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复兴的民族主义，是否正将欧洲拆解为“碎片”

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成为影响欧洲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交织，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欧洲政治秩序包括欧盟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围绕民族主义的讨论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思想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但民族主义与欧盟的发展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能否并存，这似乎是一个缺少论证的问题。现代欧洲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民族主义政治中更是交织着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传统。本文拟从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和思想源流入手，梳理一些相关概念以及民族主义政治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关系，尤其是对疑欧框架下的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围绕地方民族主义发展的自治与分离主义的关系进行讨论，以期澄清有关欧洲民族主义复兴与欧洲未来关系的一些模糊认识。

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主要表示为一种对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作为集体的民族的忠诚。虽然作为族群意义的民族是一个古老现象，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也有不同的理解，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是在欧洲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诞生的，并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联系在一起。

（一）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

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它所表达的一种政治观念：“一个民族是由那些通过共同的语言、习俗、文化和历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组成，并且由于这些纽带，它应该由同一个政府管理。”即认为政治管理的领域应该与族群的边界相一致。实际上就是把“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连接在一起，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由此而生，并成为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这种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意识方面深受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观念，并将参与和公民权的概念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原则。基于这种人民主权意识，民族主义发展了一种赋予“民族”天然权利的民族观念，它把民族与某种公民身份和主权连接在一起。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是人民主权意识的体现，由此民族拥有了一种集体自决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法国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民主权和自决的观念，从而也催生了现代的民族观念。人们也普遍承认，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真正确认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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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种思想观念的并存是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两种民族观念的交织并存伴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一种民族观将民族视为历史上形成的族群（ethnic groups），它赋予民族古老的、自然的意义，强调族群以及族群记忆和历史的前现代根源。基于这种民族观的民族主义往往被归为一种原生论（primordialism），它们往往更为强调基于种族或族群意义的身份或认同，强调与之关联的语言、文化等要素对于民族权利的重要性，因而也更为强调基于族群意义的“民族国家”。欧洲历史上的有机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是此类民族主义的一种代表。此类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往往显示出其排他性的狭隘的一面。

另一种民族观则将民族视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认为民族（nation）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种族(ethnic)范畴，而是一种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为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民族观念虽然承认前现代的族群记忆和历史的存在，但认为民族以及民族主义主要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形成并向大众传播的。有人因此从本质上将民族理解为一种心理政治建构。持这类民族观念的民族主义往往被归为与原生论相对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范畴。它将民族解释为精英操纵的产物，并认为自然民族的概念实际是精神生产过程的有目的产物。政治精英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当作“一种用来谋取政治利益的战略手段，一种可以用来将人们置于一种所期望位置的巨大操纵力量”。工具主义者强调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的构建的意义。持这类民族观的民族主义更为突出个人选择对于身份认同的意义，因而更倾向于强调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这类民族主义往往把对“民族”的忠诚等同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发展显示了这两类民族观的交织并存及其张力。尽管有当代学者认为，强调前现代族群意义的民族观是一种“低端”文化的体现，而基于现代构建意义的民族观体现了一种“高端”文化，但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的演进似乎并没有简单呈现从“低端”向“高端”演进的趋势，甚至有一种相反的趋势。而随着欧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逐步完成，欧洲民族主义中不同民族观之间张力的影响也日渐突出。

（二）欧洲民族主义的不同传统

欧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展开的。围绕这一主题，欧洲民族主义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其中最主要的、也最具有时代性的是自由民族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法国大革命所显示的共和主义和人民主权特征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又称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和民主的平等权利（即公民权利意识）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由民族主义支持每个民族的自决和自由权利。在当时的欧洲背景下，它显然具有反对压迫和专制帝国的进步主义意义。而且，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政治表现形式，自由民族主义具有非排外性，它强调民族间的团结而不是敌对，以及促进国家层面的和平环境，这也影响到了国际体系。

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是欧洲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的代表人物。马志尼认为，一个民族是由那些通过语言、特定地理条件或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组成的联合体。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目的是民族的本质特征。马志尼追求基于民族间相互信任的民族地位。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构想，这可谓一种联合的欧洲的早期观念，它建立在民主的民族国家基础上。其思想主张和活动对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自由民族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过于简单浪漫，忽视了民族主义中的部落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另外，人们还强调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考虑到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如何保持与国家边界内的语言、宗教和种族地区的一致。

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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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主导观念，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民族主义日益缺少了早期的革命性，失去了其早期的共和主义的解放意义，而日益成为爱国主义的工具。自由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强调民族的种族文化意义的保守民族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自由民族主义不同，欧洲保守民族主义在民族观念方面突出民族的种族意义，并强调民族观念主要显示为占主导地位的族群的观念。这种思想受到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后者强调传统文化，强调民族的、有机的自然属性。德国的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的代表。保守民族主义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不感兴趣。它带有明显的传统主义和怀旧情绪，突出源于爱国主义的社会凝聚力和公众团结，并强调从共同的过去中汲取力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保守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不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更为强调领土对于民族的身份认同的意义，即把领土作为其他主张如公民权利和国家希望其公民履行责任的基础。在民族国家这一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上，保守民族主义显示出了将国家地位、领土和种族性混淆的特征，这也反映在了公民权利与民族性之间的模糊性上，即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个人作为民族国家成员的权利之间的模糊性。与自由民族主义所体现的共和主义不同，保守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它刻意区别内部人和外部人，表现在政治行为上是对其他民族的一种防范心理。如英国学者杰拉德·德朗提所言，这种民族主义之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其人民实现了一定的包容性，但这是以排斥不属于该民族的人为代价的；在涉及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这往往会导致怨恨，进而助长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保守民族主义往往被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用于奉行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它也无意于承诺和平的国际政治体系。

欧洲民族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在了这一时期欧洲民族自决运动中。在这些运动中，民族主义日益被当作了一种爱国主义的工具，日益突出族群意义的民族及民族文化。如19世纪末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日益突出族群的历史和其前现代特征，更为突出特殊的文化意义。

尽管在那些认同多民族平等共存并相容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强调种族民族性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随着欧洲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新的欧洲秩序的确立，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们显然不愿再容忍自由民族主义中的那种简单和浪漫。到一战之后，保守民族主义达到了顶峰。在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建议显然被欧洲人无视了。而且，在突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种族性的民族观念日益强化的背景之下，一种新的诉诸狭隘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民族主义（expansionist nationalism）也在欧洲发展。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意图扩大领土，具有侵略性特征。其主张者往往以历史的原因或生存的需要解释扩张领土的合理性。扩张主义民族主义以右翼意识形态出现，强调民族对个人的重要性，并诉诸“我们”与“他者”的对立，而这种他者的形象是由先验和消极的情感构成的。这种意识导向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纳粹主义是其典型代表。

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及其特点

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期，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受到抑制，西欧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也因为战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繁荣和整个社会的相对团结而受到了抑制。这种状况因为冷战的结束而被打破。冷战结束以后，在欧洲的政治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欧洲民族主义开始复兴，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后，欧洲民族主义复兴之势明显加速，并从更广泛意义上挑战了欧洲既有的秩序。此轮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通过并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一）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复兴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两极体制结束刺激了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并导致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众多政治力量的有力武器。突出新国家建立的民族原则、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的运动，以及在新的国家建立后广泛利用“民族地位”的讨论强化“民族国家”意识成为普遍现象。这其中虽然交织着不同的民族观念，但突出族群意义的民族观是其主要特点。少数民族在其民族自决的要求中突出了种族意义的民族，它转而引发了大民族的民族排他主义（national exclusivism）。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权力真空导致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并演化为了激烈的种族主义冲突。

不过，该地区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受制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影响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政治空间。这主要指在中东欧地区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特征，制约了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自决诉求的实现。二是这种民族主义往往并不只是取决于，甚至也并不主要取决于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本身，而更取决于外部环境或力量的制约。这主要指它们更直接受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态度影响。但后者的立场同时受到了两种动因的作用：出于对该地区后共产主义秩序的考虑，欧洲默认甚至鼓励了突出族群民族意义的民族主义诉求，西方国家在围绕前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冲突中有区别的立场态度体现了这一点；但西欧国家自身的多民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对该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自决诉求的态度，尤其是在涉及欧盟的立场问题上。这两种考虑导致了欧洲在该地区的一些民族冲突问题上的矛盾和犹豫立场。例如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2008年，22个欧盟成员国承认了科索沃单方面独立，而且执意让塞尔维亚接受科索沃的独立，而且后来当塞尔维亚提出加入欧盟时，又以其接受科索沃独立作为条件。这实际开创了欧洲历史上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它挑战了欧洲无形的国家主权原则。因此，一些同样面临分离主义威胁的欧洲国家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即便如此，欧洲国家在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依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疑欧主义框架下的欧洲民族主义

在欧洲，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的发展正在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包括民族主义问题的焦点。疑欧主义由此也成为各种寻求挑战既有秩序和规范的运动的共同主题。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众多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往往是在疑欧主义的框架下表达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在疑欧的旗帜下，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且表现出与欧洲民粹主义重叠的特征。同时，民族主义也在向欧洲主流政党渗透，尤其是向保守主义阵营渗透。在疑欧主义的框架下，民族主义与其他思想和政治运动交织重叠，是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

从思想和政治表现来看，欧洲民族主义主要是围绕一种身份政治，确切地说是围绕新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构建而展开的。在疑欧政治背景下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实际凸显了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迅速发展中的欧洲身份危机问题。欧盟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身份模糊或缺失，它引发了政治认同的危机。这种身份危机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重塑其话语提供了机会，它们从疑欧或反欧盟中找到了其各自观念的共同表达形式。但在疑欧的共同框架之下，围绕身份构建的不同政治倾向也显示了欧洲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构成和观念冲突。疑欧主义的框架之下，实际汇集了从左翼民族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到极端种族主义的广泛思想意识光谱及相关政治力量，并以本土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它们从一个特定角度显示了欧洲疑欧主义思想和政治的错综复杂。

疑欧主义框架下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活跃，也凸显了身份政治在当下欧洲政治中的突出意义。围绕脱欧问题的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突出显示了这一特点。一方面，英国的脱欧结果显示，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对脱欧投票的研究显示，促使人们作出支持脱欧决定的更多是出于对身份的考量而非对经济的考量。脱欧投票者最为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占脱欧投票支持者的81%）、社会自由主义（80%）、移民（80%）、环境主义（78%）、女权主义（74%）、因特网（71%）、全球化（69%）和资本主义（51%）。这也同时表示了包括民族主义者在内的疑欧主义者对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念的偏向。对于着重物质主义维度的传统左右政治来说，这种社会变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围绕脱欧问题的英国民族主义发展也表明，疑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正在产生一些与传统民族主义所不同的民族主义形式和政治文化。围绕“英国民族主义”的概念变化显示了这一点。传统的英国民族主义（British Nationalism）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它不是一种狭义的民族（如English一词所显示的那样）认同，而更显示为对作为一种集合概念的英国主权政治文化的认同，包括政治上的对威斯特敏斯特主权模式的认同。但随着英国加入欧共体，疑欧主义者认为以议会主权的形式将民族认同与政治权威融合在一起的传统范式被打破了。在此背景下，一种与精英的疑欧主义相对的反国家民族主义（counter-state nationalism）兴起，其主张者更宁愿用新的“英国民族主义”（English Nationalism）来表示自己的政治取向。而围绕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实际显示了在疑欧政治背景下英国政治文化的分裂。

图源：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三）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日益突出

地方民族主义（local nationalism）问题日益突出是欧洲民族主义复兴中的另一重要特点。地方民族主义实质上属于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它往往显示为两个相关联的进程或现象，即寻求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人们往往用“边缘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来指称这类以地方民族主义的形式体现的少数民族追求自决和自治的运动。“边缘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伴随欧洲现代主权或民族国家的成立而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它们在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内受到了严格控制。但20世纪90年代苏东地区剧变引发了新的一轮边缘民族主义运动。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社会政治动荡中，西欧国家的边缘民族主义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一些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分离主义问题已成为困扰一些多民族国家的焦点问题。加泰罗尼亚的中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公民联盟(CiU)、意大利的北方联盟、苏格兰民族党以及比利时新弗拉芒联盟等是其中的代表。目前在西欧，这些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水平高于所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经济动荡刺激了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的分离主义运动。所以人们又把这类边缘民族主义称为“优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the privileged）。

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地方民族主义的构成和表现不一。在民族观方面，主要显示为在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方式之间的游移，即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也译为种族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前者突出族群对于地方民族地位的核心意义，并由此主张基于族群意义的民族自治或独立。这种意义的民族主义显然带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后者则更为强调基于公民权利的民族权利，不主张排他性的种族民族主义。两者分别代表了欧洲民族主义中强调传统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不同原则的民族主义传统。当然，这些立场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出在两种观念和政治立场之间游移不定的特点，它们本能地具有一种诉求族群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倾向，但出于现实的考虑，它们会以公民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这样才能聚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有些边缘民族主义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特征，它们以突出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形塑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不过，由于分离主义运动在各国以及欧洲范围内受到更大的制约，一些早期带有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力量出现了“去种族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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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

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给欧洲的未来带来了新的阴影，尤其是鉴于疑欧政治框架下欧洲民族主义所显示的与民粹主义的重叠。不过，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毕竟是属于两种思想体系的范畴，两者之间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重叠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超越这种限度将其泛泛地等同未免过于简单化。

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叠，主要表现为两者在政治目标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近似表达。欧洲民粹主义是以其鲜明的反欧盟政治诉求为特色的，因而对于当下突出疑欧政治的民族主义力量来说，它们很容易从民粹主义力量那里找到共同语言。而在思想观念方面，民粹主义的典型话语方式是：诉诸抽象的“人民主权”，并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同时用一种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解释世界，即将世界区分为两种对立的同质化的群体，如人民与精英、“我们”与“他者”等。这些也与欧洲保守民族主义的思想表达近似。此外，在政治行为方面，欧洲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也有近似的表现。民粹主义善于利用对立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样，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似乎需要强大的敌对力量——无论是来自同一国家内部，还是国外——的刺激”，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对某一外国竞争对手的历史上的先验性的怀疑”。人们很容易从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尤其是从保守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那里找到与民粹主义近似的表达。

不过，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本身都构成复杂，两者之间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所显示的重叠只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总体上也不能将两者等同。人们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会两者之间重叠的界限。

首先，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上述重叠，主要体现在特定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之间。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叠是在疑欧政治的框架下体现的。而如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所显示的，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天然的疑欧者，自由民族主义力量，包括一些地区民族主义力量（如苏格兰民族党）实际上是亲欧的。反过来说，“民粹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民族主义，尽管它往往看起来是这样的”。如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即主要是以社会公正的名义肯定“人民”对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反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观念方面的上述重叠，主要体现在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极右翼族群民族主义之间，以及保守民粹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之间。欧洲民粹主义所诉诸的民族对立、仇外心理更多体现在保守民族主义以及族群民族主义的传统中，它们往往倾向于持带有排外性的民族观，也更愿意强调“异族人（aliens）和圈外人（outsiders）对群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性”。而这些也是当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擅长的话语方式。保守民族主义所诉诸的“我们”与“他者”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归之于某种先验情感的民族主义界定方式，也与欧洲历史上的以及当下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哲学表达方式非常接近。而对欧盟内部的一些全民公投的研究也表明，脱欧公投很大程度上是由右翼民粹主义的疑欧主义所驱使的。政治上，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重叠在欧洲极右翼政党（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次，在政治现实领域，一些政党虽然同时表现出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诉求特征，但其作为民粹主义或作为民族主义政治的本质界限依然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表面上都诉诸“人民主权”，而且两者的“人民”概念都带有模糊性，但民粹主义的人民是一个与精英相对的概念——尽管在一些民粹主义的话语中，“人民”成了一个族群概念——而民族主义的人民则是一种集体身份象征，它并不必然是反精英的。虽然在疑欧主义的框架下，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会有意识地使用对方的话语，但也会保留或显示自己的政治界限。民粹主义力量会利用民族主义来统领传统分属于左右政治的不同议题，如重拾左翼议题（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加剧），但却是以右翼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论证。民族主义者也会有意识地利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方式（如强调同质化的群体的意义）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但严格地说，民族主义者更着意的是基于族群或文化意义的民族身份构建，而民粹主义者更为强调的是领土界限的民族国家。在英国，作为英国民粹主义重要政治代表的英国独立党（UKIP）即被人称为“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populist）政党，它强调民族国家是保护个人和保护自然领域的最好形式。但该党却一直强烈谴责并力图使自己区别于一些种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如英国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并认为这些政党对英国的凝聚力构成威胁。

英国独立党领袖 法拉奇

图源：央视网、CFP

再次，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重叠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欧洲保守民族主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话语重塑的反映。这一现象是在一种特殊背景，即欧洲一体化发展中的社会分化和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政治复兴的机会，更是一次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塑民族主义的机会。现代民族主义是围绕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诞生并发展的。但全球化的新发展正在改变现代民族主义的传统生存环境。在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的发展不只是在改变欧洲的社会政治秩序，更是在改变欧洲传统民族主义生存的政治文化。疑欧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既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抵制，同时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现象。一些传统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运动寻求将这种疑欧政治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并对之进行重构。欧洲民族主义中的反国家民族主义（counter-state nationali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虽然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用极化的语言和简单化的方式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从欧洲族群民族主义传统中人们即可以看到这种表达方式，但毕竟这种极化的思想和政治行为难以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在疑欧的旗帜之下，传统上被视为极化思想和政治的民粹主义崛起。这一过程中欧洲的民粹主义无疑利用了民族主义，尤其是传统保守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的话语。但同时，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也在尝试利用疑欧的政治氛围，将不同的政治方式，包括民粹主义的话语和政治行为方式融入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体系中，以此重塑新的民族主义。这也是欧洲保守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英国民族主义”（English Nationalism）的出现以及围绕它的认知分歧，即反映了英国保守民族主义的这种新趋向。虽然有人认为它是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程的一部分，但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疑欧是英国政治的一种传统，是英国民族主义而非民粹主义的标识。而English Nationalism表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British Nationalism的政治文化趋向。其主张者认为，传统的精英放弃了英国主权而背叛了“人民”。所以，他们用“英国性”（Englishness）来表示新的身份，突出对“人民”的关注，并区别于精英疑欧派的英国性（Britishness）。后者虽然也带有疑欧倾向，但整体上是认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是与欧洲大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相对的。

当然，从现实政治运动的角度考虑，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叠或许并不是两种思想意识真实的反映，而是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出于政治权力的需要而作出的实用主义反应。将不同的思想意识糅合本就是民粹主义的特征，而民族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特征也始终伴随着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所以人们评论说，英国疑欧论兴起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英国的民族主义政治，而是阶级和政党的政治。在诸如移民这些重大问题上，包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内的一些政治力量都借助于欧洲潜在的反移民情绪增加而有意识地放大了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与欧洲

地方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当下欧洲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另一重要特点。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围绕少数民族的自决和自治问题展开的。它与欧洲的权力下放改革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欧洲既有的民主治理机制的问题，但却直接影响到了欧洲既有的国家制度体系以及欧洲的稳定。

民族自决与自治是欧洲现代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始终问题，但其政治寓意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追求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曾是早期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自治也被认为是处理主权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工具。但随着欧洲既有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欧洲国家对民族自决和自治的态度发生改变。民族自决和自治被认为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寻求分离主义的工具，因而也是危险的手段。在冷战时期，欧洲主权国家以及欧洲机构都对民族自治问题持慎重甚至警惕的态度。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环境，也改变了欧洲国家对民族自治的态度。一些前东欧国家出现了民族冲突和民族自决运动，一些新的国家产生并寻求得到西方的支持。为应对并预防中东欧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冲突影响欧洲的和平远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决定建立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HCNM），负责考察并提出预防可能冲突的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民族自治的价值，不再把它视为分离主义的一部分。相反，认为它是应对民族自决的一种潜在方式，可以在不危及一个现有国家的持续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容纳分离主义运动。欧共体成员国转而要求这些转型国家支持把自治作为处理少数民族和种族冲突的手段，并以此作为承认这些新的国家的条件。欧共体南斯拉夫问题和平会议（EC Peace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也按照这一原则两次提出和平计划，为生活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边界以外的塞族自治区提供自治安排。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积极介入中东欧十多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事务处理，并就少数民族治理形式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发出了一些倡议，这些倡议的结果是形成了1999年的OSCE《关于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隆德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少数群体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可能需要非领土性或领土性的自治安排或两者的结合。各国应为这种安排投入足够的资源。” 该建议还呼吁欧洲各国根据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积极考虑领土内的下放权力，包括推进一些地区的自治。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图源：中国评论通讯社

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也开始显现。在上述背景之下，西欧国家对民族自治的态度发生改变，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区域或地方自治的形式来满足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份要求。这种态度转变体现在了比利时、英国、西班牙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改革中。比利时弗拉芒地区民族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相继通过引入自治机制缓和了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这转而影响到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推行类似的改革进程。在英国，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政府的权力下放改革，赋予了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一定的独立立法权，由此推进了这些地区向自治性体制方向的发展。

民族主义与民主本是相伴而生，但它们又是相互挑战的思想意识，这使得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但反过来又导致对民族主义目标和民主目标的混淆和对立的解释。作为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权力下放的改革以及自治意在缓和民族冲突并化解分离主义的威胁。但当下欧洲地方民族主义所显示的分离主义趋向，再次引发了民族主义与民主是否兼容的问题讨论。

（一）民族自治与分离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治运动是否必然导致分离主义，这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民族自治的基本态度。在欧洲早期自由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带有摆脱封建制的独立和追求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进步主义色彩。但在欧洲民族国家基本框架确定后，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失去了其反封建制意义。如今，虽然各种民族自决和自治运动依然是以人民主权和民主的权利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但这些运动的主张者所显示出的民族观显然更受保守民族主义而非自由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其重要代表的加泰罗尼亚和比利时佛兰德斯的中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以及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其在鼓励分离主义目标时更多显示了一种“优越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些显示它们与传统自由民族主义的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并不一致。欧洲民族主义传统思想的张力体现在了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

权力下放和自治改革本是为了缓和民族问题的压力，同时消解分离主义。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实际的相关改革进程中，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崛起。这些政党一方面以突出自己民族主义政党的身份特征来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自治的地位推进培养民族身份和记忆的改革，进而强化了地方民族的独立意识，并由此强化了分离主义运动趋势。在这方面，民族主义政党有效地利用了欧洲权力下放和自治运动中的两方面改革，即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尤其是立法权，以及突出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政策。在西班牙和英国的权力下放改革中，民族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公民联盟和苏格兰民族党以突出民族主义身份特征的方式迅速崛起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导政治力量，转而又利用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进一步推进自治乃至“自决”的政治议程，尤其是推动地方的全民公决投票。与此同时，自治中推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政策也被用于培养民族身份和强化民族记忆。特殊的语言文化一直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竭力强调的，它促进了加泰罗尼亚的认同。加泰罗尼亚在2006年取得自治地位后制定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强制加泰罗尼亚人学习加泰罗尼亚语，并将这一语言强加于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所有人，特别是司法人员。地方独立意识的加强转而强化了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分离主义趋势。

不过，由此将地方民族主义归为分离主义运动，或认为分离主义是自治实践的必然归属的观点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从理论上说，把民族主义视为本质上要求建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并不为所有人认同。一些学者强调：“把创建独立国家的要求当作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性实在是本末倒置。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声称它在共同的物质和文化利益方面代表本民族的成员。它号召支持者们将他们和其同盟所共有的（譬如基于阶级、宗教或政党）的利益服从于民族共同体内其他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利益。”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利益而不是国家本身。尽管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竭力让人相信建立本民族的国家是民族的最大利益，但严格地说，民族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利益也可以是文化的归属感。事实上，欧洲地方民族主义中所呈现的“优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特征，也从多维视角显示了地方民族主义对地方民族利益的不同追求。自治未必导向分离主义也不乏实践的证明。一些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并不简单以民族国家为纲领，而更突出民族利益。如佛兰德、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即号召本民族团体的成员抛弃以国家为界限的政党而加入自己民族的党，以求发展本民族的团体利益。一些政党即使有潜在的独立意识，也会在其公开的纲领中巧妙地掩饰。在民族观念方面，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实际游移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这两种观念之间。如苏格兰民族党的思想起源更体现了一种左翼民主的价值倾向。作为民族主义政党，它更为强调在公民民族主义范围内的诉求，避免狭隘的族群意义。当然，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出于追求选举结果往往会片面夸大民族主义中的某些因素，但显然，外部环境，尤其是欧洲整体对分离主义的民族运动所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基于狭隘族群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

（二）欧洲在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尴尬

地方民族主义是困扰欧洲尤其是欧盟的重要问题。但在该问题上，欧洲的态度尴尬。欧洲国家最初是出于应对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接受把自治作为解决地方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种手段的，《隆德建议》也主要是根据欧洲在中东欧自治运动的实践而提出的，并建议各国在辅助性原则基础上积极考虑领土内下放权力，包括自治。但随着西欧国家自治的推进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地方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倾向加剧，欧洲在自治问题上陷入了一种尴尬之境。一些政党具有独立主义趋向，但它们本身是亲欧洲的，并希望得到欧洲的支持。苏格兰民族党、比利时新弗拉芒联盟党以及加泰罗尼亚公民联盟，都强调各自的自治要求是由于自己的民族合法性在既有的国家框架下被拒绝了，希望自己的诉求得到欧洲认可，并主张建立一个由地区组成的欧洲，强调后者在建立欧洲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加泰罗尼亚公民联盟甚至在2012年西班牙大选中公开提出，要在2020年使加泰罗尼亚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这种要求令欧盟非常尴尬。

欧盟的法律的确承诺了保护和促进欧洲一些地区的发展和对欧洲的参与，保护其特定要求的合法性。欧盟也允许地区主义政党参加欧洲选举。一些政党也在欧洲议会有其席位。因此，欧盟成为一些地区主义政党摆脱所属国家的监护，并采取未来主权国家行为的一种理由。欧盟也因此似乎成了“边缘民族主义”的宝贵盟友。但欧盟对自治的态度是在既有的欧洲治理框架下的，主要的目的是推进欧洲既有治理结构的民主化，而不是改变既有的结构。欧洲的相关立法也并没有考虑到一个成员国的解体问题。欧盟虽然承认了民主的自治原则，但按照欧盟条约，欧盟必须尊重国家保护其领土完整的职能。在法律上，欧盟不能干涉各国的国内政策。因此，如果一个地区单方面宣布独立，而该地区希望继续成为欧盟成员国，欧洲没有这方面的对应立法规定。欧盟条约只是表示任何新成员国都必须得到成员国的一致批准，这说明后者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控制者。一些成员国要求欧盟剥夺地区主义独立者以前所享有的权利以作为对其分离的惩罚，对此欧盟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面对一些新的形势，欧盟的反应犹豫不决，且往往呈现出矛盾的态度。如对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要求加泰罗尼亚以独立的国家身份加入欧盟的诉求，欧洲相关官员先是表示没有法律规定加泰罗尼亚独立后应该退出欧盟，但随后又表示尊重欧盟的制度框架和国家主权。可如上所述，欧盟在科索沃问题上却又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立场。

对于欧洲来说，地方民族主义对其的最大挑战是欧洲的巴尔干化的危险。但面对上述在制度设计和法律体系上的尴尬，欧盟主要寄希望于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只是把分离当作追求本地区更大自治的一种手段。由此，可以通过鼓励有关国家给予相关地区更大的自治的方式，打破欧洲分离主义的魔咒和避免欧盟的巴尔干化。

图源：搜狐网

结语

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欧洲民族主义具有兼容性，能够容纳不同的思想意识，也能够随时代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形态。欧洲民族主义的多种历史传统及其演化进程也显示，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对立的。如人们所言，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自我认同的原则，它既可以团结也可以分裂人民”。而且人们也强调：“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迅速的全球化为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民族主义对于欧洲未来的影响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欧洲民族主义突出的工具主义特征也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者或作为其代表的政治家的一种辩护工具。也正是由此而言，保守民族主义及其强调的族群意义的民族观在当下欧洲民族主义中的主导性意味着，在当下的欧洲现实政治领域，民族主义更显示为一种与欧洲一体化相对的意识表达，其偏狭的民族观念鼓励了欧洲社会的对立和排斥，而非包容的心理和政治取向。因此，当下欧洲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对欧洲未来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