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肉、糯米、鲜笋、青菜……一笼开花的烧麦,你最pick哪种馅?
中国人对带馅的食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无论包子、饺子,还是馅饼、锅贴,它们都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相比之下,烧麦的存在感似乎没那么强。
它不像饺子,既是家常又是很多节庆的必备。
也不像包子,千变万化,甚至可以美得像一个艺术品。
烧麦虽然低调,但从北到南,无数个清晨,把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正是一只油重味厚的烧麦。
01
烧麦、烧卖、烧梅还是捎卖?
烧麦,绝对是马甲最多的美食了。
烧卖、捎卖、稍麦、烧梅、开口笑、鬼蓬头……这些都是它的小号。
同一种美食,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字,这很正常。
不过,烧麦这一种食物为啥会有这么多名字呢?
烧麦、烧卖,这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两个词,也是出现最早的。
烧卖一词,最早出现应该还是在中国人厨艺大爆发的宋代。
明代嘉靖时洪楩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一书,收录宋话本《快嘴媳妇李翠莲记》,其中就提到:“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
元朝时,高丽国(今朝鲜半岛)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朴世通》上,就有元大都(北京)售卖“素酸馅稍麦”的记载。
该书对“稍麦”一词加注,说是以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并且还提到“当顶做花蕊,方言谓之烧卖”。
这种烧麦与当今做法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烧卖、烧(稍)麦这两个词也都存在。
明清时期,很多文献记载中,也都有烧麦的踪影,至于到底是哪个词,两者也都存在。
除了烧麦和烧卖之外,还有捎卖、烧梅、纱帽、开口笑、鬼蓬头等等很多名字,而这与烧麦的传播历程有关。
这些名字大多出现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之后,出现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方言、口音以及读音讹误。
比如西北一些地区称之为“捎美”,而在湖北又叫“烧梅”,上海嘉定的“纱帽”,闽粤一些地区的“晓卖”,这些花名大多是因为方言读音造成的。
也有一些俗名,比如鬼蓬头就是清代扬州对烧麦的俗称,《扬州画舫录》就有记载:“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
而“开口笑”则是清代福建地区对烧麦的俗称。
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很多卖烧麦的不是饭馆,而是茶馆,所以当时也有写成“捎卖”,取“捎带着卖”的意思(相声里并没有胡说八道)。
一种食物,有这么多名字,可见烧麦传播范围之广。
比烧麦名字更丰富的,大概就是它的馅料,你在南北方吃到的烧麦,可能完全是两种食物。
02
北方烧麦,有肉才是正统
无论在内蒙、东北、北京还是山东,肉,才是北方烧麦的灵魂。
在一众北方烧麦里,最硬核的当属内蒙的羊肉烧麦。
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里,黑道大哥的女人想吃烧麦,都要从山西大同往呼和浩特赶。
毕竟,一屉晶莹透明、皮薄如翼、汁水充足、柔韧不破的羊肉烧麦,不仅给塞北的内蒙人带来了充足的热量,也带来了无穷的滋味。
滋味来自内蒙的草原羊肉,不仅没有膻味,肉质还十分鲜嫩。
羊肉不能用绞肉机绞碎,而是要手切成小丁,拌上葱姜,浇上胡麻油,一股专属于内蒙羊肉烧麦的香气就出来了。
优秀的羊肉烧麦,皮薄是必须的。晶莹剔透的外皮需要烫面,再用走棰擀出荷叶型的花边。
左手拿皮,右手挑出馅料,放到烧麦皮中间,顺势收拢,这样蒸出来的烧麦才会开花。

烧麦上桌后,要趁热食用,倒上一碟醋,喜欢吃辣的再拌点辣椒,将烧麦在醋中翻滚一下。
轻轻咬上一小口,慢慢吸出烧麦里的汤汁,羊肉的香气混合着葱香,包裹住口腔,只是小心不要烫到嘴。
随后再大口咬下去,肥瘦相间的羊肉馅还保持着Q弹的口感。
砖茶,是蒙古羊肉烧麦的最佳CP。吃一个烧麦,抿一口砖茶,茶香带走羊肉留在口中的油腻。
需要注意的是,烧麦在内蒙古不按个卖,不按屉卖,而是按“两”卖,一两烧麦在包头是六个,在呼和浩特是八个。
这个“两”不是指烧麦的重量,而是烧麦皮的重量。所以,在呼和浩特也有“二两烧麦憋死汉”的说法。要是能吃下半斤的,绝对是神人了。
其实在大同,当地也十分讲究做烧麦,毕竟内蒙也有很多当年“走西口”过去的山西人,两地文化习惯有很多相通之处。
大同当地的百花烧麦,在造型上更为精美,一屉烧麦中有不同的花型,馅料也不拘泥于羊肉,鸡、猪、牛、羊都可以包含其中。
如今,百花烧麦已经成了大同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卖烧麦最有名的馆子是“都一处”,现在做得怎么样不评价,但清朝时,是乾隆皇帝给题的名。
有很多的小吃都会拿乾隆皇帝也做文章,不过在烧麦这里,乾隆爷可能是真爱。
不仅给都一处赐过名,下江南时的菜单里有烧麦,甚至还给烧麦写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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