于推动新型工业化

衡量一国是否发达或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基本消除城乡发展差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其城乡差距已基本消除，或者已经比较小。当今，我国城乡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了城市，教育、医疗、娱乐、科技、金融、社保等资源首先惠及了城市居民，先富起来的有钱人、有文化的读书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了城市，同时还吸引近3亿“农民工”流向了城市。而广大农村，整体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了。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的发展虽然历尽艰辛，但总的来说城乡差距是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但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距总体呈现反复扩大的态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6；1980年之后有所下降，至1990年的10年间基本稳定在2.0上下；从1990年至2009年2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差距指数从2.2扩大到3.3；从2010年之后差距才逐年略有缩小，至2015年差距指数仍高达2.9。国际上的一般情况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1.7。而中国1998年至2001年人均GDP处于跨越800—1000美元阶段，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却从2.5持续扩大到了2.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开始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不能低估这一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但如果以缩小城乡差距这一标准来衡量，显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或许这就是13年后启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因之一吧。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标广大农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解决广大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使命。实现农村整体富裕，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农村“要致富”，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也受益于城市资本下乡开展农业项目的开发。但是，广大农村完全依赖上级输血或外来帮扶是不可能富裕的。“要致富”终究还得全面挖掘农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做大做强农村产业，走“外生式”与“内生式”双管齐下、双轮驱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众所周知，当前支撑中国农村自我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来源于目前还并不繁荣的农业经济；二是来源于2.9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工资剩余。事实上，仅仅依靠这两项经济来源，想让广大农村实现整体富裕繁荣，简直免为其难、任重道远。必须寻找和培育更为高效益的致富产业，形成支撑农村“要致富”的内生动力。

（一）发展农业和旅游业实现小康尚可但致富难

40年前，中国农村通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已经基本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如今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如果通过农村深化改革，让农业发展有了更好的出路，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全民小康或超小康目标勿庸置疑。但是，乡村振兴的远景目标是要实现整体富裕，广大农村赖以进一步致富的产业在哪里？有人信口就说：“发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呗。”这只不过是某些不深入农村、不了解实情的人的主观憶断罢了。我们身边的现实摆在那儿，有多少村庄仅仅依靠农业或旅游业真正实现全村富裕了？

事实上，广大农村“要致富”，仅仅依赖农业或旅游业肯定不行。一方面，就农业而言，不论是现代农业还是高效农业，都是一个薄利行业，农业经济效益的可提高幅度远远比不上工业、服务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人均耕地少，无法与其他大国相比，以人均仅有1.5亩的微薄耕地，想实现富裕，谈何容易！再一方面，由于中国现有从事农业生产和依赖农业供养的人口数量庞大，每年全国财政对“三农”投入超3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三农”支出1万多亿元），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承诺，中国对于农业的补贴，不得超过其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8.5％（2017年我国农业增加值65468亿元，对农业补贴的上限是5565亿元），这也成了中国农业补贴的“天花板”。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历史上曾经过彻底殖民化，已形成私有化、规模化的土地资源分布，发展大农场农业有着天然的充分条件。据统计，2010年美国约有农场220万个，以家庭农场为主，平均每个农场面积为418英亩（相当于2508市亩），一个农场的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同时，美国政府农业实行贷款差额补贴、直接收入补贴、反周期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按照WTO官员的说法是“美国农民收入的一半来自政府补贴”，对农业的高补贴造就了美国全球的农业霸主地位。

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在原住民有限的资源环境条件下，难以与美澳大农场农业相竞争，故而依靠“小农经济”农业实现整体富裕，基本上不太可能！

此外，而旅游业是靠旅游资源禀赋吃饭的行业。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的地方，农民赚小钱过上小康生活还是可能的，但想实现人人致富是有困难的。通常现象是，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地方，多数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地方财政收入比较困难，更甭说富裕了。因为旅游业经济效益严重依赖于客流量，如果客流密度上不了一定水平，旅游收益与基础设施投入的差距甚远，投资回收期漫长，不少旅游开发项目，是靠炒作旅游资源价值预期实现高价转让后才赚钱的。因此，多数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的乡村旅游项目，最后几乎都成了乡村公园，根本形不成一方产业，那些期盼从旅游配套服务业分到一杯羹的农民能否致富就可想而知了。

因而，现阶段多数农村发展旅游业，不论观光旅游还是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只能成为传统工业、农业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实难堪当主导。许多农村大力投入休闲旅游项目开发，将旅游提到当地产业的主导地位和战略高度，以致乡村旅游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俨然只是舍本逐末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已。

（二）农村也是“无工不富”

当今，相对于城市工业日新月异的喧嚣，农村似乎有一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感觉。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似乎中国农村就适合贴上“绿色”、“生态”的标签，就只应发展农业，就适合种地产粮；似乎中国农村与现代工业无缘，农村原本就该远离现代工业经济的繁荣。殊不知，这种发展理念，便是导致当今中国城乡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的思想根源之一。

中国有句俗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放眼全国，不论沿海还是内地，比较富裕的村庄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工业产业发展得较好。如华西村、刘庄村、兴十四村、南街村等一批集体经济村，走的主要还是农村工业化之路。一国一地“无工不富”，对于中国的广大农村来说也是“无工不富”，概莫能外。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1978年就形成了华西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全村绝大多数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经营，有了工业化基础之后，2004年才开始拓展金融投资、旅遊服务、远洋海工等服务业及新兴产业，2015年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矿产资源、智能芯片、高端研发等国际前沿市场，2017年全村实现营收近500亿元，成为以工业经济发展致富的典范。

2016年中国最富有的六个村庄之一，浙江省奉化市的滕头村，是全国高效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搞得最好的村庄，2009年全村有各类工业企业60家，工业产值达到24.31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60%。

地处内陆的河南省南街村，围绕农业办工业，大搞粮食深加工，建立了大型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员工7000人，建有方便面厂、面粉厂、调味品公司、食品饮料公司、啤酒厂、彩印公司、工艺品公司、制药厂等工业企业26家，在湖北、安徽、陕西、河北等地还建有方便面和调味品分厂，年工业产值突破20亿元，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工业立村了。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激烈纷争，实际上所比拼的就是工业实力。中国能够在全球格局中重新崛起，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得益于城市工业发展。

中国农村要实现富裕和振兴，发展农村工业同样不可或缺。而目前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整体上还是相对滞后的，多数乡村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这是广大农村经济难以腾飞的主要原因。推进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是中国农村实现富裕繁荣的不二之选。

没有足够的工业经济作支撑，既便拥有再好的生态、再优的农业，也很难实现广大农村“要致富”的目标和愿景。

（三）农村第一次工业化曾经带给农村始料未及的繁荣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高瞻远瞩的工业化战略，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把农村的希望寄托在公社工业化上。公社工业化就是农村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同步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不现实，只能优先推进国家工业化，广大农村通过农业集体化每年超过30%的高积累支持国家工业化。到了70年代初，中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1972年毛泽东首开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后，1978年邓小平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80年代农村经济步入休养生息阶段，而此时国家工业化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乡镇企业进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村的活力，农业有了剩余劳动力，在原有社队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乡村集体组织开始大力投资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此形成了我国农村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

从1980年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般的大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瞄准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价格低廉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

当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快速发展，加上社会管理的相对滞后，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有失节制的资源消耗，对土地的占用失管，监控不够到位的环境污染等。从乡镇企业大发展对农村第一次工业化的推动意义来看，瑕不掩瑜。

在1980–1996年的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一定是地方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也是农民较富的地方。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对于这一结果，1987年邓小平说“完全没有预料到”。事实上，改革开放后虽然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农村工业化的大潮却难以阻挡，乡镇企业大发展仍然是毛泽东工业化战略的自然延续，是城市工业化向广大农村的辐射和延伸。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此后，经过多轮的地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特别是在一些新自由主义以及“国退民进”等过度私有化思想影响下，数量厐大的乡镇企业或倒闭，或纷纷改制成了私营企业，多数改制成私营后，由于失去了背靠的集体，个人实力有限，加上经营不善而寿终正寝，能够有幸存续到现在的已寥寥无几。

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工业化过程，来去匆匆，悄然谢幕，但给农村特定时期的经济繁荣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成为助推中国快速崛起的第一级火箭发动机，影响深远。

（四）农村新型工业化有望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中国农村第一次工业化香消玉殒20年后的今天，还有可能推进农村第二次工业化进程吗？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转眼间中国已步入工业化的最后阶段，走过了这一步，中国就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全程，前人梦昧以求的工业强国目标或将能变成现实，中国也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全球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经验上看，农村工业化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然发展趋势，即工业化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过程，因此也叫工业农村化。与第一次工业化不同的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工业化并非机械重复30年前乡镇企业粗放式发展的模式，而是中国新时代农村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新型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首先提出来的，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农村新型工业化，有望谱写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新篇章。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既有发达国家的性质，又有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因此，在农村工业化的模式上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工业较为发达，有必要也有可能向农村地区扩散，实行“外生型”农村工业化；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又不是特别发达，而且农村人口比重还比较大，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就业等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靠城市工业，还要依靠就地兴办非农产业，即实行“内生型”农村工业化。通过城市工业扩散和农村自办工业两种渠道来推动农村工业化，既医治了“城市病”，又能有效解决农村的失业、贫困及与城乡发展的差距问题，同时也将成为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另一条途径。这也是新加坡、韩国等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60—70年代所走的农村工业化之路。

纵观60多年中国工业化所走过的历程，走的是一条城乡二元工业化的道路，在农村工业化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发展格局，成为了国家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解决农村的失业、贫困、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构成了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二轮驱动的国家工业化格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进程中，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有望成为将来促进农村繁荣富裕的主导方向。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下行，未来的中国，在对外积极开拓“一带一路”经济的同时，对内也积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发掘新途径，农村新型工业化或将成为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领域，这是让中国摆脱经济下行困境，实现蓄势再发的正确选择。

由此，我们必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将农村新型工业化与一、二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积极挖掘抢占本国城乡的消费需求和国外的市场需求，使农村工业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成为中华复兴的助推器，成为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第二级火箭。

1.要更新理念，将农村工业化纳入各级的战略部署

农村工业化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推进难度大，而且还存在思想认识问题。关键是要统一决策者的思想认识，多一点“为民”立场，少一点政绩工程，立足于农村“要致富”，着眼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将农村新型工业化的思想融入各级的战略决策、发展思路、工作部署。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工业化思想从未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当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仅仅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仅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部分中指出：“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而旨在推动农村繁荣富裕的农村新型工业化，其内涵与外延远不止于农产品加工业。

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机关，倡导农村工业化的议题不多的原因有三：一是部分人把农村工业化简单等同于“环境污染”；二是部分人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局限于发展农业；三是部分人有意割裂农村的工、农两个行业。随着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的出台，地方各级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制本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这是将农村工业化思想理念纳入各级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契机。

笔者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推进农村新型工业化同时列为工业信息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纳入工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五年和中长期规划内容。应将制定农村工业发展规划和推进实施工作上升到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组织相关部门的专业人才多方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协同工业信息（经信）部门深入参与，弥补农业农村部门在工业化方面的行业盲区，形成共识、共促、共为的强大合力。

2.要以城带乡，开辟“外生型”农村工业化的绿色通道

所谓“外生型”农村工业化模式，是指一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城市工业要素成本的攀升，部分城市工业不断向农村地区扩散的过程，即依靠外界产业移植所导致的农村工业化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发展规律，发达国家在完成城市工业化之后，必然带动农村工业化发展。工业发展追求的是内部规模效应和外部集聚效应，使得工业产业日益集中于城市。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交通、住房、水资源、环境、就业、贫困、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出现并趋于恶化，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的土地、住房、劳动力等工业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日益抵消了工业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优势。城乡间土地、劳动力价格的差异，以及农村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工业化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散提供了充分和必要条件。毫无疑问，根治这种“城市病”的不二之选就是让城市工业向广大农村地区转移扩散，这就是农村“外生型”的工业化过程。［11］

目前，中国工业基本上分布于各级城市，农村工业经济占比低，多数乡镇基本上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农村工业产业对乡村财政收入、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微乎其微，内地农村与沿海农村相比也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状况。

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生产过剩，直至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仍余波未息，中国出口依赖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2014年以来，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开展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编制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就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升级进行顶层设计，提出了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到2025年第一个十年，使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到2035年第二个十年，使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中位；到2045年第三个十年，使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领先地位，届时中国将有望成为全球少数真正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之一。2018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止跌企稳，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逆潮又开始抬头，特别是死扛着“零和搏弈”心态的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心怀叵测、如梗在喉、极力遏制，大肆挑起中美贸易战，实行强盗式的“美国优先”战略，对中国企业进行高技术制裁封锁，但是，中国致力成为制造强国的决心和行动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沿海较发达地区开始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一方面存在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替代人工现象，另一方面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开始减弱或外迁，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总体上在减弱，“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回流已成为必然趋势。

与此同时，2016年以来所实施的欠精准“一刀切”的房地产“去库存”政策，致使国内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新一轮失控性暴涨，同时导致城市劳动力成本、企业经营成本大幅攀升，部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退出中国，迁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比中国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不免让人惋惜。

就目前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来看，其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市场环境就不一定比中国农村城镇强。诚然，我国农村城镇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基础设施和服务软环境已经超越这些国家。然而，这些企业却仍然无视中国农村，却舍近求远、不远万里地撤离中国，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恐怕我们在工业化宏观布局上，在农村承接城市工业产业转移政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位问题。

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对农村工业化进行顶层设计，广大农村长期缺乏工业化发展的规划引导、政策支持，使农村，一边面对一系列“三农”问题束手无策，一边却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升级转移布局中错失良机。

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城市工业自发向农村扩散转移的成功例子。如，部分台商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放弃沿海城市，直接到中部来投资。2011年开始，富士康由深圳向内地省份扩散，河南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使河南“农民工”减少外出80万。

有道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冲刺的中国，已持续发展近70年的城市工业逐渐具有了对农村工业化的辐射带动能力，广大农村已具备推动“外生型”工业化的条件，我们应乘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之机，积极引导城市工业向农村乡镇扩散，带动广大农村走上工业化的致富之路。

首先，要有全国性的统筹行动。建议从国家层面研究做好顶层规划，将以城带乡推进“外生型”农村工业化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发展布局。须加大工信（经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的协调力度，采取城市工业转移和农村工业承接的有效策略，开辟城乡工业化扩散对接的绿色通道，从行政审批、资源调度、要素分配等方面提高执行效能，为城市工业转型升级、农村工业化、城乡产业对接提供全方位的协调服务。借鉴我国五六十年代推进“三线”建设的有效经验，抓好城市工业项目的退城入乡、转移融合，让东部城市工业对中西部内地进行更有力度的工业资本输出，用丰富的农村资源弥补城市土地、用工、市场等要素的不足，带动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合理布局、分工协作、内联发展。

其次，要有政策性的支持引导。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农村工业化以城带乡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培育、人才供求、技术协作、资金补助、金融信贷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做到有效、精准、可操作性，通过政策有效引导城市工业，借腾笼换鸟、转型升级之机，更多地向农村地区转移扩散，支持农村有选择地承接适宜当地发展的工业产业，积极创建以城带乡、城乡同步的新型工业化政策“高地”。

第三，要有地方性的主动对接。充分调动地方特别是农村乡镇基层的积极性，鼓励地方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走出去、引进来，全方位组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保姆式服务，吸引更多的工业企业从沿海向内地、从东部向中西部、从城市向乡镇迁移，多措并举地推进农村工业化。围绕农村工业化建设需求，积极做好农村经营性用地统筹供应；组织好劳动力供给，加强劳动力培训，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就业，消化因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节省下来的大量“农民工”回归农村；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工业生产发展配套服务业，发展农村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建设施工等配套行业，主动打造招商引资、引商入乡的工业化发展“洼地”。

3.要奋力自强，挖掘“内生型”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子

“内生型”农村工业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所施行的一种农村工业化方式。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的转型升级，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有所减少，广大农村也必须立足本地，充分发挥本地丰富的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等资源优势，鼓励集体创业、合伙创业、大众创业，就地培育发展工业主导产业，走上一条奋力自强的“内生型”工业化之路。

一要实施“能人回归工程”。江山代有才人出。广大农村是孕育人才的腹地。改革开放40年，无数天才学子、“农民工”、商届能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分布大江南北、各行各业、世界各地。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这些能人回归家乡、报效家乡的时期，正是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期。广大乡村应广泛动员能人乡贤带理念、带点子、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带人脉、带市场、带渠道，回乡兴办工业，繁荣工业。大批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农民工”，将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农村工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农村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二要大力兴办涉农工业。围绕广大农村对农资、农机市场的需求，鼓励创办涉农工业，培育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发展耕作收获机械、园林园艺机械、清洁植保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设施农业机械、节水灌溉设备等产业，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发展农资产业，围绕现代规模农业的发展，就近发展农资产业，为农业发展提供切合需求的农资产品；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围绕当地农业种养产业，就近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围绕各地特色手工艺技术，大力发展竹木工艺制品产业，延长产业链，促进涉农产业全面发展。

三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为农村自办工业提供政策扶持，从国家政策层面鼓励“内生型”农村工业化发展。特别要强化资金信贷帮扶，鼓励各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下乡，给农村集体或农民大户创办工业提供优惠的信贷资金支持。地方各级政府要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将乡村自办工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组织专业专门力量出谋划策、协调推动，研究解决自办工业中的重大问题，建立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领导挂包联系制度，实时跟踪服务，为农村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政策保障。

参考文章：

［11］《从国外农村工业化模式看中国农村工业化之路》，《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7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张兴华

http://znzg.xynu.edu.cn/a/2017/07/8158.html

［12］《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2018年8月13日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8/t20160824_815572.html

（作者：蔡启璧，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政府办公室，写于2018年10月31日，

联系电话：13860585696）

（本文2018年9月26日登在昆仑策网、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www.kunlunce.com/klzt/tydl/2018-09-26/128192.html，https://mp.weixin.qq.com/s/T9wk2gPDfmWPtBMrmTmh_Q；

2018年9月13日登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网，http://www.xybyyx.com/bencandy.php?fid=179&id=4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