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家何新，30年前构思“一带一路”

战略思想家何新，30年前构思“一带一路”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放”成为中国主流话语。但是，开放有两种思路，一种侧重把自己市场开放给外国产业和资本，另一种侧重于中国去打开世界市场、开阔发展空间。何新是知名的战略思想家，曾被称为中南海智囊。他的开放观属于第二种，强调以我为主，积极进取、对外开拓的思路。实际上，他发出了复兴丝绸之路、构建“一带一路”的先声。

何新很早就对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有具体的构想。在30多年前的著作《东方的复兴》中，他就提出东北亚经济圈构想：结合苏联远东的丰富资源、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形成一个新的工业中心。这里面，何新强调中国的主动权、主导权，以我为主、于我有利。他批评一些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虽然也面向世界市场，但却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这种思路缺乏主动精神，只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实际上依从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何新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拓，一方面要注重周边国家，另一方面要注重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广阔的空间、巨大的资源储备和市场潜力，而且中国能够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经济技术优势，容易掌握主动权、主导权，可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相反，何新不主张重点强攻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因为这里的竞争已经高度激烈，中国的优势不明显。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那里一方面急需、并大量需要各类工业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价格昂贵，非发展中国家一般消费者可望津；这就是中国的机会，中国有能力设计生产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工业制成品，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在这片赛场上，中国能够“以廉价、适用和适销的工业品，以薄利多销战术取胜”，发达国家也不是对手。中国应该“担任非发达国家多数工业品、工业设备的供应者”。这种战略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际上，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也是这样的战略，先从美洲、非洲、东南亚、南亚等边缘外围开始，最后包围攻入“天朝上国”的中国。这也往往是弱者由弱变强的一种普遍路径。所以，也恰恰是这种战略思路，“暴露”了何新的“野望”，中国是不甘居于国际分工的下层地位的，中国开拓边缘，恰恰是为积蓄力量、提升能力，恰恰是为了成为中心。我们看到，华为、中兴这些令当今美国感到害怕的中国跨国科技公司，其对外开拓就是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始的，蓄满力量、完成升级之后再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所以这种战略是非常务实稳妥的，避实击虚赢面大，进可攻、退可守，主动性强，可以说是立于战略不败，乃至战略必胜。

那么对于发达国家呢，绝不是不开放不交流，但同样强调要为我所用。何新主张，“从发达国家（如日本、西欧、北美）寻取适合我国的技术、资金、设备，进行吸收、消化，实际是中国工业技术升级性的重新武装”。这是必须的，是学习吸收它们的先进因素，使自己更快地先进起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就是积极引入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为我所有，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自主研发创新，形成自主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这是中国技术升级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今天美国政府疯狂地攻击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实际上说明中国这套技术升级战略是非常成功的。而有了这种技术的不断升级，那么中国更有能力开拓世界市场。

而围绕中国周边的“经济圈”战略构想，真正显示了何新要使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的宏愿，他说：“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兴世界将使北美和西欧成为边缘地带。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他还说：“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中西部，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潜在工业能力。”

何新发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声，他说：“当着眼于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把开发西部和复兴丝绸之路，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合在一起。”“一带一路”，就是何新所期待的，由中国主导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它的基本盘恰恰是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很明显，中国经济近二三十年来的迅猛崛起，是与中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的狂飙突进紧密相关的。1990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中国出口额有了一个突涨，达到6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近100亿美元，贸易顺差更破天荒地超过87亿美元，而在此前1978-1989的12年中只有2年实现顺差，总额才不到40亿美元，1984-1989甚至是连续6年逆差。而此后，局面完全反转，1990-2019的20年时间，中国出口总额猛然增长了近40倍，除了1993年再没出现过逆差，顺差在2015年达到恐怖的近6000亿美元的高峰，2019年仍在4200亿美元以上。如今中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出口大国，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没有这样的外贸成绩，中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实际上，所有的世界经济大国都是外贸大国、出口大国。何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通过世界贸易而兴起的。这就是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威力。何新深为自己向国家提出的这个政策建议而自豪。

如他所料，中国的世界市场的扩大，使中国的生产力规模不断扩张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产值超过美、日、德三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和，而且产业链最完整，科技升级最强劲。

甚至可以说，这个效果已经超过了何新自己的预料。2005年他说：“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中国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的供应者，而且也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成为全世界产业链的主要中心。这个经济奇迹，“使得过去的日本和四小龙神话黯然失色”。中国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何新说：“中国廉价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现，实际挽救了南北对立下濒临崩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挽救或推迟了美元的崩溃。”

他曾经分析世界经济的困境，就在于工业生产力扩大，而世界市场相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效益下跌。也就是说，产品可以生产出来，但是有效需求不足，即购买力不足，而购买力不足的另一面意义，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太高、价格太高。如果同样品质的产品能够以大幅下降的成本生产、大幅下降的价格出售，那么购买力还会不足吗？不会了，这时候购买力就会上升，也就是市场有效需求就会扩大，这就意味着市场扩大了，而且是大幅的扩大。这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中国就扮演了这样的革命者的角色。中国既有足够好的技术，又有足够低的成本（其他国家要么有技术却没有低成本，要么有低成本却没有技术），中国就能够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价格屠夫”，很多曾经高大上的产品都能被中国做成“白菜价”，而且性能不减，比如中国的自主技术突破使光纤价格从每芯公里1000元降到80元；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把奢侈品做成日用品，从而引爆了市场。也就是说，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产品，中国企业仍能够“实现”成本加利润，于是市场爆发，生产爆发。这一方面拉升了原本陷入低迷的资源品价格，拉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回升。而发达国家的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生产线，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同时大量中国廉价工业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也大大降低了通胀水平；特别对美国来说，美元的大量超发有了大量廉价工业品的对冲，使美元信用获得了实物财富的支撑，维持了美元的地位。所以，西方资本也有意识地促进这个效果。一方面拉升资源品的价格，一方面降低终端产品价格，这就是中国在一场经济革命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这不仅仅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不断提升和精进的生产技术、完备和高效的产业链体系。

何新执着地反对“内需主导”，这引起很大争议。因为，中国的外向型发展道路确实也遭遇了不少问题，比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何新早就主张要避免的；比如大量货真价实的商品换回一堆美元绿纸，引起国内资源流失和通货膨胀——这也是何新分析过的；比如出口导向忽视了国内的经济社会结构优化，乃至忽视了国内民生、萎缩了国内需求。实际上，何新高度重视民生、内需。他的第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首先就是从通货膨胀对民生的压迫开始论述的。他很早提出，社会两极分化会压缩有效需求，并批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人为制造两极分化的政策，主张抑制两极分化。他始终关注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认为如果就业不增长，任何经济发展都将失去意义；在下岗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大声疾呼，要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首要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他反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出要及早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民生保障体系。他反对放任地区差异扩大的不合理财税政策，要求扩大转移支付力度。诸如此类，无需尽述。需要强调的是，何新主张的外向型发展，是中国掌握有充分主动权、主导权的，而不是仰赖发达国家市场、一味追求外汇的那种畸形发展。他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市场就是为此，他主张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复兴丝绸之路，更是为此。他甚至一开始就考虑过绕开美元的灵活贸易方式。而且他主张把国内经济发展布局与国际经济圈构建结合、统筹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内需、外需统筹起来，形成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何新念念不忘的是，中华复兴、东方复兴这样一种前景宏大的历史主题，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主题。他害怕这样一个宏大前景，被“内需主导”局限住、束缚住，他更警惕，“内需主导”是西方战略家推送过来以圈住中国的一贴毒药。何新的外向型发展，甚至也不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现实经济问题，这样一种消极层面，更着眼的是中国的一种长远的历史性的进取，他推崇“汉唐鼎盛时代,在刘彻、李世民、张骞、苏武、司马迁、卫、霍、李靖身上……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开拓精神”。他何其痛惜，明清以来中国陷入的内向化、保守化的停滞状态，而在同时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拓正蓬勃兴起，引领世界潮流，最终将停滞的“天朝”打翻在地。说到这一层，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世界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时空、关于权力的竞争和争夺，这才是更深刻而冷峻的真实。这是一场无法辞让而必须参与的竞争，只有如此才能始终拽得住历史的缰绳，并赢得历史的主动权、主导权，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法逃脱的，宿命也罢，天命也罢。

在这样的视野下，“内需主导”似乎是不够积极进取的，容易被限制住格局和思路，实际何新强调的与其是外向型，不如是全球化：中国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战略，局面大比小总是要更好，你不去经营就会被别人经营。毕竟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时代，最终要走向一体化。

道理很简单又不简单，中国不能脱离全球化“竞争场”，必须保持竞争性接触，在争夺世界市场的实战中，保持对世界新技术、新战术、新潮流的深度感知。近代中国是被占据世界市场、乃至地理空间的西方国家所打败的，也是被自己的闭目塞听、脱离和无知于时代潮流所打败的。这种危险并非已经完全消除，何新认为苏联就主要由于内向的经济战略、封闭的经济体制而竞争失败，一朝崩溃，殷鉴不远。所以，还是要做到两点，一是避免世界市场、地理空间再被战略对手全面占领——中国只要作为大国必然自招对手，即避免战略对手掌握这些资源来窒息和打击中国；二是避免因脱离实战而失去对世界新潮流、新态势的感知和把握，这不是信息化时代本身所能避免的（信息爆炸中闭目塞听者比比皆是），必须在全球化竞争接触中，实现知己知彼、提升自我，避免在懵然中落后，避免遭遇降维打击。

所以，这里市场竞争，成了空间竞争。有限的空间，他若占去我便没有，而且他占去的，还会成为打压我的力量。这也是权力竞争。在有对手的情况下，经济早已经不只是我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比对手好，能不能抗衡或战胜对手，我发展的好坏是以对手为反照来衡量的，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盯住对手，避免被对手绝对碾压。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自己发展得再好，但只要始终比对手差，甚至差距还不断扩大，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比较的问题，而且最终是一个竞争成败、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作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市场空间，对手一定会设法侵入。这看上去很阴暗，当然也不是经济的全部，但始终存在于经济逻辑的深部。若想改变，先要自己够强，能够制胜对手，重订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