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陲的混战：残酷的乱世新疆

1912年，清帝国灭亡，中国陷入动荡。孤悬边陲的新疆地区失去了中央的庇护，沦为野心家和列强竞逐的沃土。在这里，宗教势力、少数民族武装、外省冒险家、国共两党甚至苏联，都先后登场，制造出一出出影响后世的历史大戏。

其中治乱兴废的经验，对于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杨增新夺取权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开始向全中国延烧。1912年1月7日，新疆伊犁地区爆发革命，革命成功后，革命军随后向迪化（乌鲁木齐）进军。

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为了对抗革命威胁，在镇迪道尹杨增新的建议下，组建了5个营的回民部队，并由杨增新统领，由于杨增新与回部豪强马福兴交情身后，故而回民部队成立后，就变成了杨增新的私人武装，杨增新从此在新疆有了自己的实力。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新疆秩序开始失控，袁大化因为忠于清廷，为革命势力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就成为新疆都督。

不过，尽管杨增新成为了新疆名义上的都督，但他对新疆的控制依然非常有限。革命后的伊犁自成一系，哥老会影响遍及全疆，杨增新“号令所及，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削平了异己势力。

首先，杨增新设法利用南北合并的有利时机，迅速寻求与伊犁达成妥协，然后，再利用伊犁革命军士兵多为外省人且思乡心切的心态，凭借丰厚的遣散费，将这些士兵和军官送归内地。据杨增新自己的《补过斋文读》披露，伊犁一百多名伊犁士官的归乡支出，杨增新就花费了8万多两白银。面对部下的质疑，杨增新表示，“去凶才，除民害，耗财虽多，奚吝焉？”

就这样，随着伊犁革命军人的离开，伊犁革命党势力逐渐孤危，不久，伊犁革命党领袖冯特民、李辅黄被杀，杨增新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伊犁。随后他又削平了新疆地区的哥老会势力，从此确立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杨增新的保守与金树仁的改革

作为经历过河湟事变和辛亥大动荡的老练政客，杨增新深知伊斯兰教的政治能量，以及新思潮和新经济的政治风险。所以，他在新疆的统治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

首先，杨增新对伊斯兰的宗教力量是既防范又抑制。一方面，杨增新严厉限制伊斯兰宗教人士影响力的扩大，他严禁外国人进疆传教，不允许宗教人士跨区传教，防止其取得普遍号召力威胁政府；另一方面，杨增新又设法利用回教上层人物，通过建立回教武装，他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他先与华寺门宦的豪门马福兴结义为兄弟，压制汉人革命党，而后又利用新教豪门子弟马绍武消灭势力做大的马福兴。

其次，杨增新对现代化教育和经济极为厌恶，对新疆的教育和经济发展不感兴趣。杨增新认为，清末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改革，促使“革命党无可抑制”，所以杨增新在疆期间，新疆当局基本不设立任何现代学校，全省教育经费年仅十余万元，当时的新疆，没有新闻报道机关，没有报纸，更谈不到剧院、文化馆，而省城迪化（乌鲁木齐）也在他的治下破破烂烂，老旧不堪，民众处于愚昧不堪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杨增新竭力维护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封建王公的旧特权，使之成为其统治新疆的坚实臂助。

杨增新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崇尚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无异于倒行逆施，也激起了新疆当局内部进步官员的厌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新疆军务厅厅长樊耀南表示“新疆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文化教育不发达，这都是杨将军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樊耀南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新疆进步人士对杨的敌意。到了1928年，随着倡导“进步思潮”之北伐战争在全中国的胜利，新疆进步人士反对杨增新的勇气与日俱增。

1928年7月7日，新疆进步派领袖樊耀南在贺宴上刺杀了杨增新，发动政变，但这场政变被政务厅厅长金树仁平息。金树仁随后成为新疆省主席。

金树仁上台后，一改杨增新的保守政策，开启了新疆的现代化进程。

在教育上，金树仁大力扩充师范，兴建现代学校，并规定各县均设初中，凡住50户以上村寨，均设小学；在经济上，金树仁通过购买压路机，修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同时与德国、英国和苏联进行商业合作，在新疆开采石油，派工程师建立大型发电厂，着手开采阿山金矿和于阗金矿；在政治上，金树仁听从了进步主义的呼声，废止了少数民族的封建王公特权，开始对维吾尔社会实行直接统治。

然而，金树仁的改革仅仅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

国民党支持张培元、斯大林支持盛世才

金树仁求治心切的经济发展措施，极大地增加了新疆民众的税负，而他对维吾尔社会的“改土归流”则激起了旧制度的不满，所谓的直接统治更是加大了新疆当局与维吾尔民众的矛盾。1930年，金树仁废除了哈密王制，第二年，曾经担任哈密回王王府侍卫队的和加尼牙孜，在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的帮助下，率领维吾尔民众，发动了反对金树仁的叛乱。

为了对抗金树仁的正规军，尧乐博斯引导甘肃酒泉的穆斯林军阀马仲英进入新疆。马仲英军队能征善战，新疆当局的军队屡战屡败，军政各界对金树仁丧失了信心。

1933年4月12日，新疆的东北部队和白俄“归化军”发动政变，迫使金树仁下台，手握重兵的东北人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新疆从此进入盛世才时代。

当时的新疆地区动荡不休，主要有四支力量：盛世才的省军，伊犁的张培元军，回族军阀马仲英和喀什长官回教领袖马绍武的联盟，以及和加尼牙孜的维吾尔民族武装。

其中，张培元所部的兵力最强，在新疆根基深厚，而且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马仲英则得到了南疆回部的支持，与之相应的是，盛世才仅能依靠其东北老乡。1933年底，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张培元与马仲英组成联盟，从南北两个方向联合对盛世才发动进攻，盛世才陷入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决心通过向苏联求援，来挽回危局。为此，盛世才不仅公开承认苏联与金树仁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盛世才逮捕了苏联的宿敌新疆归化军统帅、白俄领袖巴品古特，取得了苏联的好感；同时，盛世才在与苏联领事人员会谈时，满口马列，极力渲染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接待苏联外交人员时，他在自己的书房中放满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就使得苏联外交人员认为盛世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路人，也是值得苏联扶植的“理想新疆统治者”。

面对盛世才如此忠诚的表现，斯大林决定给予他足够的回报。1933年12月，斯大林告知苏联驻苏联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告诉督办（盛世才）， 苏俄的政策就是给他支持与援助，使他能够镇压内部的一切纠纷和混乱”。

1934年1月5日，苏联大军换上盛世才的新疆军服，自称是“白俄归化军”，从霍尔果斯入境新疆，先后歼灭了张培元和马仲英的联合部队。张培元自杀殉难，马仲英则被迫向盛世才屈服，盛世才由此统一新疆。

盛世才的亲苏、亲共

盛世才统治新疆，离不开苏联的支持，所以盛世才巩固权力之后，便不惜一切代价亲近苏联。

在宣传教育上，盛世才全力鼓吹苏联的友谊。当时的《新疆日报》以汉、维、哈、蒙四种文字刊载塔斯社电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反帝战线》更是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广播电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国在召唤》等苏联歌曲。全疆开设了70余家电影俱乐部，上映《列宁在十月》、《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还有歌颂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新闻加片。

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盛世才也努力使新疆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和督办公署都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教员、军队有苏联教官。迪化飞机场、安集海炼油厂、独山子石油厂、阿山金矿局都有上百名苏联工作人员，新疆的东大门哈密还有以“归化军”名义驻防的苏联红军混成团，俗称“红8团”。

1938年8月，盛世才秘密访苏，盛世才就此加入苏共，以示其与苏联为一体。到了1941年1月，“盛世才为取悦苏联，向苏联建议将新疆脱离中国而成立新疆维吾尔共和国，并加盟苏联”（王益平《1917-1949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及新疆政局的历史演进》），声称“时机已经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预新疆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致新疆边防督办书》）。但苏联正需要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人，并未答应盛世才的主张。

盛世才的亲苏政策，使得其所治下的新疆，成为中共的乐土。1937年，中共西路军残余部队逃亡新疆，得到了盛世才的庇护；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得到了盛世才的款待；1938年2月，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职务。

盛世才在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摇摆

然而，到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溃千里，盛世才为了预留后路，逐渐与国民政府开始接洽。到了1942年5月，苏联军队在哈尔科夫战役中遭遇惨败，德军横扫伏尔加河，苏联濒临崩溃。盛世才确定斯大林即将灭亡了，决心彻底与苏联决裂。

1942年7月，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盛世才宣布，“新疆归附中央政府”，同时“驱逐苏联顾问”，并“肃清新疆共产党”。在迫使苏联人离开之后，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俨然成为党国忠贞。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44年，情势再次生变。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役中遭遇惨败，前景惨淡，而苏联则逐步走向对德反攻，显现出如日中天的态势。形势的变化迫使盛世才再次做出改变，即抛弃国民党，再次倒向苏联。

1944年8月11日，中国重镇衡阳沦陷，盛世才便趁机逮捕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以示对国民政府的决裂。同时，盛世才致电斯大林，表示愿意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并以新疆全土投靠苏联，同时派亲信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请求斯大林出兵新疆消灭驻扎在新疆的中国军队，并许以阿山金矿、独山子石油等为酬劳。

但斯大林拒绝了盛世才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他在日记中痛批盛世才，“有私无公，见利忘义之人，不可用也”，大概是联想到另一位东北军人张学良的兵变，蒋竟写下了“东北之军人多为害国害己之人也”的恨语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联手，意味着盛世才执政之路的彻底终结。8月29日，在蒋介石和斯大林的联合施压下，国民党军人朱绍良取代盛世才担任新疆省主席职务，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最后博弈

朱绍良入主新疆之后，意味着中国政府重新确立了对新疆的统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安宁，斯大林决心趁新疆混乱之际，重新恢复在苏联的影响力。

1944年8月，苏联的突厥侨民组发动“巩哈暴动”；1944年9月，苏联筹建的突厥人蒲犁游击队，越境攻打蒲犁县；1944年10月，在斯大林亲信贝利亚的指挥下，苏联发动了“三区革命”。苏军和突厥民族武装先后攻克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1945年1月，三区武装在苏联支持下，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并向新疆其他地区发动攻势，双方在玛纳斯河对峙。

到了1946年4月，蒋介石被迫接受苏联控制之三区武装占据北疆的现实，中苏达成新疆南北分治的妥协。斯大林由此重新确立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

这种局面，直到1950年1月，中共军队王震所部进入新疆之后才告结束。而中共对中国的统一，也意味着中央政权在新疆统治的完全确立，新疆的乱世最终彻底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