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真相：人类信息传播简史，后真相时代的信息解读，与贝叶斯的启示（一）

导读：人类进入了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信息的爆炸使得我们想抓住事实的全貌越来越不可能，因而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相。在这个时代，如何不被谣言所迷惑，尽可能接近真相，建立起我们认知世界的模式？通过数学家贝叶斯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套在后真相时代认知世界的方法。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与信息传播有关的技术革新都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变。

语言的产生，使人类开始有了沟通与合作、经验的积累，使人类建立起与过去的关系。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开始有了不依托记忆的可信记录与复杂思考的能力。

文字产生后，人们开始不断寻找更好的文字载体，让文字记录更容易。那个时候的文字记录十分宝贵，只能用来记录极其重要的内容，就像在照相机发明之前，欧洲只有王公贵族可以请画师为自己留下一幅肖像一样。

在造纸术产生之前的年代，出现了一些述而不作的大师，比如东方的孔子（虽然孔子编写了《春秋》，但他的主要思想却是通过述而不作的形式传递下来），西方的苏格拉底。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毫无疑问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但技术局限了他们在那时只是通过述而不作留下他们的思想，毕竟那个时代，文字记录太过珍贵，个人专著这种东西还非常罕见，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想过作为一个个人，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去记录和流传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他们离去后，才能由那些知道他们思想价值、社会地位也比他们在世时高的学生们以抢救文化遗产的方式保留，从而产生了《论语》《柏拉图全集》《回忆苏格拉底》等。但这也导致这些由记忆而来的内容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让今天的我们必须研究辨认他们的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书里所有他自己的思想都已经借着他老师的虚构讨论完全和他的老师思想混在一起。

造纸术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不如说是一个书写材料逐渐走向廉价化（或者“不那么贵”）的过程。从写在龟壳上仅仅用于占卜国事的甲骨文，到记录重大事件的金文铭文，到可以用来记载历史和进行国事讨论的竹简（那个时候“学富五车”其实也就现在的一两本书，而且真的只有“富”人才能“学富五车”），再到纸的产生，终于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被记录和传播，而获得信息的权力也在逐渐扩大和下放。

江西师大文学院古汉语老师布置了一个学生需要用竹简完成的作业，一个班的作业堆起来有200公斤，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下竹简和后来纸张信息密度和成本的差距

但即使在造纸术出现后，直到印刷术出现之前，书仍然是一个极其昂贵的事物，因为每一本书都需要手抄，这就使得信息和知识仍然只能限制在权贵手中，阶级也很难看到流动的可能。而印刷术的出现可谓是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它终于大大地降低了普通人获得信息的门槛。

在中国，印刷术的使用出现在唐末，所以我们虽然历史书上说汉武帝时期就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儒学真正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是宋朝才开始的。很简单，除了豪门士族，根本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读到书。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国家大事的参与基本上都是地主权贵的事情，普通大众根本没有阶层上升的机会（几乎只有做外戚和建立军功这种方式可能改变一个底层人的命运，但实际上习武也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不仅需要有装备、有闲，还得能够吃饱有充足的营养摄入，尤其是蛋白质，也就是说得经常吃肉，这对于老百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东汉开始，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原汉人的王朝就是一个权贵的游戏，是一个少数掌握了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群体，不断腐化堕落到更加腐化堕落，与百姓完全割裂的过程（“何不食肉糜？”），所以才会中原南朝相对北朝毫无战力，最后被来自北朝的隋灭掉，才终于对从东汉一直延续到南朝，在政权更迭中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延续的腐朽权贵做了一波清洗。

虽然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并在唐朝得到了发展，但是由于印刷术还没有出现并普及，所以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科举起到的实际作用主要还是对本来就有钱的家族起到了一个素质提升的作用（通过科举的门槛），至少不能像魏晋南北朝的权贵士族一样不学无术沉溺声色还能享受国家权力了，但在书籍很贵的这个时代，教育还是无法触及到中下层人民，为他们提供阶层流动的机会。而印刷术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切，儒家教育终于可以继续向下触及到阶层更低一些的百姓，给他们受教育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地方受教育的人变多也逐渐可以把儒学伦理在广大社会传播开来。从此，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在华人中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即使是在世界各国的移民中，最重视教育的也只有两个民族——华人和以色列人。

当然，坏处也有，伴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和普及，儒学脱离了孔子的初衷，被异化成了后来我们常说“吃人”的礼教，各种毁灭人性的儒家礼教逐渐产生，其实就是来自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则是以“天理”为借口对于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无情压迫和固化），并深深影响到了中国的广大社会，它的影响延续近千年，直到新中国社会改造之后才广泛被打破。但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是印刷术这种技术的力量吧。

直到国学风兴起的今天，我们社会上很大一部分号称国学的东西，都是由一些追求噱头而毫无辨别能力的人发起的，恰恰是在宣扬那些从宋明理学脱胎，背离了儒家本质而被异化了的糟粕。

而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比中国晚400多年，同样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那就是我们所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禁止人们阅读《圣经》，禁止人们知道到底耶稣说过什么，也禁止人们直接向耶稣祷告，必须得通过神父这个中介，进而把这种垄断变成了操控和堕落的工具。

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会已经不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了，人们加入教会做神职就像考公务员一样，谋一个旱涝保收的职位。这样一群人，早就视信仰如无物，而把宗教变成了打压他人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和中国宋代明代的大多数儒家官员是一样的，尤其是明朝的东林党人。

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就是，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圣经》实在太少了，都是手抄本，极其珍贵，大多数人想看也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发现教会对《圣经》的歪曲。我在英国的博物馆曾经隔着一层玻璃看过中世纪的手抄本《圣经》，极其厚重而精美，毕竟是手抄，抄都抄了，自然也要加上很多精美的图画和烫金装饰，平民大众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看到。既然如此，罗马天主教会当然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曲解《圣经》，然后告诉大众这就是真理。

手抄本《圣经》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宗教改革与印刷术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圣经》普及，才让马丁·路德（是改教家马丁·路德，不是几百年后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不过马丁·路德·金的名字确实是致敬改教家马丁·路德而取的）、约翰·加尔文这样的改教家有机会阅读到《圣经》，从而发现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全方位地歪曲了《圣经》，进而掀起了打破罗马天主教会对信仰垄断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听到的比较多，对宗教改革听到的比较少，实际上在当时，宗教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变革远远比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要强。因为文艺复兴涉及的人群主要是当时的文化人，但宗教改革则切切实实掀起了一场与政教合一的欧洲每一个人都相关的社会解放，把广大欧洲人民从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也进而影响了包括后来民族国家诞生之类的很多事情。

而印刷术带来的文艺复兴，则标志着欧洲历史上终于出现了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比起中国来说，确实太晚了，那时中国已经到了明朝），思想对于社会的力量才终于在欧洲社会开始体现。

岔开一个话题，补充一个背景知识：欧洲社会的民族和思想在历史上其实是断层的。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并没有与后来的欧洲一脉相承，而今天的欧洲人和古希腊、罗马人也不是同一个人种。

希腊在经历了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之后，在欧洲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我们前面说过了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很稀少，仅有的这些书籍在频繁战乱中也大多被销毁或遗失），再到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来自欧洲东北部的 barbarian（欧洲历史上对野蛮人的称谓，类似于我们中国以前蛮夷戎狄的称谓）占领欧洲成为现在的欧洲人，这一批人已经不知道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以前曾经有过希腊文化，就算听说过也完全没有了概念。

直到后来十字军东征，欧洲与中东打开了交流通道后，才发现阿拉伯人那里保存有大量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希腊典籍，包括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类的，而这些典籍当时是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传到西亚，并被西亚的文明保存下来的（那时候西亚的几个文明已极其灿烂辉煌），最后从阿拉伯人传回了欧洲。这时候欧洲早已不是希腊人、也不是罗马人，而是 barbarian 的后裔，他们发现了原来自己所在的土地上以前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文明，就把这个文明认成他们的祖先了。

这件事情从逻辑上其实是不太顺畅的，就有点像是美国早期移民把印第安人给灭了，然后现在的美国人开始把原住民印第安人认成他们的祖先一样，只不过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是反过来的，不论是亚历山大帝国灭希腊，还是 barbarian 灭罗马帝国，都是落后的文明取代了先进的文明，所以才有了落后文明认被他们灭掉的文明为祖先的可能性。这跟清灭明之后，又开始学习汉文化有些类似，但至少当时中国大多数人从民族上还是汉人，而满人仍然在血统上歧视汉人；不像欧洲，古希腊和罗马人在人种上几乎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欧洲人其实是当时各种 barbarian（包括哥特人、维京人等）的后裔。

但毕竟当时还未从蒙昧中开化的欧洲人找到了自己在地缘上的、文明程度远高于他们的祖先，而且还是一个全方位帮助他们文明开化的祖先，从此帮助他们开始有了文化和文明，还建立起来对自己的文化自信，这对他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欧洲人一直都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有点像一个顽劣版的令狐冲跟风清扬学了独孤九剑，还把风清扬认成干爹一样，对他们来说是文明的巨大转折。

补完这个背景，我们回到印刷术和文艺复兴的话题。

由于人种和文明的断层的存在（也就是欧洲史上的“黑暗时代”），对于那时欧洲的民族来说，文艺复兴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复兴，而可以说是他们真正接触思想的开始。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产生，让他们逐渐开始从长期的封建社会和政教社会脱胎换骨，进而在后来诞生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可以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这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思想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它是建设性的，也是毁灭性的，乘着印刷术的技术趋势，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娱乐至死》里面对独立初期的美国的描述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印刷术作用处于顶峰的社会的描述：

“……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1640年到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在1681年到1697年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62%。）”“……事实上，在1682年到1685年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万居民的需求量，那么3421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清楚了。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这一段我就不再细讲了，对于印刷术和铅字影响下的典型社会，《娱乐至死》的前几章进行了进行了非常全面透彻的描写，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去梳理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历史，是因为从这些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水平，与人类信息传播的技术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传播技术也决定了社会的文化认知方式。而社会的文化认知方式，会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造成影响。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关注了印刷术时代到电视机占据主导的娱乐时代的转变，而我则在思考另一条线：从印刷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转变。

印刷术时代持续了几百年，一直都没有出现一种新的颠覆性的传播方式，直到互联网出现。在印刷术时代，信息的接收者可以一直延伸到任何一个普通大众，但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仍然有着相对较高的门槛，这使得信息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证。虽然，信息提供者的门槛并不能保证他们提供的是真相，但我们至少不会被太多信息所淹没。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准确地说应该是互联网3.0时代，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生产者的时代），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提供者和传播者时，这个门槛突然没有了，当我们享受着信息随手可得、新闻第一时间就能看到的便利性，并且享受着自己也可以发声也可以有粉丝的快乐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生活中处处充斥着谣言，我们越来越难搞清楚真相是什么了。

就像有一个寓言所说，当你只有一块表的时候，不管这块表是否准确，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你的时间；但当你有两块时间显示不一样的表的时候，你反倒不知道时间了。

我们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挖个坑，下一篇，我来谈谈，什么是后真相时代，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方法在这个时代发现真相。

参考书目：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李晓鹏著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彼得·弗兰科潘著

《哈佛中国史》，卜正民主编，陆威仪、罗威廉、迪特·库恩等著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

《西方哲学十五讲》，张志伟著

《基督教会史》，布鲁斯·L·雪莱著

《欧洲文化简史》，邵嘉骥著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后真相时代》，赫克托·麦克唐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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