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与宏观的结构关系：从国企无用论的批判与思考说起

今天逛B站时，无意间发现陈平老师的《眉山剑客》换新开头了。平心而论，帅还是挺帅的。不过相比陈老师的侠客范，我对他批评“西方国家对国企的偏见”这点更感兴趣。

陈平老师从经济学史的角度入手对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认知进行了批判。而我认为这种批判本身还可以再深刻一点，把它上升到一种方法论或者哲学的层面，这有助于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

1. 国企认识中的宏微观问题

在批判前，我们首先应当想想，为何国企在中国会有这么多负面的评价？是因为严谨学术推论的结果？还是因为某些预设立场和微观情绪的耦合？

在解构一件事情时，区分其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是极为重要的。

一般来讲，当我们上来直接否定某个事物时，这是在指出其宏观层面的错误。

比如你因为一件小事儿惹父母生气时，他们会说你这个娃儿生下来就是一个错误---这种事情就是将微观问题直接上升到宏观问题去批判的典范。

同理，新自由主义对国企的批判也可以如此归类，毕竟它认为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这种批判的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为：

被批判的对象其宏观层面的正外部性为零，负外部性拉满。

然而现实中如何找得到如此极端的模型呢？

无论是被父母骂成一无是处的你，还是被西方经济学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中国国企实际上对于其所处的环境都具有明确的正外部作用。

比如调皮捣蛋的你虽然平时学习起来注意力很不集中，但遇到自己班上的同学被流氓欺负了，你却总是能够挺身而出。

同样，中国的国企虽然在创造短期经济效益上效率低下，但在公共服务产品提供方面的效益无可挑剔。

这个道理，只要稍微去过一两次中国的农村就能想明白：把那么多电线和道路通向经济效益低下的农村，这可不是追逐利润的私企可以放手去做的。

因此中国国企的宏观效应是显著的，以至于西方国家不得不在宣传层面采取抹黑的方式来回避其优点。

然而即便有着如此明显的宏观效应，为何国企无用论在国内仍然有广大的市场？

在我看来，这就是微观效应的作用了。

不得不说，虽然国企在宏观层面体现了极强的正外部性。然而微观层面却也存在大量的问题。

一方面是国企内部的工作氛围对于年轻人来说却是不太友好。浪费、官僚主义、关系大于能力。。。作为某酱香科技的主力消费团体，如果不是习主席上台之后大力的反腐败，这种微观效应的负作用可能真的会反噬到其宏观层面上去。

相比而言，民营企业更加强调实干能力，即便存在996这种压榨劳动力的现象，但多劳多得、能者为大的模式却很容易在其中塑立起来。这也是民营企业在微观层面的一种优势。

不过对于微观层面问题的批判，本身就应该在微观的框架中进行。盲目地将一个微观问题上升到宏观层面，这就会导致我们对问题本身的观察产生偏差。

就好比国企的官僚主义作风被放大为国企在宏观层面的低效；而私企在996上的失控被视为私企在宏观层面对于社会的蚕食。

于是乎，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油然而生，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围绕着国企低效的公知腔以及围绕着私企老板挂路灯的愤青腔的永无止境的撕逼。

2.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

二元对立是西方的宗教遗毒，而后转化为其媒体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西方人看来，提出正反两种立场鲜明的观点进行碰撞有利于找到那个有效的均衡点。

由此而言，二元对立思维对于人类思想进步的有效性在于碰撞本身，而非两个对立事物之间的固有特质。但这点却很难被想明白，最终使得沉迷其极端特质的人远远多于运用其碰撞关系的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二元对立也是有动静关系的。位于两头的极端特质就是静，而两者之间的相互碰撞就是动。因为动静平衡，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正如我所描述的一样，因为复杂的原因，西方社会的思潮在整体层面越来越趋于对其静侧的沉迷，而忽略其动侧碰撞的重要性。就好比他们一味地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落后愚昧的国家，构建东西文明对立，却不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去汲取对方的精华。

于是乎，西方的媒体越是抹黑中国，其对于二元对立之静侧的沉迷就越明显。这种沉迷最终会反过来剥夺其文明的可进步空间，使其在大国竞争中落败。

就认识世界本身而言，二元对立的精准性是有问题的，是缺乏结构的思维模式，因为缺乏结构，所以稳定性较差。

但它也有优点，因为稳定性差，因此更具备运动变化的先决条件，并且由于对于事物特质的极端化突显，因而也非常适合用于宣传与炒作。

越是尖锐的对立，就越容易产生碰撞，其静侧往动侧的转化就极易形成；反之越是平衡的关系，其碰撞的触发就越难，静侧与动侧的转化就相对更需要条件刺激。

这是我分析整体论和二元对立模型的一个基本思路。东西方这两种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所谓的谁优谁劣，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

完美发挥二元对立思维的作用需要的是极致的理性。这样才能使人冷静地看待任何一个被作为对立面而塑造起的对手，明晰其优劣，从而取长补短，避虚就实。

这也是西方文化强调理性人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没有理性人作为前提，这种基于二元对立的冷静是难以维持的。

而对于善于整体论的东方文化来说，极致的理性并不是刚需。在整体论的模型框架中，理性与感性可以有效地融合。不过为了避免两者之间的恶性作用，我们需要清楚感性和理性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需要明确感性和理性与一个系统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

因此东方的思想需要的是识大体，知天命的智慧之人。这本质上来说是认知其所处复杂环境的结构，只有清楚了结构机理，才能明确所谓感性与理性的边界何在。

其实从社会治理角度就可以看出端倪：西方的管理讲究秩序与体系，强调企业个体之间的泾渭分明，因此重法治而轻人治；东方的管理则始终摆脱不了人治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这是东方文化的劣根性，却没有辩证地看清其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

就像很多国内企业老板天天跑去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要强行把公司制度化，要把绩效考核武装到牙齿。最后却发现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所有看似现代化的想法都浮于流程，变成了企业运行的负担。

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型没有绝对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要驾驭这种工具的理性人太稀缺。唐毅南在最近一期的观视频节目里提到美国西部精神的没落，这种西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

然而这种极致理性就像LHC里碰撞出的，只能短暂被观测到的希格斯粒子。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中，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往往更是常态。

毕竟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也是在最基本的社会伦理框架之内的人，有七情六欲，也会伤春悲秋。而当他们的理性值不足以去驾驭二元对立模型时，其社会就必然会出现所谓的意识形态撕裂。

这点，对于当下深受二元对立思想荼毒的中国社会也有同等的警示意义。

3. 宏微观错位

说了那么多关于二元对立的东西，似乎跟宏观微观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往深了看，两个问题之间也还是有那么一条逻辑线的连接，即：

整体论的辩证思维更容易嵌套入一个具有生命有机体特质的复杂人类社会系统。

首先，整体论是强调结构的，但其关注点不在于结构中各个个体之间具体的功能和特质，而在于微观个体按照一定结构组合之后所发挥出的宏观效应。

因为强调结构，所以就必须分清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区别。

就像我们把国企在微观层面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误读为其在宏观层面的低效---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认清结构的后果。

而强调结构的另一面，就是要理解微观结构之间逐级向上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效应这一抽象机理。

就好比，中医的五行其实是一种状态变化关系，其本质不是西方所讲的“地，火，风，水”这种元素论。这种动态关系着力于研究五脏六腑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随之产生的宏观效应，即人体的生命体征变化。

与西医单纯地点对点的分析相比，中医其实更具有结构性。

这点本人体会深刻。

当年在德国时，一到夏天老是花粉过敏，一过敏就咳嗽。为了根治这个病患，我前前后后看了各式各样的医生。从皮肤科看到口腔科，然后看到肺科，皆没有找到根治之法。

在与德国医生的交流中，我发现由于在医学专业上的过于精分。看皮肤的就一定不懂口腔，看口腔的就一定不懂肺。各自在各自专业限定的范围内看病，超出自己熟悉的器官范围就给你写介绍信让你去看其他科的医生。

这种模式遇到症状明确的病还好使，但遇到像过敏这种复杂的症状就非常吃力。

我前前后后在德国看了五年医生，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回国后，在成都当地找了一个老中医看，他上来就找准了我的问题关键，说我是因为肺部功能不好所导致的呼吸道免疫能力低下，让我平时多锻炼一下肺活量。在游了一段时间泳之后，明显感觉到身体有所好转。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段时间他一直脑袋疼但就是找不到原因。连华西这样的医院都跑去了看了，甚至得到了其脊神经有问题的神奇结论。

最后还是颇有中医天赋的二姨突然有一天提醒了他一句：你是不是长尽头牙了。

我爸去看牙医，还真是。转手拔掉，瞬间神清气爽。

这两个例子其实不是在黑西医。而恰恰是想去呈现中医与西医背后所展现出的两种思维方式。

对于梳理人体器官机能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医所代表的整体思维是强大的；而在确立了结构之后的点对点的治疗，西医则能发挥出比中医更为精准的靶向治疗作用。

中医和西医之间本身应该相辅相成，这也是为何我国在新冠疫情治疗上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无论是西医出生的张文宏先生，还是中医院士孙伯礼先生，因为这种医学理论层面的多元混合结构的存在，才使得我们面对病毒更加游刃有余。

同样，陈平老师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缺乏结构，赞赏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这说明西方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两者是分离的。两者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结构将其整合。

在《美式“自由”的逻辑缺陷》一文中，我提过微观的演化逻辑与宏观的演化逻辑略有不同。因此孤立地看待微观与宏观，基本上无法将其统一起来。这点就像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之间的尴尬。而如何对之进行统一呢？

塑造结构就是最好的方式。

弦理论用高维空间的多元结构将微观的波动与宏观的万象统一起来。陈平老师在《代谢增长论》将经济视为一种生命有机体的结构，以此统一微观与宏观。

而我们的人体恰恰就是一个最形象的复杂科学系统。从微观的细胞到中观的器官，再到宏观的人体系统。因此在谈论微观宏观错位的时候，我也经常把人体作为例子。

就像国企在微观层面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一样，手作为人体的器官，它也有缺陷吧。至少在对于物体外观轮廓的准确捕捉上，它不如眼睛。但这不妨碍它作为人体的一部分，向我们提供与外界进行物理接触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微观层面说手是不完美的，但你没法在宏观层面说手这个器官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我相信没人愿意这么去诋毁自己的手。

然而同样的逻辑放到对国企的评论上往往却做不到这么理性了，当然，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有人们逻辑思维不足的因素，也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因素。

国企在微观层面的问题被某些人有意识地上升到宏观层面，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微观层面：个体在工作中的不愉快体验

2）中观层面：民营企业在国内相对弱势的地位

3）外力层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传教的需要

这三种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对于国有企业的偏激评价。

而同样的逻辑，其实亦可以用在中国被西方舆论抹黑的方方面面。

比如：武汉疫情时，一些微观个体的不幸被上升为对国家体制的质疑。

图：《财富》杂志，25位最伟大抗疫领袖

又比如：谈论男女话题时，一些极端的男性欺凌女性的个案被上升为所有中国男性的男权霸凌。

公知们最擅长的逻辑诡辩，莫过于跨过结构本身，从微观现象去抨击中国的宏观体制。这也是定体论的精髓。没有结构思维的人很容易被带入其话术陷阱中去。

4. 宏观微观的结构性优化

正如我上面所说，微观的问题不能直接跨过结构投射到宏观上去。那么是不是说明只要一件事情在宏观层面体现出正外部性，那其微观层面的问题就可以视而不见呢？

很显然不是这样。微观层面的涨落本身与宏观之间有着结构性的联系。在结构可承受的范围内，微观波动对于宏观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一旦超出结构的承受范围，微观波动亦可以反过来摧毁宏观。

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结果。我们在此把土地兼并视为一个连接农业人口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当土地兼并的比例相对合理时，哪怕局部存在农民饿死的现象，王朝这个宏观系统仍然可以运转；一旦土地兼并的比例超过一个临界值，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固历朝历代的有为统治者总会从宏观层面去优化其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结构。比如自汉景帝时期的削藩，或者以失败告终的王安石变法。

放到当代，我国政府所做的全面扶贫，大量对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结构优化行为。

回到国企身上，如果不对微观层面的官僚主义、腐败进行结构的调整，那最终也会影响其宏观效益的发挥。比如过度官僚主义会让国企内部能干事实的人出走，降低国企的实际执行力；而贪污腐败不收拾，国家的钱大头都被贪官吃了，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则是破坏政府的形象，造成负面的社会效益。

所以当我们反击西方给我们国企扣上的“存在即是错误”的大帽子时，也不应该回避国企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古人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其实就是结构自身的腐朽与微观波动结合所造成的宏观崩塌。

我国在改开之后，确实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巨大奇迹。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的微观波动却也着实冲击着国家的稳定结构。习主席上台之后的反腐败体现出了中国领导人在优化系统结构上的担当，这也恰恰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之精髓不在于偏向于宏观与微观的哪一侧，而是比起西方的社会结构的阶级固化，我们更善于优化结构以缓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当然也是“天下主义”的必然，中国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中一道亘古耀眼的光芒。

结语：

总的来说，将微观问题跨越结构上升到宏观层面是国企无用论盛行的思想根源。而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型恰恰是重个体，轻结构。

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从来都不是偏向于集体或者个体这么简单。反而是不断努力地在微观个体与宏观整体之间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结构。

以演化视角为基础，看清楚事物之间的此消彼长，打破进化论带来的“绝对意义的落后与先进”的谬论。

以复杂科学为工具，将微观与宏观以结构维系，将结构优化视为均衡微观与宏观不同演化方向的对立的方法。

这样一来，我们就以避免被西方神学思想的二元对立给影响，避免更多不必要的内卷，使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共同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最后，中华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怀，必须再重振，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