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齐喑究可哀”：认知模式、叙事结构与威权主义的崩坏--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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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动物”，其发展轨迹既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也被人类自身创造的精神文化所左右和影响。换言之，人类主观精神的创造物转变上升为“客体化”的社会意识与行为规范，将自己的造主网罗禁锢其中，结果是反仆为主，人用双手雕刻出来的木偶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统治人类自身的神，人用纸笔撰写出来的“神话”最终变成神秘的天赐之物和不可违抗的律令。神与“神话”既然都是人类自身心理与欲望的投射，那所有的“神话”内部的叙事结构必然符合人类自身的认知模式。

人类大脑的认知特性决定了对外界世界的认识理解必须按照某种特定模式进行，这也就意味着要将纷繁复杂的外部信息进行取舍、裁剪、重组，并赋予其意义，纳入人类可以理解的范畴轨道之内，“自然”由此被“文化”所改造和吸纳。“一般而言，人们并不清楚是他们自己把自身建构的对现实的象征性观念赋予世界，而是相信世界是以其自身感受到的形式呈现出来。”[1]

人类认知的特定模式决定了叙事结构一般具备以下三个要素：逻辑、意义、情感。

（一）逻辑

举个例子，下面有三个事实：

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 张三病了。 张三死了。

这三个事实可能实际上时间间隔很久，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但如果我们试图认识理解这些事实，就会不由自主地试图将上述事实之间建立某种符合人类认知模式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是广义的，体现为人类不同群体所秉持和相信的因果链条，这种“因果”因人而异，随着民族、文化、宗教、社会环境等因素而偏差游移。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如果对事实赋予“逻辑”，就变为：

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急火攻心，所以）——张三病了——（病入膏肓，所以）——张三死了。

被纳入逻辑的因果链条之中，原本孤立分散的事实才容易被理解。但如果我们调整一下例子呢？

张三病了。 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 张三死了。

仅仅顺序的变化，逻辑链条的介入就将为我们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张三病了——（神志不清，所以）——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无钱治病，所以）——张三死了。

（二）意义

除逻辑之外，叙事结构还需要建构某种意义，才能将事实的罗列转变为能够影响人类集体行动的“故事”。还是上面的例子，依据事实建立的意义链条既可能是下面这样的：

（社会治安混乱，小偷在公共场所疯狂作案）——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警察不作为，立案之后根本破不了案）张三病了——张三死了——（所以要加强社会治安！）

也可能是下面这样的：

张三病了——（老人上了年岁生病无人照顾，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张三被偷走一大笔钱——（医疗福利保障不健全，导致无钱治病，被医院拒绝治疗）——张三死了——（所以要改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我们把事实裁剪拼接纳入“意义之网”，就像小溪汇集成为江河，“意义之网”不断被充沛、被扩展、被重塑。

（三）情感

人既被理性支配，也被感性左右，通过不同方式触动激发人类内心的共同情感，会对同样的事实产生不同的观感和视角。继续上面的例子：

张三（是一个单亲母亲，辛苦抚育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被偷走一大笔钱——张三（为了赚钱，不顾身体兼职工作）病了——张三（贫病交加，孩子们簇拥在床边痛哭流涕）死了。 张三（是一个贪官，腐化堕落，花天酒地）被偷走一大笔钱——张三（的罪行败露，被捕入狱）病了——张三（被公正的法庭判处死刑，在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死了。

逻辑、意义、情感充斥着人类的叙事结构，它深刻根植于人类独有的认知模式，舍此我们就无法高效处理外界信息，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沟通共鸣，更无法引导推动社会集体行动。事实只有被改造纳入叙事结构，它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不可避免地消隐于逻辑、意义、情感的层层迷雾当中，如同“万花筒”，同一组事实在不同叙事结构的裁剪改造下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组合与色彩。本质上，我们只有通过改造“事实”才能认识“事实”，这就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可能永远无法感知，这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因为社会现实的复杂和含混超出了人类机能的掌控能力，所以我们先天地想让社会现实变得更为简单和清晰，在一团混沌之中理出头绪。……神话和隐喻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运行有理、变化有道的世界中。他们舍弃了复杂的经验世界，而是坚持一种相对小巧、简单和原型化的神话，诡计多端的敌人和无所不能的英雄般的救世主是其两大主角。据此，人们在做出决定时，有的放矢、从容笃定、信心满满，而不会在威胁、茫然和不堪承受的个体责任面前手足无措。[2]

《1984》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群体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自身的叙事结构灌输刻印到整个社会，并在自言自语讲述的“故事”中毫不意外地扮演起天使或英雄的角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统治需求历代统治者会一遍又一遍复述这个故事，也许总体结构保持稳定，但故事细节却微妙不同，不同的创作者出于自身利益拉扯着叙事的走向，造成了统治神话内部的缝隙和张力，这既是对手攻讦可能针对的软肋，但也为统治神话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每一种叙事结构都有天使、恶魔和英雄，都具备自身独有的价值判断、逻辑形式、情绪偏重，都隐喻了某种不言而喻、不证自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终点。Every
myth has a doomed
destiny，每一种叙事结构就像一条岔路，只要起步就到达终点，只要开始就已经完成，深陷其中的人们逃脱不了角色既定的命运，剧本无法更改，只有演员变换不停。“能够动员叙事结构来改造文化与群体的意义的历史团体具有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叙事结构使之能够促使将来的历史向着此叙事结构的内在方向或目标发展。”[3]

社会群体之间在现实层面的斗争必然反映在精神世界中，反过来精神世界的斗争不仅直接映射隐喻着现实，同时也在遮蔽或重新揭示事实，维护或试图改造事实，社会现实与叙事结构互为镜像。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征服不仅是肉体的、物质的、现实的，也是精神的、意义的、甚至是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现实斗争映射到精神世界，就体现为不同叙事结构之间的“诸神之战”。一种叙事结构无论是因错误而失败，还是因失败而错误，都会被人为丑化、消灭，被强制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之相对应的胜利者则垄断了新信徒们思考、言说、表达的所有可能方式，这样即便出现反抗的念头，反抗者们也只能被囚禁在统治者叙事结构的重重迷宫之中，不得不继续充当意义上的弱者，陷入“失语”状态，无形中增加了反抗的难度。

因此要想发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先行建立一套全新的叙事结构，才能提供新的道路、新的选择、新的历史终点。新的神袛慢慢成形，新的神话开始播撒四方，新神积蓄足够起力量后将向旧神发起挑战。就像《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神域和人间构成两个相对隔离但又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空间，二者相互投射相互影响，人间的战争需要神灵的祝福加持，神灵的地位升降却又被人间的胜负所左右。在各民族神话中，最终成长起来挑战甚或取代旧神的新神在出生或成长的幼年阶段，无一例外将遭受旧日神灵的嫉妒和迫害，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神经历重重考验时展现的神迹，本身就是新神的神性以及崛起命运不可阻挡的最好证明。

唐宋之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大传统”开始放下身段走进民间社会，去侵入、影响、塑造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小传统”，这既是晚期帝国国家建设的根基，但其影响或者说遗害也一直延续至今。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期帝国的国教，就在于它将零散的、古老的、贵族式的伦理教条整理扩展为一整套系统的、平民化的、可操作的日常生活方式，充满了平易近人的烟火气和近代色彩。通过这样的改造，理学才能将中古时期相对隔绝的庙堂与江湖第一次通过意识形态勾联融合到一起：儒学士风一方面征服了帝王，使“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4]的李唐皇室转变为恪守儒风“祖宗家法”的宋明皇室[5]；另一方面征服了民间社会，通过科举、办学、族规、乡约等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将儒家信条涓滴渗透到底层社会。儒学信条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和组织原则，以此为基础组建的家庭、宗族、乡土、国家由此成为层层放大的“同构体”。

但儒教对晚期帝国的征服并不彻底。受限于前近代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结构，拥有阅读能力、能够进入“文法世界”并遭受儒教影响的人群规模十分有限，虽然传统观念认为的“皇权不下县”如今已受到批评修正，但与近代国家相对比，国家对社会的侵入和规制仍是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的。因此，拥有自身独特源流和谱系的各项“小传统”仍残留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历史进程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与庙堂之上的儒教“大传统”分庭抗礼，自有一席之地，形成既斗争又妥协的共生关系。就是儒教信仰体系本身也绝非铁板一块、凝固僵化，无论是晚明心学、清初三杰，甚或晚清的康梁，都体现了儒教的“复调”叙事结构以及强大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在大传统内部各个支派之间，形成了一个多阶生态位的理念丛林，既有参天巨树，也有低矮灌木，更有繁花绿草。

这种参差多态的稳定结构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一扫而空。晚清新政以来的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完全以西方为蓝本和榜样，直接与西方接轨的知识分子阶层引进了几乎所有曾经在历史出现过的西方思潮，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一般各领风骚十几年。但无论具体政治主张如何，这些思潮的共同点在于都秉持了近代欧洲发展出的一种启蒙的、理性的、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念。这种史观的问题在于，既然现代性萌发于欧洲，因此至少欧洲的现代性与本土传统之间还有可能寻找到某种连接和承继，而在现代性完全依赖于外界输入的中国，古代传统就成为西方现代性展开的完全彻底的“他者”，成为亟待被扫除干净的陈腐遗迹，一块没有任何价值的绊脚石，一个阻碍美好生活到来的可恶敌人。既然传统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迅速走向消亡，也就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去深刻认识和细致辨别。于是乎，本来丰富多彩、相互之间甚至龌龊抵触的“传统”被一股脑打包，简单化归集为一个整体，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的符号，一个与野蛮、落后等类似贬义词具有互文关系的标签。儒教大传统和民间小传统这对纠缠了千年的冤家此时倒是同病相怜，一同沦落为难兄难弟。

近代普及化了的国民教育体系、深入所有角落的大众传媒技术，更是赋予了主流叙事结构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使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吞噬消灭民间社会的“小传统”。无论是民国政府的取消旧历、废除中医、破除迷信，还是XX政府的消灭宗教、打碎宗族、移风易俗，社会面对强势政府无能为力，像面团一样被捏来捏去。国家通过国民教育进入每一个孩童的头脑，植入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叙事结构，从而将青年一代整合进统一的“大传统”之中，釜底抽薪断绝“小传统”的信徒和继承者。近代民族国家坚信“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致力于社会思想的净化、纯粹、统一，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之下，中国的思想领域变得“大树之下，寸草不生”。

任何叙事结构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古老的儒教传统能够绵延千年，近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理论却只有短短数十载。一方面，近代工业社会的变迁速率远远高于稳定的农耕社会，另一方面近代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本土思想资源甚少发生联系。这套叙事结构在引进之初，确实受到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崇信和积极参与，它提供了一个公共思想领域的交流平台，不同支派打着同样的旗号，在平台中相互驳难、争辩、攻讦、联盟，使这套叙事结构始终有新鲜的思想资源注入，始终能够保持对现实的高度敏感和适应性，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而一旦它在叙事结构的诸神之战中取得胜利，上升为官方的合法性理论，这种成功反而伤害到它自己。统治者自然不能允许旁人对“祖宗家法”染指非议，于是彻底垄断了叙事结构的解释、损益和发展，将其变为官方的、封闭的系统，被统治者按照自身利益打上各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补丁，越来越与现实状况相偏离，解释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思想资源的封闭枯竭，导致主流叙事结构变得凝固僵化，面目苍白，言语可憎，它变成一种死的文化，因为没有人把激情、灵魂和信念注入其中，就像神灵没有了虔诚信徒的献祭，徒留空荡荡的庙堂，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金碧辉煌，也难逃萧瑟颓败的没落气象。

主流叙事结构的枯萎衰败，使它变得不堪一击，但它可以依靠横行无忌的政权机器垂死挣扎，如果自己不能变得更强的话，就把可能出现的敌人变得更弱。近代民族国家依靠高度进化了的统治技术，彻底渗透压制住了整个社会，将社会行动单位从群体降解为原子化的个人，并杜绝了原子之间相互吸引凝结成核的任何可能。通过对信息媒介的管控，阻断了公民之间的交流渠道，各种现实情绪、思潮、观点、信念只能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发泄出来，在小范围内流传，虽然极大丰富了民间“赋比兴”的语言文化，但没有了严肃的、深入的、建设性的公共交流，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这并非国民的思想文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足，而是政权只允许用官方认可的、唯一的、“正确的”的方式表达出来，区别只在于极权主义政府只允许一个声音，威权主义政府可以允许一种声音，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二者造成的伤害同样惨重。

必须时刻牢记：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这不仅是一句政治宣言，更是一种现实状况。当民众被剥夺了参与公共生活、创建公共领域的机会，就会出现公共生活的“崩解”和“败坏”。每个人清楚意识到：家门之外的公共领域是完全与之异己和对立的，因为他不能参与这一空间领域的构建和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是强大的外部力量强加于他头上的，他既无从发声，也无从选择。从外部强加的社会规则既然没有经过个人的思辨、探讨、抉择，个人也就无从真正理解这些规则的意义和必要性。被迫遵守的规则，对于主体意识薄弱的个人意味着陌生和疏离，对于主体意识强烈的个人则意味着强迫和屈辱。无论何种情况，这些规则都无法在民众的内心真正扎根并转化为自律信条，当有机会抛弃这些规则时，他不会产生内疚与负罪感，而是会感到如释重负，此时他将没有任何信条、规则与底线，完全遵从内心的本能去行动。

公共交流不一定能产生共同体的信任和共识，但没有公共交流一定不能产生信任和共识。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开诚布公、直抒胸臆，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形成一个个意气相投的小圈子，极力躲避权力之眼的注视。任何更大层面的交流都被遏制住了，暗流只能在地底下激荡，却始终不能汇聚成江河。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建立信任，无法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只能完全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才能维护秩序与和平。强制力量一旦力所不及，由于民众自我组织的能力欠缺，历史传统也被打断，因此会迅速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这片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荒原上，每一个人都像几千万年前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丛林捕猎的原始人，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在遇到其他人的时候无法沟通也就不能建立信任，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遵循《三体》所描述的“黑暗丛林”法则，竖起毛发、大声吼叫，恐吓对方乃至率先发起攻击。这种遍布社会的戾气、敌意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是恶劣政治环境造就的最为合理的社会互动方式。这种专制权力造就的恶果反过来又成为专制权力为自身存在进行辩护的理由，于是社会就陷在了这种困境的泥沼之中。

虚加伪善的主流叙事结构的另一个恶果，是造成国民性格普遍的“认知失调”。每一个人都被强迫复述自己不相信的理念，参加自己不愿参加的仪式，这种公开表达和仪式参与起到了忠诚测试的作用。

统治者通过这种纳粹仪式（举手礼）展现出来的权力，事实上不仅来自于它触及了“个体生命活动的最细微、最私人性的层面，而且更多的是来自于当个体对其有所抵触时，个体的内在会为其所分裂”。[6]

这种分裂可以通过划分“前台”（公共领域）和“后台”（私人领域）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纾解。人们在“前台”遵从主流叙事结构的话语霸权，像牵线木偶一样进行种种表演，个人会强烈感受到虚伪、无意义和对强权屈服的自我嫌弃，这种负面情绪不断积攒，造成对心理的严重冲击。这种负面情绪必须等到人们退居“后台”，进入一个安全、放松的私人领域，才能在朋友、亲人等面前得到释放。在后台正常的行为，在前台往往是不能被接受的，而我们必须在后台卸下面具放松身心，才有心力重新戴上面具在前台表演。在某些极端情形下，比如“文革”时期，“人们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了。缺乏后台的团结和信任，那么后台的行为和前台的表演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在前台的后面已不再是后台，而是变成了在巨大的政治前台后面的另外一个较为小型的前台。”[7]

进入自媒体时代，后台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就像毕姥爷的酒局表演，从本来私人领域可以相互信任的后台，被一下子捅到了充满“政治正确”的前台，结果身败名裂。自媒体时代充满了不怀好意的摄像头和网络侦探，公共权力的监控借助志愿者们的协助，延伸侵入到私人领域，以往可以放心交流的领域现在已经变得不再安全。为了防止意外，人们只能进行越来越严格的自我审查，有意识地疏离严肃的思想与文化，强迫自己堕入消费主义和娱乐八卦之中，造就一场“只谈风月，莫谈国事”的全民狂欢，这是专制权力对民族德性的一种戕害。“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实现百年前诗人的愿望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道路。

[1]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 同上，第97页。

[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5]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6]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7] 【美】张玉萍：《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张旭东、李扬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