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政策就是颠覆性错误

“一孩”政策就是颠覆性错误

● 谭吉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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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9月10日，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内部的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局全面调整：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被撤销，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则更名为“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随着这些牌子和职能的更换，那个叫作“计生委”的身影也悄然离去。

人口危机的警报早已经拉响，严峻的数字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取代日本这个超超低出生率的国家，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度。人口问题上最坏的情况正在一一出现。全面二孩时代出生人口不增反降，生育意愿大幅下滑，老龄人口队伍迅速庞大，超老龄社会扑面而来。根据2016年社保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为2.75:1，也就是2.75个在职职工就要抚养一位老人。最低的黑龙江仅为1.3:1。严峻的人口问题不但挑战人们的良知，也在挑战我们的伦理。

看看这些和人口有关的内容：

《2040年的中国人口，会比现在减少一半？》

《东北经济困境背后的人口危局》

《警报已拉响，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严重？》

《未富先老，出生儿雪崩式下降，劳动人口骤减4000万》

《中国人口政策正在史无前例的自毁长城》

《统计局：中国人口结构扭曲，危机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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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是“立国之本”。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危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争论”、“只做不说”。讲清楚这个问题，才会使我们避免更大的颠覆性错误。

中华民族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人口。中国历史上数次经历异族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最后能化险为夷，同化侵入者，使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倚仗就是人口优势。

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优势。长达30多年的“一孩”政策就是制造这一恶果的元凶。这个能够将中华民族最大优势化解于无形的错误，难道还不应该称之为颠覆性错误？由血光迸现的强制节育口号到今天强制生育的倡议，这一巨大反差当得起颠覆二字。

有一个30多年错误的认识必须要厘清，那就是法律化生育管制的“一孩政策”和倡导性的计划生育其实根本是两个东西。1971年《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的是“晚、稀、少”，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即使在1978年修订后的新宪法和69号文件，仍然明确提倡一对夫妻最好生一个，最多两个。注意这是提倡，是倡导而非强制。从1982年“一孩政策”开始，对生育水平宏观控制和倡导性的计划生育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主体民族以法律形式强迫执行的一孩政策。“一孩政策”以减少人口为目并强制执行，和倡导性实现人口均衡的计划生育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控制人口数量、实施生育审批制度，既不符合宪法中的人权保护条款，也与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条款相冲突。有人大叫计划生育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模糊“一孩政策”和计划生育之间的根本区别，推卸应该背负的政治包袱和历史责任。

根据当事人欧阳淞、高永中在“改革开放口述史”中《“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介绍，“一孩政策”决策依据仅仅是1980年一个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社会科学家19人共计63人的小组，在没有任何普查结果、没有任何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没有任何省级以上数据支持的情况下，经过3次闭门座谈，其后由以部委负责人为主的20几人两次汇总归纳产生。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该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现在公布的并被各方面认可的数据显示，那时的人口生育率已经接近中国人口更替水平。人口政策不但没有平衡已经显露苗头的颓势，反而推出了反向的“一孩政策”，导致了今日人口断崖式的下跌。中国人口优势的丧钟就在那时鸣响。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但是联合国人口署和国家计生委居然能将其人为的调整为1、8，使中国凭空多出来近亿人口。有一个事实无法掩盖，联合国人口署人口展望数据对其他国家估算相对准确，但却一直严重高估中国生育水平。

真的是误判吗？多年来面对人们的质疑，卫生计生部门坚持“一孩政策”。2012年卫计委主持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预测即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事实证明生育率仅仅达到1，2。2014年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一孩政策”的旗手翟振武仍然态度鲜明的坚决反对全面放开二孩。他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事实上全面放开二孩的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甚至比卫计委不放开二孩政策下的预测值1770万，还要少47万。翟振武2014年3月发文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11月 发文改口说全面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了；12月8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峰值将不会超过2100万人。在这些掌握国家重要人口数据和决策参考的部门嘴里，人口数据就像抽水马桶，想注水就注水，想放水就放水。

就在计生委人口数据的预判完全破产的情况下，2017年“两会”上，卫计委副主任面对全世界的媒体还在豪迈的说，中国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未来100年都不缺。这哪里是误判？这是标准的指鹿为马、典型的瞪着眼睛说瞎话。

人口走势与经济长期走势高度吻合是历史常识。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生育目的简单说就是富国强兵。人口是国家、家庭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民间才把“断子绝孙”看作是最恶毒的诅咒。“以人为本”是中华文明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礼记·礼运》中孔子谈到理想的大同社会时，其中的标准之一就是男子努力工作，女人努力的生孩子和持家。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今日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六分之一。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口增长的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信仰的共识。

只有资本主义才试图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自然资源的平衡。上下5000年，唯一对人口负面的、消极的思维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甚嚣尘上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喧嚣使人口第一次成为负担、成为贫穷的根源、成为幸福的杀手、成为罪恶的渊薮。来自西方的，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证数据支持的马尔萨斯新古典增长模型成为中国人口学的改革圣经。而且完全是不允许讨论和质疑的圣经。它使中国人陶醉在生育下降导致人口下降，带来人均资源占有增加的美好画卷之中。当然，友善的西方朋友并非仅仅向中国输出了这一部“圣经”。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新自由主义全面进入中国，成功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今日中国的危机，就是人口将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减少。有人说今日的人口危机、老龄化的重负、世界最低的生育率是拜马尔萨斯、马寅初两位马先生所赐。这话并不准确。如何看待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正数还是负数彰显了不同的人口理念。什么东西导致了中国对人口的态度，由几千年的积极正面转为消极负面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得到了西方的大力帮助。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人口战略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都是由相关项目培养的；许多课题也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帮助。正是在这些帮助下，对人口的负面思维主导了中国“一孩政策”的实施。

30多年来，计生委成了“一孩政策”下的“城狐社鼠”。他们把控舆论，为了维护其“学术威信”随意调整人口数据，用恐吓性的数据误导决策层。为了让人们难以搞清真相，《中国统计年鉴2017》居然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让那些希望看到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率能否提升的人们完全摸不到头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颠覆中国人口伦理的乱臣贼子却利用权利活得很滋润，这很特色。

这就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尽管我更希望用其他的词汇形容这一颠覆，但无奈还是宽容的将其称为错误。总结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得失的《资治通鉴》对人口的态度是：“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这充分说明认识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需要的只是常识。恰恰是常识在这一问题上长时间的缺位，使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的天理人伦，居然斗不过一个掌控中国人口的利益集团。

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人口规律就是，当面临问题时，就已经错过了解决的机会。当人们对人口红利创造巨大价值欢欣鼓舞的时候，却对中国新生儿出生率的急剧降低视而不见，好像忘记了人口也有一个再生产的过程。网上疯传一篇《今年春节后，这张恐怖的全家福暴露了中国人真正的危机》。本文开头的那张图片就转自这篇文章。多么恐怖的场景。如果这个年轻人再找一个和他一样的独生子女结合，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个男孩子背负着背后的沉重，他的前景在哪里？我们国家的前景又在哪里？

 “一孩政策”轰轰烈烈的来了，如今面对中国的人口陷阱静悄悄的走开，挥一挥衣袖，试图遮掩住全部的后果，也就是我们姑且称之为“错误”的那个东西。我们只想问清楚，它来自哪里？阉割掉了什么，又葬送了什么？我们更想知道，谁会因为这个颠覆性错误被“问责”。我们还有哪些类似的颠覆性“错误”。

这个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