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与全球化

写于2007年的旧文但自认对于今天三农问题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前言：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许多关注国计民生的有识之士多有探讨，如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何慧丽、曹锦清等，其中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是生产力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城市发展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笔者比较认同，但给出的政策建议却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笔者则认为没有把握三农问题的本质，也就无法真正解决提出的问题。至于三农专家（学者）们的全部观点及论述，由于笔者涉猎非常有限，难以面面俱到，更难以与诸学者在学养方面相提并论，因此本文将着重于给出自己的概略论述而非基于对上述学者们著述的总结提炼。最后，主题较宏大，笔者也只是凭借勇气与对国家民族的赤诚而在此抛砖引玉，如有雷同、偏颇浅陋之处，还望诸学者海涵并指正，也欢迎读者不吝赐教。坚持毛泽东提倡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达到对三农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三农问题，困扰中国已久，也是在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一个顽疾。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组织）生产力不发达的生产力问题及/或生产关系不合理的政治问题。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业，比如中国表现宋朝胜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柳永的词《望海潮》中“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所描绘的都是农业文明之所能想象的绮丽奢靡。如果现在谁拿来夸耀北京/上海一定会贻笑大方。因此那时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吏治清廉、轻徭薄赋、以及促进农业发展的相关科技（但我们也看得到，古今中外数千年农业文明进程中科技发明/进步屈指可数）。三农问题的暴力解决方式——农民起义乃至政权更迭的缘起及其实现往往也很简单直白——均田（耕者有其田）。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已经是工业（如德国、日本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 农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4%，农业出口大国美国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西方七国之一的加拿大2002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农业只是作为衣、食、住、行的原材料基地之一及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真正要实现民族兴盛与国强民富，必须依靠现代工业，因此，单纯局限于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舍本逐末，可能能取得短期效果，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原因如下：1）我们考察清朝末期以来的不断衰微进程，最终瓦解清王朝的是列强不断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内部崩解。如果能够打赢对外战争，那么长期被愚昧、奴化的清王朝人民还不会那么早觉醒并奋起抗争，原来的政治经济秩序还能苟延残喘，延迟危机总爆发。而战争基础一是传统农业文明，一是先进工业文明，如果没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临危受命，失败是题中应有之义。1820年天国上朝的GDP还占世界的1/3，要说（不平等）“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引进外资”，鸦片战争后都已实现，但结果如何呢？历史无可辩驳，最终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类似的，那些成为殖民地的国家、民族许多被征服之前也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骄子，因此一定要分析GDP的相对含金量及其分布与分配，更要注意所谓机会均等（自由贸易）、开埠（不平等对外开放）等背后的战争暴力强制因素。2）我们再分析二战后为什么受到重创的的德、日、苏能很快恢复经济强国地位？并很快成为富裕国家？原因在于他们物质上的工业文明基础如厂房、设备虽损失巨大，但工业文明的内在核心——科技及其组织管理知识与经验积累等仍然掌握在他们头脑中，加上德、日有美国的大力援助，更大大加速了经济复苏。这可从他们今天的500强很多是百年老店或脱胎于百年老店得到旁证。我们今天评价财富，指标是车房及其它衣、食、住、行方面的林林总总，形式上与农业时代的差别不大，但实质内容上已经有天壤之别。难以想象今天的快递公司“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进京赶考一次来回，今天寒暑假都已经过了。今天一介平民的生活水平，也已超过农业文明时代的普通地主老财。因此，当今富强的主体和根本是工业实力。3）当今全球化虽然被吹得震天响，但背后的利益角逐却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摇身一变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过去的列强仍然难以放下高人一等的习惯身段，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夺还横加指责、毁谤。从长远而言，地球必然会全球化，因为生产力特别是交通、通讯等的发展已足以使地球成为一个村。但是这个村的生产关系极不合理，因而分配也极不合理。西方七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城里人，吃香的喝辣的、靓车美女、豪宅别墅……，其它人都是农民工，少量的包工头成了暴发户，很多人成了城市三无人员，多数人无车、无房、无保险并承受高额教育医疗负担，甚至有人被收容遣送、殴打致残/死（如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等）。类似的情况也可微缩到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

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了两、三百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城市（中心），殖民地还是农村（外围）。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南北问题（或曰全球性三农问题），在各发展中国家内，绝大多数也没解决这一问题。原因何在？不妨先概览一番城市与农村的状况：代表全球物质及货币财富主体与核心的500强几乎被城里人垄断殆尽，他们从广大农村购买各种原材料，利用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勤劳智慧的农民工，现在更把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农村，随后除了自己享用各种财富、荣耀与奢华外，更垄断农村市场，把农村的发展机会永远扼杀，以使之成为永久性原材料基地与商品市场。甚至有时候，城里人拿着在农村生产的商品回城里兜一圈，回来就能把农村人大大地忽悠一把，赚得盆满钵满。怀揣梦想与激情的各色农民蜂拥入城，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城里人，但残酷的事实是只有那么一小部分城里人的管家及各种仆役相对发家了，大多数人只能是永不止息地做着空幻的发财梦。而农村则一片凋敝，青壮年宁可流浪也要去城里找机会，扎扎实实的农活都不喜欢干，因为干那活门槛低，因而干得人多，竞争太激烈，产品卖不出好价钱——这使人想起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得甚至糊不了口，养不起家。处处是垃圾，河湖污染，资源枯竭，草地沙化，森林退化，基础设施多年没能更新。农民生不起病、上不起学，好容易读出来的往往成为城里无根的边缘人。总之，农村出去的人看到了希望，但可望不可及；留下的人则连希望也渺茫。

为什么会这样？不妨先看看四则新闻再算算：

1）据《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李富永的《三问高速列车国产化》报道，‘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投入运营的60列CRH2型“和谐号”动车组，是“四方车辆”引进日川崎重工联盟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技术生产的，60列总价值约110亿元，但“四方车辆”不能“独吞”，而是要向日方支付相当于人民币60亿元以上的技术和设备费用。

长春客车厂也一样，在总价值120亿元的订单中，需要分配给技术供应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份额，折合人民币是63亿元。’

2）《东方早报》报道：162亿美元大订单为中美贸易摩擦“减震”， 采购商品清单如下

波音飞机80架52亿美元

摩托罗拉通讯产品5.6亿美元

通用公司发电设备3.5亿美元

美国正版软件17亿美元

福特汽车1.1亿美元

Flextronics公司软件、汽车产品10亿美元

通用汽车3.06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8000万美元

Terex卡车1.5亿美元

并达成多项共识和协议：

签署《关于加强促进美国企业对华出口合作的联合声明》；

中国同意放宽美国公司和农产品的准入；

中国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14项措施；

启动美国牛肉进口的进程；

达成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卫生的谅解备忘录；

达成中国香梨输美和美国李子输港和美国阿拉斯加原木出口中国的三个议定书；

美国出口中国的水果增加深圳口岸

3）据《南方都市报》《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或将进一步扩大》一文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首次访华期间，法国公司将与中国签订总额约300亿美元的合同，而其中最大的一笔是购买价值150亿美元的空中客车喷气式客机的初步协议。此前，萨科齐公开要求人民币兑欧元汇率加速升值。

4）据相关新闻报道，截至07年12月份，中国已持有14336亿美元外汇。

取最主要的三个典型项目，高速列车123亿人民币，波音与空客飞机共202美元，以目前汇率估算，约1492亿人民币，按一年前及目前汇率估算，美元贬值给中国带来损失约6352亿人民币，三项合计共7967亿人民币。如果以十万年薪支付工资，可支付给796.7万人，或可产生79.67万个百万富翁。而这种高速列车与飞机中国本可以自主生产，如果自主生产，那么至少会有两方面的显著效应，其一是增加国内相关工人的收入，其二是增加中国的技术积累从而增强世界竞争力。其它的效应我们也可以推想：由于我们的竞争，波音、空客、日本川崎重工联盟与法国阿尔斯通将被迫降价，长此以往，要么降低工资，要么裁员，要么破产，那么美、法、日的国民收入就会下降，内需萎缩，经济发展减缓，国内的劳资矛盾就会加剧而不是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像罗马斗兽场里的奴隶那样自相残杀，即便雄武如斯巴达克也逃不脱败亡的悲壮；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终于不用发愁生计，更不用担心报国无门。人才的再生产步入良性循环，国家的人力资源积累脚踏实地稳步提升……。从上可以看出，低工资不是一个国家的所谓“比较优势”，更不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补贴工农，结果有效缓解了30年代的大萧条；前不久中国大学生考察日本发现那里工资比较平均，可日本产品至今还是遍布全球，日本企业效率还是很高，竞争力还是很强；福特给工人高工资，结果公司、工人（相对而言）双赢。一国之内，名义工资高低无多大意义，只有实际财富、实际财富的不断扩大再生产及其在国民间的分配才是要义。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明这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竞争力，如果按目前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出口袜子也能卖个100人民币/双，那么就真正可以称中国跻身富强之列了——但这可能吗？做袜子很多人都能做，而制造高附加值的飞机汽车、生产半导体的就那么十数家且几乎都在发达国家。现实表明，有时候竞争并不会显著提高效率，必须创造一种适宜的战略环境，比如目前，全球各大巨头几乎都进入了中国的市场，但他们往往沆瀣一气盘剥中国，而国内企业则往往疯狂自贬身价出卖资源，这不是国民之福而是遗祸子孙后代。国际企业进入后，本土化了，可是连基本的安全、环保与保险投入也本土化了，国内企业有些与国际接轨了，可是该接的没接（如采用高效率设备、注重安全与环保、注重品牌与服务等），不该接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低价倾销等却屡见报端。——从一国整体而言，评价生产率高低的标准不应是（劳动力及产品）价格，而是生产资料及其组织管理效率。我们有些所谓“精英”看到美、日、欧的产品丰富精美，但往往忽视了其后生产资料的深厚根基，他们的发达植根于那些为我们所忽视的生产资料的先进上。而伴生的文化、舆论（心理）优势则为其产品呐喊造势，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再生产，与之相应的是我们的萎缩再生产。——这就是国内企业大批破产的主要外因。总而言之，西方的发达是建立在长期的优势之上的，他们已先期进城。我们再进入并遵照他们制定的规则的话，就会遇见现在中国农民（实际上已不仅仅是农民如此）进城遇见的一系列问题。

基于上述简要论述，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城市现状，大量工人下岗，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多数人挣扎在相对贫困线边缘，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无条件的全球化，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以及内部的各种投机与巧取豪夺造成的两极分化，外资裹挟其几百年积累的全面优势，必然会击溃中国才积累数十年的不设防的民族工业。而且一旦达成就很难再翻身——如目前中国的高速铁路、大飞机及半导体、芯片、机械电子行业，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再一次勃然奋起，可以肯定无法扭转颓势。在务工者都被“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在大量的城市居民找不到工作，大量的高级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情况下，在中国的廉价商品还会被反倾销（调查）的情况下，在竞相以低成本吸引外资的汹汹背景下，想要提高农民收入，吸收更大量的农村居民成为工人和城市居民，无异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那般荒谬。今天的高校债务问题，本质上也是因为上述所谓全球化与接轨瓦解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不仅使国家与家庭的教育投资无法收回，更是把一批批优秀人才低价输送给外资，客观上是为虎作伥。因此如果还是执行这种错误的民族产业战略（这种战略也促成了对国外技术、产品与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以及相应的对国内技术、产品与思想文化的妄自菲薄），就无法根本解决城市（现代工业化）问题，在城市问题还没根本上解决的情况下，也就无法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改善三农问题，但必须注意到三农问题的本质还是一个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南北问题，一国之内还是一个生产力及政治问题。因此，想要真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就必须认真反思我们的全球化战略，必须确立正确的长远民族工业战略及涵盖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国家战略。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并通过分化、利用大型跨国外资来加速培植民族（工业）企业，而非使中国成为外资的宴饮狂欢胜地。

关于该战略的探讨，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参考德、日、韩的经验，尤其是应当借鉴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中的大量精华。（容在后文中论述）

六十九年前，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而今我们为什么还是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的土地上，凝结着我们的血汗，却结着别人的硕果。

2007年12月19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