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温床、黑色心脏……这大概是中国最声名狼藉的大楼

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是想找餐厅吗？”

男孩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想要一个房间。”

对话发生在2010年后的香港重庆大厦，这种情况变得日益常见，未婚的香港情侣住在父母家，往往没有隐私，也负担不起昂贵的酒店房间，于是越来越多人来到重庆大厦。

罪恶温床、黑色心脏、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放于几年前，重庆大厦的标签足以让情侣望而却步。而如今，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对于重庆大厦的观念似乎有所改变。

重庆大厦位于游客众多的弥敦道36-44号，毗邻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走几步路即可抵达簇新炫目的购物城，步行十分钟是旅游天地天星码头。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客船渡过维多利亚港。它被安插在高楼林立的黄金地带，周围遍布世界上最贵的楼市。

在常人眼中的重庆大厦，要么作为文艺作品中的场景出现，如《孤独星球》、王家卫的《重庆森林》、迈克尔·康奈利的《九龙》，要么就是和性、毒品和暴力犯罪有关。

剥去文学外衣之后，它与时代深度关联、与世道人心纠葛不断。这座异乡人的“孤岛”其实与香港共享着一个未来。它不仅被这座城市喂养，也反影响香港，同时为世界范围内相互碰撞和杂居的未来趋势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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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象：在这里迷惘，在这里寻找

20世纪60年代，重庆大厦以高级住宅区的定位诞生。但各种围绕“高级”的宣传都远不及一篇文章的力量，来自当时被视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

“时至今日，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免除1960年代的影响及遗产。“五月革命”席卷西方，青年们在永远“在路上”的感召之下，纷纷将亚洲作为流浪的灵魂归宿。热门地点除了印度之外，作为“神秘东方”代名词的中国也“位列仙班”。对于在历史因袭之下无法进入内地的青年而言，香港成为他们的选择。

1972年，流浪青年托尼·索勒和他的妻子开始创立被称为“文艺圣经”的《孤独星球》，在《鞋带上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 on aShoestring）中介绍了重庆大厦，引起众多西方年轻游客的注意。1981年版是这么介绍的：“香港廉价住宿的魔力词汇——重庆大厦”。

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重庆大厦的人员构成变化。

“那些远道而来的嬉皮士并不贪图半岛酒店的奢华、粤菜的美味，只心仪简单，歌颂贫穷，彻夜播放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大麻的味道里体验神秘的东方。”

在意身段的高级住户搬走了，背包客和贫困租户络绎不绝，部分业主抓住商机、将私人公寓改装成旅店。

于是，在这幢17层高、770个单位、由3段建筑连接而成的蜂巢状大厦里，套房变单间、单间加隔断，灯、空调和电视的数量陡然增加，整栋大厦的电力负荷慢慢接近极限。

楼道中摇滚乐和祷告的和声，混杂着油烟和香水的诡异味道，硕大老鼠和黑色污水充斥在大厦的各个角落。重庆大厦鱼龙混杂的雏形开始出现。

也许是为了招揽到更多住客，这些廉价旅馆的名字都起得非常宏伟，如“国王宾馆”、“首都宾馆”、“美利坚大酒店”、“巴黎豪华宾馆”……还有一家因为1994年王家卫电影名字而被熟知的——“重庆森林”。

电影《重庆森林》

“它曾是很好的公寓，有很多明星住那里，香港最好的夜总会就在它的地库，但后来慢慢变成游客印度人租住的地方，有很多赌档、妓女。我的父亲就告诉我绝对不能去，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地方很有兴趣。”

——王家卫

拍摄过程是对这幢大厦的离奇的另一说明：有关重庆大厦的镜头，都是王家卫偷偷拍的。1993年他去重庆大厦拍摄的申请，因业主法团担心负面影响而被拒，于是剧组跟保安、店主开始了“游击战”，在边躲边拍中完成画面。

《重庆森林》在加深重庆大厦异域风情的同时，和《孤独星球》一起，在文学上赋予了重庆大厦一种品味和参照标准：在它里面有都市青年的漫游、边缘人的困顿、异乡人的疯狂。犯罪时常发生，却无迹可寻。鱼龙混杂，人们三六九等。魔幻与现实交叠，对于成长于80年代的港人来说，先是荒诞，接着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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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说出另一种真实：

“王家卫拍的《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再次加强了大厦的黑暗象征，扭曲了其真实面貌。实际情况是，香港华人在90年代初一般不会来重庆大厦，即使到了那种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影表现的行为。

然而，这部电影准确地抓住了那个年代重庆大厦的面貌特写，而这种恶名延续至今，主要是因为后续不断有大批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在有点种族主义的香港华人和某些发达国家的人眼里，与那些来自穷国的同胞打交道还真是让人为难。”

麦高登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70年代，涌入重庆大厦的除了嬉皮士，还有更多被“淘金热”吸引的冒险商人。许多旅店门口张贴着招聘广告，雇人把黄金塞到肠子里，偷运至尼泊尔，而当时尼泊尔严禁个人拥有黄金。

南亚人在90年代是大厦的主要群体。世纪之交，一个新移民群体出现——非洲人。他们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商机吸引，将这里的商品卖到家乡发财。重庆大厦底座两层商铺开始反映出非洲和南亚顾客的需要，从手表到非洲风格的衣物，同时还弥漫着象征家乡记忆的咖喱味道。

“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曾一度成为形容香港的妙语。外籍记者所著的《Hong Kong-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让这句话广为流行。末代港督彭定康用它来定义自己管辖下的香港，“借”所带来的局促感，非常贴切地展现出这座城市寸土寸金的生存境况。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重庆大厦的少数族裔。挤于各种纸币的油墨味道和散发霉气的板条箱之中，顶着非法滞留的风险，掐着日子做着买卖，有些人竟然成功了，就在不属于他们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上，成为家乡的英雄。

一位持旅游签证的印度临时工，在重庆大厦的月薪是3000港币——在香港标准下可谓一文不值——却足以让他负担两个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个婚礼都有超过千人参加。另外还让他买了一台仿佛是心肝宝贝的摩托车，并很快能支持大家族兴建家园。他在香港不过是一个餐厅的托儿，对家人来说却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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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警察曾经没用

一位学生说，半岛酒店和重庆大厦是香港人两处永不涉足之地，前者由于众所周知的昂贵，而后者源自众口相传的危险。

重庆大厦面临的是非常矛盾的处境，一边是逾越法律界限的生意：雇用逾期居留者等低价劳动力，令重庆大厦得以继续存在，甚至成为“全球低端化的中心”；一边是无论界限内外的冲突，法律在此都似乎失去了效力。

《重庆森林》中林青霞的经历曾经真实上演：

一位巴基斯坦人投资了120万港币给另一位同乡在重庆大厦做生意，那位同乡在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后消失，法律和警察都不能帮他讨回损失的金钱。他说自己认识几个人，可以轻易去巴基斯坦把他杀掉，但这样会更加血本无归，而他只想把钱追回来。

《重庆森林》中，林青霞在快速摇晃的镜头中登场，在印度人警惕的目光中穿梭在重庆大厦拥挤的巷道内。她运毒反被印度人黑吃黑，在枪战中逃亡，在逃亡中大开杀戒，最后脱下假发潇洒离开……

一方面，重庆大厦的人员流动性强，逗留时间很短，很难打官司。另一方面，有些商业活动本身已经处于法律暗区，即便受骗了，也比暴露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损失要小一些。

因此，重庆大厦内的商人很少寻求法律解决商业争端。宗教才是关键。

对于两家常年怒目相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店铺，带上儿子去彼此的庙宇，听取那里权威人士谈话，听取他们的裁定，大致化解了困局。来到重庆大厦，他们是做生意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他们祖国的敌对态度在此有所缓解，因为香港，尤其是重庆大厦允许并需要一定程度的互相包容。

报刊不时的头版揭露了大厦内部除了商业冲突外的危险：火灾隐患、黑帮斗殴、宗教泄愤、卖淫和强暴事件等。此时政府和权力部门的介入有了正当性。

2005年之后，重振旗鼓的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致力于翻新整座大厦，行动包括安装400多个监视摄像头覆盖70%的区域、聘请穿着制服的保安、以及提供定期垃圾收集服务。一部分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厦犯罪率显著下降，特别是火灾之类的事件相比以往也少了许多。

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2015年，一位来港自由行的女大学生在重庆大厦的旅馆里被一名印度男子强奸。尽管警方凭借闭路电视录像在5小时内破案，也不足消解公众的恐惧和敌意。

时至今日，昔日“罪孽深重”的重庆大厦在文化交流、安全设施和旅客观念上都呈现出令人欣喜的进步，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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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遗民

近60年来，生活和工作在重庆大厦内的外籍人群，他们与香港的关系矛盾却深刻。

有的人视香港为家园，却在观看家乡新闻泪流满面，香港是他们物质上的家，但通过媒体他们仍然心系祖国；

有的人视重庆大厦为跳板，他们在此谋生，却把逃离重庆大厦、逃离香港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

有人归心似箭，还有将其视为向内地发展的“内飞地”……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很强烈地感觉到所谓“后殖民”或者“后现代”社会中关乎人际疏离、规则失序的多重意味。

无论目的如何，他们在重庆大厦内繁衍生息，最终所有人都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同时，香港的少数族裔在他们的代表之下，向这座城市展示出一种持续的历史力量：

黎熙元在《梦想与现实：香港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结论部分写道：“大量移民从周边地区移入代替本地人成为产业的低技术，低收入劳工。本地大龄、低技术的劳动面对更大的竞争。”

麦高登教授认为重庆大厦构建起连接第三世界和全球各个城市的商业氛围，成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低端全球化并不涉及像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宏伟的财政政策。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火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取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背井离乡，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

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大厦的经济活动远远落后于发展，却也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庆大厦里的人，也是在变着法子努力，避免被时代甩得太远，但有一部分的努力在规则面前显得卑微且困难重重：

重庆大厦的电梯很小，每部只能载七八个人。如果电梯发出超载警报，最后进入电梯的人就要扭转一下身体，或是移动一只脚摆放的位置，警报才会停止响闹，每一个在重庆大厦待久了的人都知道这个诀窍，以免自己还要等下一趟电梯。

2009年，避难者工作行为变为非法，可被判入狱三年。相比之下，在香港盗窃或吸毒的人只要做几个月的牢。吊诡之处在于，对于避难者和重庆大厦中的其他人来说，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受到遵从，只要一个人不贪心或不明显藐视法律，就不会被捉拿。这也正是大厦里避难者的悲剧所在：他们一旦遵守法律，就会没有工作——他们既是重庆大厦里遵纪守法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成为时代的弃儿。

此时的重庆大厦，可以说是多元的，也可以说是崩溃了。

“从巴黎、纽约到内罗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互相碰撞和杂居。越来越多发展中世界会出现在发达世界，将文化超市在全球展开，我预测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日的世界。”

重庆大厦作为一个经济活动场所也许终将难逃消失的结局，但它所代表的低端全球化商业行为将会持续下去。而当多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民族和人群在生活轨迹和经济活动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共享彼此的未来的时候，昭示着重庆大厦的神秘和问题不仅属于香港，更属于当下，为明日世界解决难题，以及扩大未来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1、  麦高登（Gordan Mathews），《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2、  荣智慧，南风窗，《重庆大厦：香港的灰暗心脏》，2018年8月

3、  博客天下，《重庆大厦：生死聚散20年，至今没有走出“重庆森林”》，第2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