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为什么苏莱曼尼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

​从苏莱曼尼看伊朗圣城旅的“前沿防御”战略

2021年1月2日是伊朗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遇刺身亡的一周年纪念日，在今年的1月12日，中东研究所伊朗局主任，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学校（USAFSOS）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瓦坦卡撰写了一篇文章，具体介绍了苏莱曼尼背后的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笔者现将其翻译，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苏莱曼尼领导下的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代理人战争），第二部分将探讨该战略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第三部分将介绍伊朗的战略与美国新政策之间的冲突，从而试图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苏莱曼尼和他的“前沿防御”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争端始于1979年，当时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及其激进的伊斯兰支持者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在不久之后控制了美国大使馆，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播下了种子，霍梅尼（Hhomeini）的上台执政后，美国成为了伊朗的许多敌人之一，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生人质危机，华盛顿迅速做出了回应，将霍梅尼划为反美政权的代表人物。近半个世纪以来，美伊冲突的主要特征是相互克制。华盛顿和德黑兰都不认为公开的军事冲突符合他们的利益。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来实现危机下的相对稳定，并塑造了美国和伊朗模糊的战略界限。有几个例子可以证实这种论断，一是黎巴嫩真主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贝鲁特发动多起针对美国目标的袭击，二是以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为首的什叶派武装在伊拉克的地位不断增长，并时不时袭击美国控制的据点和基地。美国也不会坐以待毙，网络打击和核暗杀会发生在德黑兰的街道上。

两伊战争后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使用代理人战争与苏莱曼尼的个人崛起有着很大的联系。苏莱曼尼出生于1957年，来自伊朗中部克尔曼省一个贫穷的家庭。十几岁的他在1979年革命之前便成为了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激进主义者，但他当时并没有脱颖而出。在伊朗大革命中，苏莱曼尼开启了他的事业，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两伊战争的爆发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机会，他应聘成为了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志愿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革命带来的大清洗，原有的职业军官大多被枪决或流放，新组建的伊朗革命卫队本质上只是一只战斗力不足的部队。

1980年，23岁的苏莱曼尼被调往位于家乡卡曼的第41撒哈拉师，并跟随部队部署到了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斯坦省，该地区既是库尔德分离势力活跃的地区，也是从北侧进入伊拉克的部队集结地。这段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莱曼尼，他也逐渐意识到海外部署“忠诚”的部队的重要性。

在海外作战，维系部队组织度的手段主要有思想和宗教，但在当时这套理论并不算成熟。1980年9月，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外作战部队“圣城旅”（Qods）成立，一开始的领导人是Mostafa Chamran（他在1970年代曾在黎巴嫩与什叶派武装分子进行过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在伊朗-伊拉克边境上执行跨境行动，并招募伊拉克人。苏莱曼尼并不是当时“圣城旅”武装的灵魂人物，但其参与了新战术的运用和新制度的组建，让“圣城旅”脱颖而出的其实是对伊朗本土外什叶派人员强大的动员能力。

起初，“圣城旅”的任务并不是以发掘宗教或宗派热情为中心，与苏莱曼尼这样的指挥官合作的大多是世俗的逊尼派成员。这就是伊朗政府所推行的一项合作政策，这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两伊战争近十年的时间里，伊朗在军事上支持了一系列对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逊尼派团体，包括阿富汗的逊尼派阿富汗北方联盟与南斯拉夫内战中的逊尼派波斯尼亚人以及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伊朗并不会单纯的支持什叶派，像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伊朗选择支持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这在相对保守的穆斯林世界中是十分少见的。

在上述的活动中，德黑兰方面认真研究了这些活动所带来的收益，并找到一条合适的对外扩张的道路。对于伊朗政府来说，最可以拉拢的应该是同属什叶派的伊拉克人，其中许多人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在霍亚尼（Ayatollah Khomeini）的精神和政治领导下与萨达姆政权作战。正是在1980年代初期，当今一些最杰出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领导人，如哈迪·阿梅里（Hadi Ameri）和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 Muhandis）等人便开始与伊朗革命卫队展开合作。

图注：Hadi Ameri和苏莱曼尼

伊朗革命卫队在伊拉克的分支叫“巴德尔”旅，这只部队一直受到IRGC的严格控制，是否接受伊朗革命卫队的掌控，伊拉克本土实力派颇有微词，像领导“巴德尔”运动的伊拉克什叶派教士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就曾向总统哈梅内伊和众议院议长拉夫桑贾尼抱怨。尽管如此，在德黑兰政治领导层支持下的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仍决心对他们武装和资助的外国部队保持严格的控制。但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肯听伊朗的话，像也门胡赛武装便与伊朗革命卫队保持着相对微妙的关系。

在两伊战争中，苏莱曼尼是最年轻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但在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很大的名气，只有在2000年后苏莱曼尼才逐步树立公众形象。他与时任总统阿里·哈梅内伊（Ah Khamenei）拥有很好的关系。正是哈梅内伊和苏莱曼尼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许多分析家认为，从1998年到2020年去世期间，“圣城旅”能得到强大的支持而崛起。而苏莱曼尼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该组织是否会维持下去的疑问。

绝境邻居的教训：苏莱曼尼第一次进军阿富汗

两伊战争结束后，苏莱曼尼的任务是处理组织犯罪，包括从阿富汗向伊朗的武器走私和毒品贩运，而且随着塔利班为首的极端组织的崛起，德黑兰十分关注阿富汗局势。1998年初，伊朗仍未从两伊战争中走出，苏莱曼尼被任命为“圣城旅”部队的总指挥官，尽管当时苏莱曼尼仍没有多大的名声，但其在阿富汗的布局很快让他声名鹊起。苏莱曼尼尝试扶持伊朗北部联盟中的反塔利班部队，尽管英文资料中很少有关于苏莱曼尼活动的技术，但当时伊朗北方联盟力量在逊尼派和塔吉克民族的领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的领导下曾是塔利班的有力对手。

1998年8月，塔利班汗北部城市马扎里·谢里夫（Mazar-i Sharif），并在伊朗领事馆逮捕了9名伊朗外交官。在收到了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后，塔利班杀死了除设法逃脱的一名伊朗人以外的所有伊朗人。德黑兰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动员了大量边防部队准备进入阿富汗。但经过漫长的商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还是选择了对塔利班的常规军事报复行动，部分原因是担心伊朗陷入塔利班式的战争泥潭。因此在“圣城旅”部队的操作下，德黑兰加强了对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等反塔利班伙伴的军事支持，甚至在911恐怖袭击后，积极寻求协助美国开展针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

苏莱曼尼与北方联盟的紧密联系对于伊朗展开外交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对维持前瞻性防御和军事威慑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扶持使伊朗不仅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政治和外交阶段也益处多多。时任外交部长爪哇·扎里夫（Javad Zarif）声称，如果没有苏莱曼尼在各个阿富汗政治团体之间的斡旋，2001年12月召开的波恩会议（解决阿富汗局势的会议）就没办法召开。

在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内战期间，“圣城旅”部队通过扶持区域代理人，在阿富汗政治土壤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军事上的成功也让苏莱曼尼功成名就，在鼎盛时期，其就是阿富汗部分组织的幕后操纵人。这给了苏莱曼尼很大的信心，公开露面的次数也逐渐增加，2008年，在会见美国驻伊拉克高级军官彼得雷乌斯时，他说出了那句十分著名的话：“将军阁下，你应该知道，我正代表伊朗把持着伊拉克，黎巴嫩，加沙和阿富汗的局势。

反恐战争与阿拉伯之春：伊朗为巩固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前进防御所作的努力

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两场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力量平衡，在这段时期内，“圣城旅”部队进行了编制重组，苏莱曼尼也逐渐走到了权力中枢，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接触。2002年初，布什政府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呼为“邪恶轴心”（这跟里根时期的操作十分相似）。伊朗人认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行动目标之一。因此德黑兰提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战略：使美国人陷入其他地区的困境。伊朗希望将美国拖住在伊朗以外的几个战争泥塘中，哪怕这样会挑动到美国佬的神经。

因此“圣城旅”一直活跃在这条战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九十年代支持阿富汗，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和也门，苏莱曼尼的战争方式改变了很多，在他的指挥下，“圣城旅”的指挥官可以调整策略，通过秘密反击等方式回应美国的制裁。同时，苏莱曼尼赋予了地方指挥官一定的行动自由度，可以发挥创造力的设计和执行计划，但据法达电台记者，美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伊朗分部和伊朗革命卫队研究专家莫拉德·韦西（Morad Veisi）称，指挥官也需要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伊朗政府十分重视这些军官，要求这些军官有足够的掌控力，因此这些军官都是“人中龙凤”，退役后也可以担任德黑兰派出的高级外交使节，例如2003年以来伊朗就有三位驻伊拉克大使来自于“圣城旅”部队。（注：one country, one case, one commander，一国一事一老大，这个政策是苏莱曼尼在位时期“圣城旅”主要的组织架构模式，有点像扁平化结构的企业，一人全权负责一个大区）

图注：苏莱曼尼本质上是伊朗圣城旅的核心

对于伊朗来说，将中东众多激进组织为己所用，施点小恩小惠，就能让“愤青小弟”们为大哥打满全场，这真是一场一本万利的生意，因此尽管美国带来了阿拉伯之春，但也带来了机遇，基于不同的国家背景下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便是“圣城旅”所关心的事情。

黎巴嫩真主党：地缘政治和组织思想的紧密关系

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前沿防御”的最好例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便通过伊朗革命卫队向外输出自己的“革命经验”。对于黎巴嫩真主党而言，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圣城旅”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灌输和武装该集团，而且还选拔并培养了其领导人，包括现任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前领导人马德·穆格尼耶都与“圣城旅”有着密切的关系。

真主党可以说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优秀作品之一。不同于自1979年以来德黑兰支持的许多其他团体，真主党不仅分享了在德黑兰采用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模型，而且为伊朗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伊朗可以在军事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叙利亚和伊拉克：关键的地缘政治伙伴。复杂的利益网和代理人战争的权益关系

真主党的范例并没有复制到叙利亚来。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伊朗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表明，思想上的整合并不是德黑兰支持的先决条件。真主党可能是“前沿防御”的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伊朗在叙利亚的运作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为这碗汤的配料跟伊朗的不一样，想喝的人也很多。

尽管伊朗与叙利亚世俗复兴党政权之间没有很多共同之处。伊朗还是代表阿萨德政权游说真主党，促成其与叙利亚政府的密切合作。伊朗的叙利亚经验表明了其“前沿战略”的多样性。显示伊朗有能力区分扶持小弟和区域合作，同时努力将这些活动包装在“伊斯兰团结”的口号下。伊朗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世俗政治体系来挽救地缘政治同盟，同时将伊朗自身的投入成本降至最低。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叙利亚的主要外国伙伴是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而不是其他伊斯兰国家。

与伊拉克局势相比，叙利亚最大的关键是需要大量的有生力量维持局面，因此伊朗招募了大量非叙利亚人，例如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这些人在伊朗的统一领导下战斗。与在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不同，叙利亚的什叶派人口占比很小，因此缺乏可靠的“同志”是伊朗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也与群众基础相对较好的黎巴嫩存在不同。事实证明，“圣城旅”出色地完成了在叙利亚的作战任务，通过空运伊朗国内的阿富汗什叶派部队，并委任真主党军官加以训练，加上相对完善的津贴制度和组织能力，伊朗的什叶派部队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对派武装上战果颇丰。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自2012年（伊朗介入叙利亚）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前沿防御”表现突出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伊朗在不同地区所采取了灵活的基本政策，二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展现了伊朗决策者之间的共识，他们不希望伊朗的活动被放在聚光灯下。德黑兰并未大规模招募伊朗人派往叙利亚，派往叙利亚的数千名“军事顾问”绝大多数是从伊朗革命卫队中的志愿人员中招募的，而不是应征入伍的伊朗国防军。因此，伊朗需要从非伊朗什叶派中招募战斗力量，尽管国家利益是伊朗捍卫叙利亚的主要动力，但在实行过程中则有一股浓厚的宗教特色。

动员什叶派民兵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解决伊朗的人力问题，同时“什叶派是一家”的口号更加有煽动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伊朗的行为很可能会加剧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隔阂，例如在叙利亚戴尔祖尔省东部，就有人在伊朗革命卫队活动区域粘贴反伊标语。

伊朗的这些操作，无时不刻在撩拨着沙特等渴望成为中东老大的国家的神经，因此逊尼派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阻止“什叶派之弧”的产生。因此，保全叙利亚政府比在逊尼派聚集区建立威信更加重要，但这样也会引起人们对伊朗这个什叶派老大的担忧。2012年8月，随着德黑兰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日益公开，当时的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侯赛因·萨拉米（Hossein Salami）准将说：“我们的理论在战略水平上是防御性的。” 2019年4月，哈梅内伊任命萨拉米（Salami）担任伊朗革命卫队的负责人，成为了苏莱曼尼（Soleimani）名义上的顶头上司，于此同时哈梅内伊对苏莱曼尼的“前沿防御”政策的支持也越来越公开，他曾说“我们不能满意于拘束一地（伊朗），我们不应忽视边界上的威胁。伊朗革命卫队的目标是广阔的海外市场，这是我们的核心战略。”

在也门对胡赛武装的支持：管理松散，不感兴趣

伊朗在2014年开始的也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既显示了“前沿防御”的局限性，也展示了德黑兰在实施该战略时是多么谨慎。伊朗长期以来是也门胡赛武装的支持者，实际上，当最后一轮冲突于2014年在也门开始时，很少有伊朗人熟悉该组织的正式名称“ Houthis”或“ Ansar-Allah”一词。德黑兰与胡塞运动之间缺乏历史联系，并且对两者之间宗派联系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利益之间的输送。

苏莱曼尼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其他高级指挥官都没有在也门露面。这与对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抛头露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胡赛武装信奉的是扎伊迪教派，因此德黑兰方面很难在当地传播伊朗的意识形态。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也门的范围太广，太复杂，而且没有成熟的政治体系，并不合适成为伊朗“前沿防御”的地方。

伊朗将胡赛武装与黎巴嫩的真主党作了比较。如果后者可能是针对以色列的长矛，那么胡赛武装便是德黑兰针对沙特阿拉伯的尖刺。2015年1月，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代表，“圣城旅”部队高级指挥官阿里·西拉齐（Ali Shirazi）向伊朗新闻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是，也门从来都不是德黑兰的核心优先事项，胡赛武装从来也没有像真主党或亲伊朗什叶派伊拉克人武装一样与伊朗关系密切。取而代之的是，伊朗与胡塞伙伴的动态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参与者的政策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美国。例如，2019年8月哈梅内伊接待了胡塞高级代表团，不久后胡赛武装便在阿曼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

尽管如此，德黑兰也可以选择对利雅得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包括通过胡塞控制的也门领土向沙特发射弹道导弹（这种导弹袭击经常发生），胡赛武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伊朗的过渡基地。伊朗和胡赛武装的关系表明，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效果与和伙伴的关系十分重要，德黑兰需要自己的区域盟友一起团结在“抵抗轴心”的旗帜下。

结论：“前沿防御”是可持续的军事理论吗？

伊朗的“前沿防御”学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对伊朗的行为视为直接的挑战，该理论能否继续实现仍有很大的变数。德黑兰著名的伊朗区域政策分析师凯汉·巴尔泽加（Kayhan Barzegar）将德黑兰的“前沿防御”背后的逻辑描述为“阻止对称和非对称威胁在伊朗边界内的渗透。”。根据这种思路，伊朗不仅必须确保国家边界的安全，在某些情况下，伊朗还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Barzegar称其为“泛安全区”，他认为这是“伊朗政治精英采取的战略的一部分”，而这个概念背后的策划者正是苏莱曼尼。伊朗认为地区社会政治动荡会引发新的安全威胁，例如极端组织的出现，这需要伊朗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然而有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认为，“救世主苏莱曼尼”的概念属于个人崇拜和过度美化。根据他的说法，“ 极端组织在伊拉克的胜利主要是宗教思想在短期内具有很强的生存力和战斗力，”，而伊朗革命卫队的对外革命输出，既消灭敌对的宗教派别，也传播属于自己的宗教思想（其本人原话是“既是消防员，也是纵火犯）。

在伊朗外更广泛的地区中使用权力仅仅是“前沿防御”的最新体现。这个概念从两伊战争起近40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德黑兰国际上的被孤立和缺乏常规军事平台的使用，像苏莱曼尼这样的年轻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寻找克服这些限制的方法，直到今天，苏莱曼尼的政策仍有其实用的现实意义。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形势要求伊朗采取军事战略来加以应对。当极端组织于2017年6月在德黑兰进行首次袭击时，“前沿防御”的拥护者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伊朗不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军事干预，伊朗将不得不在国界面对更大的极端主义的威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伊朗认为美国在暗中支持极端组织的发展，伊朗仅仅在口头上反对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哈梅内伊（Khamenei）在极端组织对德黑兰发动袭击前几个月所说的那样，“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美国向极端组织提供了援助，尽管现在美国组成了反极端组织联盟，但一些美国机构仍在以其他方式协助极端组织。”

因此，与极端组织作战在公理上毫无破绽，同时伊朗也可以当作跳板制衡美国，正如侯赛因·萨拉米（Hossein Salami）在2019年9月进行了解释：“在战争中，胜利者能抒写历史”。在中东，这种大规模“前沿防御”的概念被视为扩大其影响力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

对于伊朗的区域竞争对手来说，伊朗的“前沿防御”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侵袭，而不是维护伊朗的国家安全。由于德黑兰的地缘政治主要是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竞争，使得德黑兰依赖“前沿防御”和外国什叶派民兵。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家来说，也需要制止伊朗走上正轨，而且从也门到叙利亚，再到利比亚，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争夺地区的影响力。由此产生的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对伊朗的战略构成了挑战，该战略试图逼迫伊朗因为财政紧张而减少输出规模。到目前为止，伊朗的“前沿防御”似乎是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实施的。其也并不是当今中东最大的军费支出国。但由于美国的制裁，德黑兰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声称，美国的制裁使伊朗损失了2000亿美元。

最新的伊朗革命卫队核心层

正如德黑兰多年来所证明的那样，它能够确定优先次序，并非每个阿拉伯代理人集团对伊朗都有相同的价值。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小伊朗”一样。

这跟也门胡赛武装与伊朗的关系并不一样。除了能够根据需要确定优先级并根据情况重新定义“前沿防御”战略外，伊朗革命卫队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圣城旅”

在考虑军事行动时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但是理性行事并不等于完美执行。伊朗的军事战略具有反复试验的特点，在军事战略上仍然是十分谨慎的。

此外，尽管伊斯兰的名号帮助德黑兰动员了阿拉伯世界某些地区的支持，并为它提供了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的手段，（例如伊拉克），但过分依附于宗教派别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问题。德黑兰的统治精英知道，伊朗所属的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中是少数派，伊朗不想在逊尼派主导的世界里面树敌过多。

是否施行“前沿防御”战略其实是一个两难抉择，如果继续坚持对外输出，那制裁下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动摇伊朗政权的统治力，如何在不冒险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战略是德黑兰现在需要思考的地方，而不是一味冒着国内的政治风险和国外的军事风险。苏莱曼尼遇刺展现了美国试图反击伊朗的决心，德黑兰的政治精英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前沿防御”的可持续性。在西方分析中，苏莱曼尼经常被描绘成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他利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混乱状况来输出伊朗的力量。毫无疑问，他在去世前设法为自己树立了战士形象。但是他的兄弟们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华盛顿已公开警告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埃斯梅尔·加尼（Esmail Ghaani），如果他选择跟随前任的脚步，他也会遭到暗杀。今天，伊朗内部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普通民众都将“前沿防御”和使用真主党或伊拉克激进什叶派等外国代表作为伊朗输出革命的一种预测，这一趋势不仅消耗伊朗的国家资源，还加剧了与地区竞争对手的竞争。但是，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个代理人网络有一定的承受力，目前不确定谁对伊朗的战略可持续性的评估是正确的，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危机，美伊两国都在进行竞争，随着伊朗的不断前进，很有可能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伊朗在意识形态上的投入越来越大，通过意识形态来动员已经成为了伊朗的一种常规做法，但这种做法正在收到伊朗政策制定者的监控，一旦美伊关系和缓，德黑兰领导人或许会重新考虑新的战略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