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座”现场，乘警执法为何如此“无力”？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吕德文】

连续发生的霸座事件，让人们感受到社会规则失效的同时，也对警察等一线执法者的无力感到困惑。

在以往人们的印象之中，警察作为执法者，理应有足够的权力（乃至于使用暴力）来制止和控制违规者的行为。但事实上，在现场执法和一线行政中，执法者往往倾向于和违规者“讲道理”，让其主动配合执法；即便是对方无理可讲，一线执法者多数情况下也会选择退让。

造成一线执法无力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可能是：拥有合法暴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地控制现场；在多数情况下，反倒是现场控制了权力决断。

执法者不敢轻易采取强制措施，主要是担心现场失控。尤其是火车车厢这样的狭窄空间，执法对象一旦反抗，很可能伤及无辜。现场失控无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法对象的违规或违法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制止，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它利益；二是警察的权力决断不当，过分使用警力，伤害了执法对象，并伤及无辜。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太关注消极使用权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极为关心过度使用警力所带来的直接伤害。这样的案例数不甚数，比如人们对“警察开枪”的质疑，对“城管打人”、“警察打人”的警惕。以至于哪怕是执法者正常执法，违法者也会潜意识地通过呼喊“警察打人、城管打人”来获取社会同情，规制执法者的权力。很显然，社会对权力滥用的聚焦本身也构成现场的一部分，也将影响警察的一线执法过程。

从技术上说，当前街头执法的现场失控的可能性极高。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由于公安工作在践行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积极协助公安工作，现场对人民警察非常有利，而对犯罪分子则具有威慑作用。比如，曾经广泛存在的治安联防队、小脚侦缉队、社区治保会，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只要稍微动员，就可以获得群众的协助，现场对公安工作而言，是个正能量。

但是，随着公安工作越来越依赖于专门机关，越来越依赖于侦破技术，群众路线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这反映在现场上，即群众往往只是围观，甚至反过来制衡公安工作，客观上让现场有利于被执法对象。

在高铁霸座事件中，多数人对违规者的无知无畏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乘警当即采取强制措施，违规者反抗，乘警进一步升级武力，继而制造执法冲突。面对这一场景，普通乘客对人民警察是什么观感？看视频的网友又是什么观感？也许，相当一部分人又要鞭挞警察暴力执法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安机关开启了专业化进程，公安机关的非警务活动大量压缩，非正式执法手段越来越受到规制。吊诡的是，警务活动专业化的过程恰恰是公共安全需求极度膨胀的过程，正式执法人员受到限制越多、执法风险越大，就越有动力寻求替代性执法手段，联防队员越权执法甚为明显。孙志刚案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公安机关自上而下强调执法规范化。其结果是，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执法的规范问题，而非有效执法问题。

某种意义上，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专业化取向，不仅承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安工作脱离群众的现实，还在进一步固化这一局面，将历史上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不信任带入当前的一线执法现场，人为增加了现场处置的复杂性：民警不仅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制服犯罪分子，避免伤及无辜；还要考虑慎用警力，以免引起群众的反弹，导致现场失控。从实际情况看，乘警的处置能力是有限的。有报道指出，短途列车并不配备乘警，只有安全员。而在专业视野下，安全员是没有执法权的。哪怕是长途列车，想必乘警的配备也不会很充足。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专业执法活动的开展。

社会文明和执法文明的进程并不匹配。“暴力执法”之所以成为问题，既与公安机关现场控制能力下降有关，也与人们对“暴力”的认知以及舆论引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