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日本女人决定去死
当时我就震惊了官方账号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为疾病导致了很多死伤。
然而，有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日本，造成死亡和伤害的，远远不止疾病本身。
数据显示，2020年1月到11月，日本自杀人数超过19000人。
单10月一个月，自杀人数就超过2000人，是5年来最多的一个月，因自杀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
此外，日本女性自杀人数出现大幅增加，10月自杀率同比去年增长近83%，而男性的增长为22%。
近十年来，日本很多地方的自杀人数都有所下降，厚生劳动省去年甚至降至2万名左右，达到厚生劳动省自197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为什么新冠疫情突然造成自杀率的反转呢？
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社交隔离和焦虑情绪，对于普通的日本打工人而言，无疑是在每个人压力山大的山上添砖加瓦。
工作时间长、学业压力、社交隔离等问题，都在齐心协力的给每个普通人酝酿一次恶意满满的心理健康危机。
那为什么日本女性的自杀率在疫情期间甚至高达男性的4倍呢？
在疫情期间，日本的失业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2020年7月，日本的女性就业人数比2019年同期减少3.2％，男性只减少了0.8％。
据悉，受疫情影响，日本失业人口种，约七成是女性。高达74万女性失去工作，而这个数量，是男性的2倍多。
餐饮、服装、住宿、旅游……这些行业原本从业女性是多于男性的，也是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
纷纷裁员的酒店、食品服务和零售业，女性在兼职员工所占的比例更大。
曾经4次自杀未遂的日本女性小林惠子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日本一直忽视女性。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最弱的人会首先被社会淘汰。”
她的许多朋友都被解雇了，在疫情期间，除了工作的压力，还要面对孩子的健康和福祉的问题，每个日本母亲肩上都有沉重的负担。
在日本，女性往往会在各种服务行业中从事各种非正式工作，成为一名非正式员工。
受到疫情影响，利益缩水的企业通过裁员缓解经济压力，最先被解雇的正是这群女性为主的非正式员工。
不是她们不想成为正式员工，是她们不能。
受文化传统、历史原因、经济因素影响，日本的很多企业在招聘女性员工时，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女性的重心如果倾向于家庭就不会那么努力工作了。
于是在职场中，女性找工作会受到婚育歧视，这也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就业时选择的自由。
日本不断高涨的女性不婚恋人数背后，就有这个因素在作怪。如果可以，HR会尽量避免录用一个家庭主妇。
因为企业偏向录用男性员工作为正式员工，女性很多时候只能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进行工作。
在日本，女性从事短期非正式雇佣形态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在社会潜规则的压力下，她们往往只能被迫大量聚集在服务行业或派遣行业。
除了这些，女性工作时还要面对其他条条框框的限制。
在一部分行业中，企业甚至会有成文的规定，要求女性员工不可以戴眼镜上班，必须穿高跟鞋上班，否则员工会被责难不够漂亮不够亲切。
这样的企业文化其实也是男权思想或者物化女性的思维的间接体现。
日本的性别教育教会了女孩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扎根于很多日本女孩心里。
对受尽“主妇文化”熏陶的她们而言，男人养家，女孩子最主要的是擦亮眼睛嫁对人。
可事实是什么呢？
日本的社会压力并不小，很多男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能力让妻子自由自在做家庭主妇。
留给女人的残酷现实是：又要做家务，服侍丈夫照顾小孩，又要工作赚钱养家，有时还需要服伺方男方父母。
日本的女性做到课长级以上职务，描述起自己的一天都是除了上班，便是怎样做早饭、晚饭、育儿家务。
女性自小受到的教育，让她们养成了服从的意识。无论在家还是聚餐，吃饭帮男性舀汤布菜倒酒，都成为女人的一种习惯。
默许丈夫在家庭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日本的社会文化对日本男性的最大纵容。
在这种家庭分工中，女性只是一个没有特征的符号，只需要成为一个永远温暖的避风港，扮演一个支持并治愈男人的角色。
《天天向上》 有一期节目嘉宾是一休的配音演员，主持人邀请其模仿一下日本女人的委婉。
配音演员下意识张口说：“您回来了，您是先洗澡呢？还是先吃饭？”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男女比例差距指数，日本在2015年的排名为101，在2019年排名则下跌到121。
日本的色情行业十分发达，而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物化女性的文化氛围。
整个社会处于男性凝视中，日本女性在家庭中有多少话语权？
不断延长的居家时间，女性家务负担、心理负担不断增重。失业导致经济来源丧失，经济来源丧失导致话语权的进一步缩水。
家庭内部的矛盾出现时，很多日本的女性往往逃无可逃，最后只有在绝望中选择让自己的人生到此为止。
疫情之下，日本女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援助交际、虐待、家暴、自残……
那些日本少女无助地彷徨在东京街头，等待着有人伸出援手。
对于身处困境的日本女性而言，她们最大的诉求或许只是平等。
只是这份平等到底还要等多久，恐怕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