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布衣的生活世界，什么样？

布衣袁仁：晚明地方知识人的生活世界

文|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先说一段教科书上的常识：自隋大业元年（605）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千三百年间，科举取士始终是传统时代人才遴选的重要途径。怀揣着蟾宫折桂的愿景，历代读书人自幼便开始习举子业。而望子成龙的父母们也以课子读书、辅导子弟求取功名为家庭生活的第一要务。不过，元末明初的一个江南大族袁氏却一反常态，给子弟们规划了另一番人生图景——

元末明初以来，浙江嘉善县的袁氏家族代有闻人，但受祖训的影响，家族的很多卓越成员放弃科举，以医为业，优游于城市生活，醉心于士人圈中的文化活动。袁黄的父亲袁仁就拥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在袁仁这一世代及上一世袁祥时期，他们已为袁家奠立了重要的姻亲网络与社会交往关系。袁家城居时期经营并完善的生活空间，就属于后来地方势族聚居的核心区。袁仁虽然出身于时人所谓的“文献世家”，但一直是布衣文人，有行善积德之心，常怀救世济民的期盼，也保持了与官场各类人物的密切交往。袁仁很多诗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徐祯卿、何良俊、王宠兄弟以及王阳明等人的密切交往，则形塑了明代嘉善士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与文化网络中的地位。这些对于充实一个时代知识人生活史的整体论述，深入探讨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文化，意义重要。】

一、引言

袁家的先祖从河南陈州迁居江南，散居于吴越之地。祖先追述中的中原情结，大概在江南家族记忆史中是普遍的现象，但经历了长时段的发展后，来自中原的正统性或核心感，其实已经淡化，而定居于江南后的历史开始清晰起来。述及家族的荣耀史都从元末开始。彼时居于嘉善县西北境陶庄镇净池的袁家，生活优裕。因杞山公袁顺参与“靖难之役”时黄子澄（1350—1402）与苏州知府姚善的匡复活动，而遭受永乐政权的打击。获罪的袁家被迫避隐至附近的吴江县。在袁顺移居吴江不久即生子袁颢，袁颢后来赘于芦墟的徐孟彰家，遂有入籍吴江之事，并冒姓徐，在吴江曾充任二十九都二副扇一册里长。袁颢承继了徐氏家业，到十八岁时即能操笔为举子业，准备赴试之际，却被袁顺“但为良民以没世，何乐如之”之言所劝，因而彻底放弃举业，“种药圃自给”。从此就有后人所谓的袁家“世以医显”之说，形成了袁氏祖训中“惟医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而济众”的传统。

 宣德五年嘉善建县后，大理寺卿胡概认为袁家祖居的陶庄净池属于县域的下保东区，供役任事，能者为首，将下保东区排在第一，袁家因而被编排为一册一甲里长。

 袁颢育有三子，二子袁祥较为出众，入赘魏塘名医殳恒轩（殳珪，字廷肃）家，也开启了袁家的城居时代。在袁仁之子袁黄科考成功之前，他们中的精英卓越分子，都是无身份的知识人，最多如袁仁的好友王畿所称的“吴下推为文献世家”。

文徵明

像袁仁这样的明代布衣百姓，在以往研究中并不引人关注。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徐祯卿、何良俊、王宠兄弟以及王阳明、王畿等人的密切交往，皆见诸其遗著《一螺集》中零散的诗文，更不为研究文徵明、王宠等的论著所注意。袁仁在地方上不是以政治与财富地位赢得世人的尊崇，而是依赖比较宽泛的文化关系网络与袁家善行传统的实践，在士人生活圈中拥有了较高的地位，为袁家到袁黄时代的鼎盛，奠立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二、处世态度与城居生活的安排

袁祥四岁的时候，母亲徐氏弃世。六岁时入赘名医殳珪家收养，并继续得到很好的教育，对天文、地理、历律、兵法等学问，无不熟谙，且各有论撰著述。但殳珪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袁祥既然不事举业，那起码应该执一艺以成名，决定将自己的医术传给袁祥，作为治生之计。

 殳家的医学在当时十分出名，对袁家的发展是有助益的。殳珪以秘经授予袁祥，“博洽高旷”的袁祥居然不屑为医，经常是每天卖药于市能得百钱，就闭门谢客了。在生下女儿至十余岁时，妻子殳氏过世，于是择钱萼为婿，将医术转授给钱萼，自己专心于撰写建文朝史事，到南京地区遍询博采，终于完成了《革除私记》四卷与《建文编年》四卷。在钱氏工于医术后，所育二子钱昞、钱晓与孙儿钱贽皆能世袭医业，在江南大概颇具声望。钱昞的玄孙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586）考中状元的钱士升，为钱家带来了极高的荣誉。

 袁祥移居县城魏塘镇后，开始营建起较为良好的亲友关系网络，拓展了社会活动圈。与殳氏成婚后的袁祥，仅育有一女。但袁颢认为，袁家不能没有男性继承人，要为袁祥再娶一房。当时选择的婚配之家，是嘉善思贤里的朱凤（字文瑞）。朱凤于弱冠时即补邑弟子员，不久以赀入国子监，据说“博闻强记，自负甚奇，睥睨一世，无所当意者”。朱凤有二子，一为朱汝明（愚），一为朱汝贤（贤），袁黄曾称道说“朱氏父子，世励清节，余虽为执鞭，不辞焉”。朱氏家族中，以朱汝贤的孙子朱廷益（1546—1600）最为出名，他是万历五年进士，历任嘉定知县、吏部郎中等职。朱凤曾任兴化府学训导、邵武县学教授，前后达三十年，清节皎然。更重要的是，朱家相当殷实，当时堪称“巨室”。袁祥与朱凤之女成亲后，因女方“资送甚厚”，在经济上对袁家的城居生活较有助益。而且朱氏比较勤劬，善于料理，袁氏家业因而大起。在这样的条件下，袁家才有能力卜地于城内东亭桥之浒（亭桥横跨南北向的西菖蒲泾），筑起生活空间完备的新居。更令袁家高兴的是，朱氏为袁祥产下一子，即袁仁，又育一女，后嫁给沈扬（字抑之，号心松），为袁仁的妹夫。袁祥很快在家居之中，建构起可以品味到四季芬芳与生活逸趣的园林，且能在晨夕之际与良朋胜友们缔会赋诗，人生极其快慰。这种居家或园林休闲不仅是文人的生活归宿，而且也是文人生活文化的基石与核心。袁祥殁后，与朱氏合葬于东亭桥北西菖蒲泾，后来迁葬于苏州白杨山。

城居第二代的袁仁，仪容伟然，给后人的印象就是一位“盛德长者”，却自称“百懒道人”，强调自己有口不谈城市事、有足不践王公府，其人生意趣与潇洒气度，尽现在这些“假使身灭名尽湮，长笑岂有丝毫嗔”“请看当年诸贵臣，高堂寂寂生埃尘”等诗句中。

袁仁育有五子，即袁衷、袁襄、袁裳、袁黄与袁衮，总体上对他们在举业方面并不存太高的期望，除了袁仁认为三子袁裳相当聪慧要送往文徵明处学习书法外，对举业上可能较有希望的次子袁襄，仍以祖训作了一番告诫，强调袁家人“虽抱经济闳材，不轻出也”，科第方面完全不必强求，道德的纯净则绝对不能因此受到玷辱。

 在第四子袁黄（1533—1606）童年时（约14岁），袁仁即弃世了，母亲命袁黄弃举业学医。袁家的男性很多是通医的。像袁祥的侄孙、与袁黄平辈的袁泽（世霑），从小就学习儿科，特别精于痘疹，时有“神仙”之号。

 当然，袁家从陶庄移居县城的动因，其实并不符合晚明文人士大夫在商业化促动下的普遍城居的态势，也不是为了休闲消费，应当是出于社会交际的考虑。而且第一代城居的袁祥，家境困难，是通过到殳家为婿才实现城居的。

 袁家城居于魏塘镇后，生活空间如何经营安排，史料所载比较有限。光绪年间重修的《嘉善县志》中，有袁家故宅已经成为“古迹”的简单记录，约略地透露出那时袁家的城居情况。其中仅有的关于袁家著名的“药园”的记载称：“在城东南隅，明袁仁家居八景之一。”“家居八景”包括了袁家宅第中的怡杏轩、种药圃、云山阁、雪月窝、半亩池、五步桥、芙蓉湾与蔷薇架，是一个寓于城内却不失乡野风光意趣的生活空间，堪称明代文人家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范例，充分体现了主人的气质、秉性与审美情趣。袁仁说过：“吾父卜筑西菖蒲泾，上有圃可艺，有池可泳，有阁可登，有桥可涉，有轩可偃息，有红杏、青松、芙蓉、蔷薇可寓目而笑傲，余承而居之。”嘉靖十二年（1533）底，第四子袁黄出生了，时逢瑞气葱郁、嘉禾之生。袁仁的好友、善于望气的朱永和，见证并预见了袁黄的出生是“吉祥善事”之果。袁仁专门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强调说“他日儿子有知，当务秋实，毋务春华”。

但袁黄的出生，让袁仁意识到上述空间有些狭隘，被迫向南扩展筑室，正南门临着魏塘市河。其他相应的厨房、仓储、卧室等，就设于袁家整个生活空间的东部。袁仁将它们总称为“半村居”。这个生活空间，似乎可以让袁仁屏绝“城市”中的杂音，以“山人”般的态度，忘却他所认为的人间难行之路。袁仁作了《半村居初成》四首，颇多这样的咏怀之句，如“不是无心向城市，多情鱼鸟解留人”“山人自合山中老，忘却人间行路难”等。袁仁在外结束他的应酬交游活动，回到“半村居”中，即掩一室而坐，即使至亲也不见。据袁黄幼时于门隙私窥的记忆，袁仁独居静坐于室内，“香烟袅绕，衣冠俨然，素须飘飘，如植如塑而已”，大概已沉浸于静修的最佳状态之中了。习静修养是明代士人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有提醒精神的作用。

 在袁仁的生活世界中，以“家居八景”为核心的半村居，当然已非简单的私人园第，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并蕴含着人际网络与社会声望的建构意义。

三、社会关系与科举考试

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袁仁时代已显现其重要性，包括姻亲、友朋、官绅等群体，颇为庞杂，都是形成袁仁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复杂的社会“微权力”网络的体现。主要的姻亲关系除了早期吴江的徐家、嘉善的殳家与朱家外，还有嘉善的王家、李家、沈家与钱家。在袁仁时代，最具核心性的是袁家与钱家、沈家的血缘关系。

相对而言，对沈家子弟的教育，袁仁显示了更多的关心。沈家重视科考前程，袁仁也不反对，但强调要以行谊为重。给妹夫沈扬的信中，袁仁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吾祖吾父，孳孳训吾辈，谓浮华易谢，实德难磨，故不以科第为荣，而以行谊为重。此妹丈所熟闻者也。科甥终须发达，只患其见不脱俗学，不入微耳。”

 毕竟科举制度的压力，弥漫了整个明代文人文化，除准备应试者外，其亲友也感同身受。袁仁一直强调“浮华易谢”“行谊为重”，但实际上对科考事业开始有重视之态，已经有世俗成功的渴望。在袁黄尚未成人前，袁仁已将袁家举业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次子袁襄身上，不过仍时时强调袁家祖训中对于志节秉持的意义。

袁仁的外甥、沈扬之子沈科，弱冠时塾师曾为他取字“子登”，时人皆以为然。在袁仁看来，这个字取得鄙陋了。沈科对舅父的看法深以为然，请求帮忙改字。袁仁提出改字“子进”，有“宁累寸积尺而求进，毋一日千里而或退”之意。

 袁襄与沈科同时参加科考，襄儿表现较为出色，对袁仁总归是一种安慰。袁仁勉励沈科继续努力，科考中的沉浮，不过是人生中暂时的进退，对待科考仍需谨慎。对他们性格上的缺点，袁仁予以直接揭出，告诫他们要注意克服；应试之际，建议他们“同居一寓，朝夕切磋”。

 但袁襄的缺点在懒，沈科的问题在躁。令人安慰的是，沈科身登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也许是改字后的结果，所以袁仁在“玩鹤南轩下，悠然闻凯歌”诗句中，为之暗含了某种欣悦之情。后来沈科获选南京行人司职位，袁仁告诫其官场的险恶，并诉应对方略：“前辈谓仕路乃毒蛇聚会之场，予谓其言稍过，然君子缘是可以自修，其毒未形也，吾谨避之，质直好义，以服其心，察言观色，虑以下之，以平其忿，其毒既形，吾顺受之，彼以毒来，吾以慈受可也。”

比较而言，沈科之弟沈称（字子德），与声扬艺林的沈科相比，在举业上非常不顺，据说十试不第，但奉养父母至孝。

 沈家在袁氏的姻亲关系中，虽然不能与后来的陈于王、丁宾、钱士升家族相抗衡，但在嘉善县城中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家族。

 另外一支值得注意的沈氏是沈概（字一之，号平斋）家族。沈概在正德年间曾以贡生的身份，任职江西布政使司都事，居乡期间与其兄沈槃、地方文学之士时为诗文唱和，评点古今。沈概事父母至孝，对亲友关爱异常，令时人感佩。袁黄指出，沈概是“吾乡文行兼修之士”，只可惜在科考上长期不能如愿，在一次落榜后，袁仁曾赋诗相慰：“贮春轩上酒微酡，为惜刘蕡两鬓皤。风雨满窗眠不得，雨场争似客愁多。”

 另外，袁仁给沈概的信中这样说：“仆与足下游，始而献其技，继而赓以诗，终而相正以学，相勗以道。”沈概对袁仁是信如耆龟、爱如兄弟、敬如师保、奇如南金楚璧，所以袁仁感动说“吾两人者比目而连理者”。尽管这样，两人在思想学术上是有不同见解的，可称“和而不同”，是所谓“为君子之交而酸咸相济、甘苦相调”。沈概在地方上“为学而以文名，事亲而以孝名，居乡而以厚名”，“律己甚严，禔躬甚峻”。在这一点上，沈概的女婿、平湖人陆杲（字元晋，号胥峰）与袁仁的认识是一致的。陆杲是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曾官刑部云南司主事。陆杲的长子就是陆光祖，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但陆杲并不太讨沈概欢喜，故又有袁仁劝沈概“勿以一日之长而轻彼”之说。

四、文人交游与诗书世界

袁仁在地方上最终被归入“隐逸”一类，但在城市生活中，常常是“宾客填门，应酬不暇”，优游于袁氏的“家居八景”。从交游的层面来看，嘉善地方有他三位重要的朋友，即袁衷所谓的“多闻则友郁九章天民，吟咏则友谭舜臣稷，讲学修行则友沈一之概”。实际上，袁仁更多的交游活动与诗酒生活，都比较琐碎，不能构成有机的系统。但袁仁与16世纪那些知识精英的交游与文化活动，使他这位被后世称颂的隐逸高士，显得并不沉寂，也融入到被社会整体注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在一次同好们的诗酒之会中，袁仁于微醺之下，与诸友人祝兴所赋的诗中，有“诸君为我须尽乐”“我辈俱是忘形友”以及“饮酒何曾论升斗”等句，都可概见他们当时把酒赋诗的豪迈之态。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忘形”之举，肆说时事，评陟当下，令他的朋友们刮目相视。与孙员外等人聚饮于顾氏家园时，袁仁就剧谈时事，并口占一诗，表示“从今不说朝廷事”、只顾家居“锄云种药”的生活，也是他酒后才有的自誓，并不能真正做到。

 在地方上，袁仁总是愿意与好诗而善于吟詠之士交游，并勤于唱和，留下了不少意涵多样的诗作。与朱箴（号静溪）相和的诗中，他写道“别来江柳几回青，水绕柴门尽日扃”，蕴含人生恬淡的隐逸感。

 出身平湖“当湖巨族”的陆文选（号中坡），与袁仁交情甚厚，因此之故，袁仁曾直言规劝，完全不存忌讳。这令后来重读这段故事的袁黄很是感慨，认为友朋间“此语此风今不可复见”。袁仁这样写道：“君家世业高于山，君能擘画如等闲。君家世务深如海，君劳一心宜不逮。何如放教怀抱宽，且将尘世从容看。”当然两人之间更多的是闲憩活动，一首袁仁游观陆文选西园的小诗中，谈及“携酒看游鱼”的情境，显得温情平和，令人向往。

 在述及袁仁的相关资料中，罕有论及他的绘画活动及成就。有意思的是，袁仁为才思过人的前辈好友、弘治间解元、曾任福州府同知的周泽（字天雨，号芝丘）祝寿，曾绘过一幅《蟠桃图》相赠，并赋诗道：“摘得瑶池阿母桃，特来席上献仙曹。”除此之外，对于袁仁的画艺基本不见记载，更多的则是袁仁对于时事的感喟以及人生处世的看法。他给“庞德公”所写的《感怀》诗，就充满了这样的情绪：“我爱庞德公，足不入城府。茅堂坐明月，长啸轻千古。谁将百年身，役役多苦辛。请君试向北切看，此中岂是寻常人。”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的袁仁，与王阳明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阳明心学对于晚明嘉善地方士人有较大影响，除袁黄外，地方绅士领袖丁宾、陈龙正等都堪称阳明学的追随者与实践者。袁仁与王阳明谈“道”，是“徒步往谒之，而不称门生”，两人休戚相关，时有题咏。后来袁黄认为都是“性情所触，非漫语也”。袁仁安慰在正德元年（1506）冬天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且谪贬至贵州龙场的王阳明的一首小诗，大概可以体现这一点：“孤身愿作南飞雁，万里随云伴逐臣。”正德十四年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声震天下。袁仁听闻这样的喜讯而所赋的诗中，有着轻松而不失调侃的词句，或许也有袁仁反对王氏过多杀生之意：“当年谈道薄鹅湖，此日挥戈净国魔。夜静灯前看宝剑，先生应悔杀人多。”与晚明主流思想对于阳明学说的排斥与批判相比，袁仁等人堪称较早认同其学说的小部分人。

王阳明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仁在讲学名士沈石山家中遇到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欣然赋诗专记此事。两人情谊较深，在学术上多所交流。王畿每到嘉兴地方，定要拜访袁仁，而袁仁听闻王畿到来，即扁舟相过。王畿声称知袁仁最深，“大率公之学，洞识性命之精，而未尝废人事之粗”。

 对同样拥有“博极群书”才学的好友郁九章（号闲舟），袁仁充满敬意，并将郁氏拟比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1488—1559）。郁氏常来“半村居”与袁仁讨论掌故、学术，虽富论述，却都散而不存。平时袁仁对这位好友的想念，是所谓“怀人浑不寐，明月落空梁”。

 当然，袁仁有不少诗作纯粹是文学性的描画，并不真正契合实际生活的情境。他为妹夫沈隐居所创作的诗中，有“荻花枫叶漫平沙，烟水忙忙客路赊”，显得较为写意。送给好友陆湖东的诗，所谓“闲向湖头问酒家，一蓬细雨卷轻花”，以及寄给项生的诗中“最是春来忙不了，江花江草要人题”等句，都属此类。至于给顾庭和的诗，如“茅屋云屏竹径清，布衣相与傲公卿”等，写实意味平淡，由于袁仁本人即属布衣，才使他与顾庭和这样的诗歌写作别具意义。

 在袁仁的地方交游圈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另一位布衣文人就是谭稷（字舜臣），博学善吟咏，松江的朱豹见其诗曾惊叹“青莲不能过也”，将其邀为塾师长达六年之久。谭稷与袁仁、顾珊、王宥、沈概及海宁的董漂、长期居于湖州的关中人孙一元等人一起，组织过一个诗社。在推动地方的诗歌创作上，谭稷与袁仁有着共同的兴趣。世居魏塘镇西浒的谭稷，自幼时即以聪慧著称，才华曾惊艳地方文坛，也不屑为举子业，与袁仁性情相投。在他于松江朱家做馆期间，饱读朱家藏书，学术越益广大，以致有“吴越间人人称说谭西窗”。而袁仁家中藏书颇丰，谭稷常常到袁家借书以观，因而也曾到袁家坐馆。在此期间，才有了上述与各位友朋订立诗社的活动，而谭稷即为诗社领袖。由于众人的努力，袁仁说“一时吾党之诗，斐然极盛，真可以上薄风骚，下陵李杜，实公为之倡也”，称颂谭稷的贡献较大。袁仁还指出，在外甥沈科尚未登第时，谭稷即奇其标格，相赠以诗，有“昨日杏花坛上见，分明一鹤在鸡群”，寄予很高的期望，却因而得罪了沈科在县里的各位秀才同学。谭稷写有《竹林乡试录》，来讽刺世之登科者“空无所有，类竹之虚中”。袁仁极为欣赏谭稷的为人处事，认为像谭稷这样“人情废喜怒，而和乐为真性，作诗不废美刺，而善善宜长”，在当时社会实在不可多得。

 袁、谭两位布衣文人对于如何作文都有自己的见解。袁仁为文不作艰涩语，“惟务阐明道术，主张风教”。袁仁大概比较倾向自然率真的表达，对于谭稷在文章上工于技巧与文词，表示了友善的批评。

 当然，除了嘉善本地之外，袁仁的活动空间，是随文人雅士之间的交游而有所变化。他曾到松江人何良俊家中做客，欢饮之际，难免文人间的分韵赋诗。这在明代文人当中十分流行，尤以唐人诗句中某字为韵进行的创作，则属明代唐诗学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也可以说明代文人诗歌创作的脉动，更多时候是和唐诗互动回应的。

袁仁在何家饮宴中按韵写道：“高人多逸兴，结屋近梅林。短笛生秋蔼，疏帘卷暮岑。”不久，他与何良俊、文徴明、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这些当时一流的名士，一起到吴县王宠家中聚会，照例是诗酒活动。

祖籍吴江、后长期居于吴县石湖北岸越溪庄的王守（1492—1550）、王宠（1494—1533）兄弟，是袁仁的莫逆之交，无论谈诗还是问字，多所交流。袁仁收藏了不少王宠墨迹，可惜在袁黄生活时代已经散佚。袁仁送王氏兄弟回苏州的诗“屋梁月落晃余晖，兄弟联翩访翠微”，以及袁仁写给王宠的小诗“记得苏门分手处，流莺相唤柳枝低”，文字之中皆蕴有深情。

 在当时的士人圈中，王宠也具有核心性。尽管屡试不第给王宠带来的焦虑感，并没有真正消释，但其众多诗文中呈现的恬退之态，那种隐逸情怀伴随其短暂的一生。因此何良俊称王宠的诗“清警绝伦，无一点尘俗气”。与他们不同，文徵明认为他的诗是习学陆游的，不像其他人是唐声。在王家的这次聚会中，袁仁分韵得“秋”字，作诗道：“山下清江绕槛流，登台词客共淹留。茱萸不散秋风恨，猿鹤空生蕙帐愁。”另外，袁仁曾为感谢何良俊的关心，要作必要的酬答，仍是赋诗一首，当中有“江湖飘泊老渔巾，寂寞无书问故人”一句，可以反映袁仁的心境与气度。

 外祖父朱凤的儿子朱汝明（愚），少负气节，后任松江府学训导时，不受馈仪，清操凛然，归乡后士人重其吟咏而里巷相传。袁仁不仅重其亲谊，也敬其清操，在一个中秋月夜两人还赋诗相和：“南楼当此夕，风月欲平分。玉字淡寒色，清霄堕白云。”

 袁仁热衷于文人雅事，积极参加诗社活动，重点就在以唐诗为韵的交流。在某个月夜，诗社友人以杜甫“秋月仍圆夜，江村独老身”为韵，依序下来，袁仁得“月”字韵。在晚明官绅们的视野中，袁仁的诗文创作，基本上是“根本六艺，片词尺牍，率关世故”，特别是诗歌，“斐然逼唐”。对此袁仁也比较自负，而且觉得较自己擅长的医术更为重要，更具人生意趣。这种得意之情，流露于他回应蒋主政向他请教诗学的作品中。在诗作上，袁仁确是出乎性情，止乎理义。

 作为地方上杰出的诗人，袁仁当然难免各类题诗作赋之求。在他保留下的诗作中，却已经不多。他因友人马良甫之请，为马氏的西墅草堂所题的诗，如“卜居渔浦右，烟树蔼离离”“清风芦荻渚，野屋槿花篱”等句，写实而生动。他也给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曾任江西龙南知县的姜圻之父、擅长作诗的姜天翼（号墨溪）专门题写过扇面诗，甚至为朋友的画作题诗，不仅仅是因为出于诗人的风雅，也因为袁仁的书法师法赵体，达到了乱真的境界。相信明代的文人一定了解文化圈中的卓越之士在诗、书、画等场域的意义，书法可以说是明代的价值体系中层次更高的艺术形式与文化行为。

 在这方面，文徵明（1470—1559）是当时文人高士中的核心人物，与顾璘、马西玄（汝翼）、聂双江（豹）、赵大周、王槐野（维桢）等人并称当代名公，显扬于世。

 袁仁给文徵明的诗中，有“诗拟开元字永和，吴门小隐旧曾过……相逢欲话雕虫事，为问先生意若何”等句，体现了他们在诗文方面的共同追求和相知之雅。而且，寿享较长的文徵明，是袁仁为三子袁裳选择的书法教师。为此，他给文徵明去信，表示讨厌科场竞争中坏人心术的方式，认为书法这种实学可以正心术。而袁仁本人也是习书颇久的行家，尤其是他所学的赵孟书法，可以乱真。所以他不免骄傲地说“今吴下售赵字者，大半皆仁笔也”，书法技艺已经令人惊骇。他认为三儿袁裳相当聪慧，比较适合向文徵明学习。夫人李氏认为袁裳适合举业之途，但袁仁说“此儿福薄，不能享世禄，寿且不永，不如教习六德六艺，做个好人”，而且习医可以济人，“最能种德”。跟随文徵明学诗习字时，袁裳已有十四岁。可惜袁裳过世甚早，婚后无子，应验了袁仁生前预见的结局。

辈分更高的沈周（1427—1509），也是袁仁的好友。何良俊指出，苏州士风中“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们也都推重先达。沈周曾绘一幅竹给袁仁，后者专门赋诗相谢，并说：“见竹如见石田子，高节凛然凌众木。”沈周的诗在文徵明看来，是不经意间写出，“意象俱新”，大概较契合袁仁的口味。

 在与顾子声、王天宥、刘光浦一起酒宴的小聚中，刘光浦极称袁仁是“大节凛然，细行不苟，世之完德君子”。但袁仁表示自己还有“极慕清静而不断酒肉”“终日闲邪而心不能无妄思”“外缘役役、内志悠悠，常使此日闲过”等十个方面的缺点，并不能称“完德君子”。这种“实心寡过”的态度，让顾子声很是钦佩。袁仁另有专门写给顾子声的信中，表达出于家居药圃中灌溉后的心境，以及并不甘于平淡的情绪：“武塘久寂寞，得吾党二三人草昧英雄，扬扢风雅，遂为俊国揽胜拴奇，当使松壑效灵、清溪生色，毋过自退缩也。”

 在回应诗友、吴中才子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的小诗中，袁仁追怀他们结社的过往及情谊，并感叹“独怪寒林鸿雁少，诗筒迢递到来稀”。袁仁在其《毛诗或问》的卷首序中，提及他们二人与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的著名文人孙一元，一起讨论诗歌之事。这种诗歌校订的合作关系，大概在弘治十六年（1503）至正德八年（1513）间，地点或许在苏州。可惜徐祯卿坚持举业，在为官后应酬不少，终以33岁早逝，相信徐、袁两人见面交往的机会不会太多。

 与文徵明交情甚厚但已不大相见的晚年唐伯虎（1470—1524），一如其诗“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依旧风流洒脱。他既是袁仁好友，也是王宠的岳父，嘉靖二年殁后，袁仁为这位“十年知己”作诗悼道：“敝屣残裘折角巾，石湖零落更伤情。十年知己灯前泪，两字功名地下尘。”

 虽然因资料的局限，袁仁的社会交往大多只留下片断性的记载，给人的印象也只具轮廓性，但从上述零散的文人交游活动来看，袁仁与明代中后期那些思想文化界的卓越之士，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

五、布衣生活中的家国情怀

袁仁在嘉善社会中只是一介布衣之士，却曾被选为乡饮酒礼中的“尊长”，可见并非一般。而且晚明地方政界的一些杰出人物，与袁仁的生活世界有着多重交集。这种交往关系的表现，多见诸袁仁的诗文之作中，当中可能透露出诗文写作的人物关系、时机、场境、情感等信息。透过诗文的交流，袁仁拓展了社会活动，也提升了文化影响力。

 例如，袁仁与曾任山西参政的赵渐斋关系不错，在山西驿站侯马为致仕归乡的赵参政赋诗相慰。曾于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间任嘉善县丞，后升任长安知县的福建尤溪人、监生潘瑜，在任期间声誉卓然，被视为一位“官卑而不阿宪司之隶，被逮而能拒求贿之惑”的良吏。袁仁认为因潘瑜出众的才德，“邑之僚寀皆与有光”，并受众人之请，作《贺二尹潘侯膺宪司奖劳序》。再如，当地人、嘉靖五年进士陆垹（字绣卿，号篑斋），雅好理学，常以圣贤自期，官至副都御史。袁仁给即将北上的陆垹写信说：“足下卓然砥柱，力障狂澜，存古人之心，行古之事，而不独不甚开古人之口，师世觉民将焉赖之，岂以今天下举无可告语者耶？昨拨冗登堂，实欲窃聆绪论，坐多俗客，谈麈难挥，肥鲜在案，酿酒在卮，脉脉不能下咽，日暮西归，怃然如有失也。”并讨论了不少有关时事政治的问题。嘉靖十七年进士，曾任江西吉安府推官、监察御史、陕西河南巡抚等职的盛唐（字元陶或原陶，号南桥），官声亦佳。晚年优游林下，与袁黄一起编修《嘉善县志》。袁仁对其早期于边地抚绥乏食的军民等事，颇有赞许之意，在盛唐还京之际，即赋诗相赠道：“闻道边陲犹赤帜，九重应未忍深居。”至于江苏上元人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与同县的陈沂、王韦并称“金陵三俊”，弘治九年（1496）成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等职，是南京文化圈中的核心人物，顾家因而成为各类文人交游的一个中心。嘉靖十年（1531）秋天，松江名士何良俊兄弟到南京科考，在拜访顾家时，偶然与在那儿养病的王宠初次相识，王氏对于何氏的作品“极口赞赏”，从此结下很深的友谊。而袁仁与顾璘及何、王二人都有很好的交谊。他与当时南都第一流的文人、政治地位较高的人物的交往，主要就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在他们往来的诗文中，大约可以窥见袁仁与顾璘比较亲近的关系。袁仁送顾璘的诗中云“连年脱屣山中行，海滨忽遇安期生”，有相期相约之说，又言“玉珂金珮等浮云”，有早悟早决之意，否则“此身一堕不可追”。与顾璘相和的一首小诗中，更具闲散旷达之味，所谓“清兴远从尘外发，禅心偏向静中来”“莫问六朝兴废事，斜阳细草首重回”。

当然，袁仁还与不少知县交好，如为嘉兴知县黄某题写家居生活的小诗，饶有趣味：“黄侯家住霞塘上，短墙茅屋绕江篱。”再如，江西贵溪人、由司谏左迁嘉善知县的何天启（号凤冈），莅任不久即高效地剖断迁延不决的诉讼案件，“不遣隶卒，民无骚扰”，并为水灾时期的嘉善民众向上级提出蠲税。袁仁为他作诗，称颂他的政迹。对身负经世真才的官吏又具文人雅识者，袁仁都不吝赞誉之词。

 一生绝意仕进的袁仁，并不排斥与官府的交往。大概士人生活中除了科考攀升外，文化经营与社会交往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取径。但在对于正统理学的理解层面，袁仁在所著《毛诗或问》中批评朱熹对《诗经》的解读是盲人摸象，有关《尚书》的研究也异于理学正统，都遭受了那时主流论述的排斥，都有袁仁坚持袁家学术传统的勇气，而且大胆批评当时普遍沉浸于科举之学的绅士阶层使真学不显，有振举文运而端正士风的责任感。因此或许可以想象在后人整理的文徵明、王宠、唐寅、徐祯卿、王阳明等著述中，都看不到袁仁影子的缘由。唯一重要的有关袁仁整体形象的简单叙述，见诸王畿佚文中的那篇《袁参坡小传》。

 撇开儒学正统论的影响，要在地方上赢得社会普遍的尊敬，除了功名、艺术成就以及体现过人的道德等方式外，从晚明以来还可以选择在地方行善。这在袁仁身上能看到丰富的表现，也有袁家“勇于为善而奔义”的传统，重要事例见诸反映袁仁夫妇言行的《庭帏杂录》者颇多，可能也如袁仁之孙袁俨所谓的，只是袁仁善行仁举的一部分。

 袁仁虽非地方绅士一类，但较具社会责任感，诗文作品中蕴含较多的政治关怀，很有四子袁黄所谓“不论仕与隐，皆当以尊君报国为主”之意。长子袁衷曾记下了袁仁对于天下大事的看法，即有关“天下事皆重根本而轻枝叶”的论述，所谓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无道则辞枝叶，枝叶从根本而生，邦有道则人务实，所以精神畅于践履，无道则人尚虚，因而精神畅于词说。袁仁立足于城市社会，对于民生怀持的关切，时或见诸其诗文作品中。他的五言古诗《伤农家》中“杼轴未停梭，先催完国赋。忍视儿女寒，难禁胥吏怒”等句，对江南农家生活的艰辛与应付官府赋役的困苦，有着很深的体认。另有一首《喜雨谣》，细致地表达出大旱之际农家生活的窘困之态。此外，袁仁所抒写的《驾将南、华客言松江敛鹅于民、一里长当出三鹅、鬻米购之、仅充其半、乃知万物皆贵、惟人为贱、恻然赋此》，论及这个人贱物贵的时代，实在令人恻然：“琉璃为辇玉为珂，谁有黄金可铸鹅。翠盖遄飞鸿雁散，乳鸦啼处夕阳多。”

 这些在当时乡村日常生活中常可见到的情境，以及袁仁强调“作诗以真情说真境”的追求，从诗文中能感知的他所抱持的经世济民情怀，与袁家祖训中要求“怜贫救患”子孙应世世守之的言行，都给后人以较深刻的印象。另外，袁仁给姐夫钱萼的信中，谈及地方发生的饥荒问题以及来年可能发生更重的灾难，让他们深感忧虑。袁仁说：“明晨县公相召，计必及姐丈，当共陈万姓饥寒之状，而请蠲请赈焉。”袁仁所述灾荒危机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知县将与之商谈相关事宜，而钱家也会在知县相询的名单中，都透露出袁仁这位布衣之士与钱家在地方上的重要性。

袁仁还有不少闲居自遣与日常生活描画的诗作，十分细腻，饱含其生活中的丰富情感。一首《自遣》诗讲道：“莫话浮生事，茫茫一梦间。”另一首《自叹》则感叹“即欲执鞭吾老矣，沧江长啸任沉浮”。春天于半村居中静修时，则撰写了两首诗，所言“人来问我修心诀，一席清风一炷香”等句，修佛参禅意味浓郁。袁仁那种悠游闲适、与世无争的布衣生活，在诗文中随处可见。袁仁的一首《渔》这样写道：“青苗荒尽学鸢渔，钓遍芦花雪浦裾。昨日得鱼携出市，不知鱼价近何如？”这种居于江南水乡，与水域环境相契合的生活，是江南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俯拾皆是的常态。至于家居生计，袁仁大概并不擅长，完全要赖家人的襄助。三子袁裳曾说：“吾父不问家人生业，凡薪菜交易，皆吾母（李氏）司之。”在袁黄看来，袁仁待人接物虽都是一样的温然如春，但细味有别：“接俗人则正色缄口，诺诺无违；接尊长则敛智黜华，意念常下；接后辈则随方寄诲，诚意可掬；惟接同志之友，则或高谈雄辩，耸听四筵，或婉语微词，频惊独坐，闻之者未始不爽然失、帖然服也。”袁黄的观察，应该符合袁仁真实的生活态度。

六、结 语

袁仁这样的布衣之士，显然是具有特殊性的。像很多明代的闲雅或高隐之士一样，他在地方上已开展出一种有别于仕途的人生价值，闲隐生活也已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需求，不必忧心奔忙于基本的生活资源，将生活重心与方向超脱于富（财富）与贵（功名）的路径之外，建构起别样的生活趣味、价值与意义。袁仁积极参与文艺社交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以交成名，不仅在嘉善地方，而且也在晚明文人士大夫活跃度较高的苏州、南京等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度，已有拓展其全国性舞台的行动和表现。

 袁仁诗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际交往关系，形塑了明代嘉善地方士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与文化网络中的地位，城居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建构使袁仁的生活及其时代图景，包括家族、姻亲、师友、文人、官场、庶民生活等，得到很好的再现。至于袁仁这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布衣文士，在他的生活时代究竟有多少“全国性”？或者如文徵明在世时那样，有多少在其生活核心地域之外的人听闻过他的名声，其实根本无法确知。但可以相信，本文揭示的人物范围，必定还是比较有限的。

 袁仁的故事，提供出晚明城市生活中科举与仕途出路之外普通知识人的样例，可以代表明代后期社会所开展出来的“文人文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包括人生态度、生活形式以及感官活动，属于那时文人当中流行的相互认同的文化形式，构成了当时知识人社会生活整体注意力所在。袁仁处世恬淡，生活平静安逸，注重子孙教育，已有期望家族子弟向科举仕途迈进之意，并将这种愿望完全寄托在了儿子袁襄、外甥沈科这一代人身上。

可惜袁仁身故太早，没有见到袁黄等人的成功。可以推知，博学又善于教育的袁仁，对童年的袁黄应该是存在影响的。嘉靖二十五年六月，重病中的袁仁已经闭门谢客。至七月初四，在诸亲友毕集的状态下，四子袁黄奉上纸笔，袁仁留下了他最后的诗作，有所谓“附赘乾坤七十年，飘然今喜谢尘缘”“云山千古成长往，哪管儿孙俗与贤”，对世事一无所恋，即投笔而逝。袁仁遗下的两万余卷的藏书，除分赠部分给侄儿辈外，都传给了袁黄。母亲李氏告诫袁黄说：“汝父博极群书，犹手不释卷。汝若受书而不能读，则为罪人矣。”

 最终，袁仁与王氏、李氏合葬于县城东南胥五区小冬圩孙家浜。三十年后，袁黄开始向仕途奋进，也到了北京，与权臣张居正有了短暂的交际，但正式进入政坛，还要在万历十四年之后。袁黄科考的成功，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与丁宾的父亲丁衮一样，在四十年前已经故去的袁仁被追赠“知县”的荣衔。朝廷恩赠袁仁为直隶顺天府通州宝坻县知县，官方颁发的制文中还称颂他“涵古茹今，才擅天人之誉；规言矩行，德高月旦之评”。但这些袁仁已经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不久长久逸安的江南即遭受倭寇重患，更不可能知道万历前期进入仕途、继而盛名天下的袁黄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

 袁仁的生活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生之中并不能依赖财富或科考成功后推展社会交往、建立名望地位的知识人的生活取径。其文化成就与社会影响来自个人的经营，也来自袁家几世祖荫的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