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作业”不仅仅是教育问题

在大约20年的光景里，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批改作业由教师的责任转移成家长的任务。江苏那位退群的家长是对这一历史转折的无力反抗。

教育制度从来都是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的派生性制度，教育制度从来不会由教育体系内部的人员完全制定，而教育对于对于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是毫无帮助的。

教育是一项烧钱的活动，教育经费的来源要么来自财政，要么来自家长。本世纪义务教育逐渐实现免费化，但是财政资金对教育水平的贡献能力却在持续下降。财政资金主要投向高等教育和硬件设施，因此在同一时期内，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相对于城镇平均工资并未有过明显增长。由于对人力资本实际投资的下降，教育体系只能靠缩短教师工作时长来维持教师规模，再配合从西方引进的“减负”理论，原先的教學工作就部分地转移给家长。

“改作业”是教师和家长的矛盾，但这个矛盾是财政资源紧张造成的。由于高手的操作，原本的供需矛盾转变成了人民內部的直接矛盾。

教育附属于经济，但是很多教育部门并不服务于经济，这些部门形成了类似于传销的组织经济，即通过维持学生数量来获得国家的补贴或家长的缴费，私营学校和培训机构多是如此。这种组织经济赖以生存的一大原因就是Gov.从教育部门大幅撤出，留下了市场空间。由于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各地财政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只会进一步降低。

无论经济发达与否，中小学教育都是各地财政的一个包袱，如果没有中央财政兜底，多数县市的中小学教育便会垮掉。由于有政策规定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水平，这就导致多数县级财政只将教师待遇维持在公务员水平。不过，教师终究不是赵家人，难于依靠本身的位子在体系内部获得额外收益，这就迫使教师从事私人教育的经济活动，并谋求在熟人圈子中较高的社会地位。上级部门的文件难于阻止低收入的教师不参与违反政策的补课活动，家长们也不应该幻想依靠道德绑架来要求教师无私奉献。毕竟，大家都是打工人。

如果家长们想在教育问题上实现时间和货币双重低投入，那就需要多缴税实现对财政对教育部门的高投入，或回到义务教育缴纳学杂费的道路，从而提高教师收入。不靠规模摊薄成本，那么作为个体的家长必然需要承担高额花销。与其承担减负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溢出成本，不如要求返回应试教育的规模化运转。

这世上的烦恼多是穷造成的，“改作业”也逃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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