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娜、高小康丨后全球化时代空间与地方的关系演进及其内在理路

空间关联着人类的存在与认知形式，其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中。从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都市空间的现代性阐释,到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空间转向”，再到大卫·哈维、卡斯特尔对后现代全球性空间的解读，空间的内涵逐渐被拓展。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着各异的空间矛盾，空间与时间、空间与场所、空间与超空间、空间与地理等主题大致勾勒出空间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的过程。本文将通过深入剖析后全球时代中“空间”与“地方”的关系来透视高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并对后全球空间中一种“地方美学”的建构予以意义阐释。

空间重组与空间新形态：从全球化到后全球化

所谓“后全球化”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本文所探讨的“后全球化”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标识，是为了方便我们把握当下的空间形态与以往的“全球化”概念所作出的区分。正如后现代（postmodern）是对现代的一种批判与超越，“后全球化”仍处于全球化的境况之中。因而，对后全球空间的理解离不开对全球化的分析。关于“全球化”的文化界定，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这是“地球上相对分离的诸地域在单一的想象上的‘空间’中进行交流的过程”；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这种整体的、单一的全球空间既是被想象建构的，也是时空压缩的产物。总体来说，全球化意指文化意识的整体性趋向，以及不同地域之间交流联系的加强。在当下语境中，全球化指由网络化、信息化、虚拟化所构造的全这种整体的、单一的全球空间既是被想象建构的，也是时空压缩的产物。总体来说，全球化意指文化意识的整体性趋向，以及不同地域之间交流联系的加强。在当下语境中，全球化指由网络化、信息化、虚拟化所构造的全球统一空间。相较于全球化空间，后全球空间既是在全球化脉络中的发展，又表现出标识性的空间差别，而恰恰是这些“差别”构成了后全球空间之“后”的特点。

从空间形态来说，全球化联系中的地理空间从多元、碎片逐渐走向由移动互联与云计算形成的空间分形重组。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分散的、隔离的地理空间逐渐被纳入总体的、统一的全球化进程中。然而，就晚近全球化而言，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介传播在塑造全球空间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文化空间，并制造出碎片化的文化图景。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一个在协调的同时发生碎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所谓“碎片”在本雅明那里是“星丛”——思想的“碎片”，思考对象的多元与差异，“理念之于对象正如星丛之于星星”，在鲍曼那里则是“流动的现代性”。全球化造就了不确定的、瞬时的、反复无常的、即刻拼合的世界，而“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既是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它的维持因素”。“碎片”表明既有的价值文化传统及统一性认识在变得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的野蛮生长。麦克卢汉从信息通信与传播媒介入手，以“内爆”来描述文化碎片化的推力。他认为媒介即信息，媒介塑造着认知环境，人类“正在经历内向的爆炸（implosion）”。鲍德里亚借用这一概念，指出“内爆”是意义的内爆，“内爆”的直接后果就是无序、冲突的混沌环境的产生，无数碎片与噪音吞噬着意义，致使我们陷入一种信息过剩、杂乱乃至信息恐慌之中。这一碎片景象反映在现实中，即是无孔不入的信息塞满日常生活，在分散我们注意力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的地理空间中营造了文化的碎片。

后现代全球空间的“碎片”体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然而也要注意到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空间重组形态——“分形”。“分形”（fractal）与“碎片”（fragment）都指代了非整体、去中心、零散的状态，这种状态中文里多以“碎片”统称，但其实两者含义大相径庭。根据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特的分形几何理论，“分形”不是无序、混乱的碎片，而是一种复杂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在零碎中有着自相似性（self-similar）和“可递归性”（recursion），其本质上仍体现出自组织性。索亚在描述后大都市的碎片性特点时就使用了“分形”的概念。他指出，“分形理论是随着混沌理论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弄清非同寻常的复杂性的尝试，能够将以无序、混沌的形式出现的东西编码化，从而使得这种巨大的混沌更易于理解”，后大都市空间的“分形”即是对包含矛盾冲突、破碎、复杂的混沌状态的再组织，看似由空间碎片形成的社会马赛克造成了都市空间的非完整性，实际却展现出空间的秩序与相似规律性。

分形几何理论

移动互联与云计算开启了全球空间从碎片化走向分形的过程。过去的十多年中，全球性的网络技术空间渗入现实生活空间，并以强大的整合能力连接起诸如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活空间及交往空间等。混沌的信息传播模式在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操纵下走向终结，并经由智能化服务的人机互渗关系构建出分形关系。传统的空间逻辑已经无法解释现状，无论是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还是詹姆逊的“认知图绘”，都不能完整把握由地理空间、虚拟空间及社会空间等多空间构成的空间形态，对空间的共时性体验或迷失感都开始让位于空间对生活的切割、划分或调度。移动互联的分形空间逐渐取代了全球化信息爆炸的碎片式生存空间，并将全球空间以更有效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从空间媒介视角来看，空间矛盾从流动空间与社区之间的张力转移到主流媒体营造的全球空间与移动互联作用下的“微空间”的冲突。卡斯特尔认为全球网络化造就了流动空间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以及影像、声音、象征的流动”，不同的人群、资源与行动通过网络而聚合起来，并对社区产生影响，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与社区共同化的特征，这两个过程同时采用了空间模式和在线通信模式。虚拟社会与实质并存社区因密切互动而发展，这两者的聚合过程受到快速增长的个体化工作、社会关系以及居住习性的挑战”。在后全球化时代，空间冲突则更为隐蔽与精细化。具体言之，乃是显性的全球空间与隐性网络空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诸如CNN、CCTV、BBC、路透社等主流媒体依据权力支配的偏向塑造了全球文化传播的空间，统一着话语权，信息的流通、传播与发展都经由各个网站入口得以被掌握与统计。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可供支配的网络空间，尤其是随着“微时代”的来临，微博、微信及各类APP等移动互联媒体主导了网络信息的接受渠道，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认知与生活选择，这些应用程序终端APP在“分形”着网络空间的同时也构造了难以预测与统计的隐形空间。可以说，这是一种与全球性的宏观空间相对的“微空间”，它将我们的喜好、志趣、选择及态度等都分化在一个个精微的APP程序之中。而且，民众的话语诉求及传播更多是通过套叠延伸的莫比乌斯环式的朋友圈传播，这是看似显眼实则是主流媒体无法把握的空间。当空间重组的趋势日益强化，从交通、医疗、购物、新闻到金融都逐渐被大数据及移动互联技术分形化之后，移动空间与地理社区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因生成互渗的“微空间”形态而变得更复杂，以往所说的流动空间与社区的发展张力也不断被缓解。反而是主流媒体所打造的全球空间在遭遇隐形“微空间”的抵抗之后，其权威性与有效性经受着质疑与消解。

从“碎片”到“分形”，从全球空间到“微空间”，后全球空间在经历了全球化“向外”的肆意扩张与混沌状态之后逐渐转向微观化、隐形化与非符码化，形成在后全球化社会条件下空间的新形态重组。这意味着借助网络技术与媒介发展等，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不仅压缩了地域空间，也渗入日常空间与交往空间，制造出网络空间、地理空间、微空间、边缘空间交融并置的后全球空间。这一空间形态带来了全新的美学体验与美学问题，它极大地扩张了全球视野，史无前例地强调全球性、流动性与空间性，以及更有效和更紧密的线上线下联结，却也激发出与之相对立的地方问题的讨论，诸如地方是否消失、地方的网络化呈现与构造、地方的符号性意义，等等。可以说，标识性的空间变化为后全球化时代空间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与契机。

空间混杂与空间再融：后全球空间与地方经验

在空间理论的发展轴线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卢汉、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的发展到20世纪末全球化空间理论的兴起，因时间上的接近重叠以及全球化理论对后现代理论的吸收融合，后现代空间与全球化空间的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的概念并不能等同，全球化空间论通常包含两种指向：一是空间的地理学批判，以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索亚、哈维等人为代表，其将全球空间视为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索亚的探究包括了地理的不平衡发展、边缘空间以及混杂着想象与情感的“第三空间”，哈维则从时空关系来审视资本的全球扩张；二是全球网络空间批判，以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最为突出，他考察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崛起对全球空间发展的影响，揭示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流动的、半透明的拓扑空间。由此可知，全球化空间本身就是地理空间、网络空间的混杂并生，交织着全球性与后现代性。关于全球化空间的“后现代性”，冯雷指出这是“强调全球性空间是场所（位置）、地域和全球这三种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渗透、扭结和排斥”。此乃对全球空间、场所、地域等之间的对立与互渗关系的形象表述。

可见，从全球化空间到后全球化空间，空间的混杂性始终是理解空间形态的重要线索。伴随着地理、网络、媒介、意识等多重因素对空间的塑造，后全球空间的复杂样态进一步深化。值得深思的是，在后全球化空间的场域中，全球空间、网络空间、地方空间等力量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且联结在一起的呢？在宏大的全球视野与无孔不入的移动网络勾连的后全球空间形态中，地方是否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事实上，与“全球”相伴相生的“地方”并未成为过时的话题，反而在更混合杂糅、精深入微的后全球空间中凸显出自身意义，并成为深度全球化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讨论。应该说，在后全球化的语境中，“空间”与“地方”的力量是相互作用、相互增强的过程，从而塑造出新的形态，主要以“微空间”的出现与交互融合的“地方经验”的形成为重要表现。

在后全球化时代，随着移动互联技术所构造的分形化“微空间”的出现，地理空间更是难以与网络空间分开，两者通过手机智能终端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微空间”的地理形态层面。后全球空间的显著特点是移动网络的爆发式发展，以往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对立逐渐被“地理社区的封闭与微空间的分形辐射二元性”所取代，流动空间日益被植入现实空间，而“微空间”的出现正是地理空间与移动互联网络空间连接、互渗、混生的产物。这种“微空间”重构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将日常空间划分，并实现功能上的细化。“微空间”既是公开的又是隐私的，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想象的又是实际的，既是被构建的又是分享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可以被归纳到列斐伏尔所说的“第三空间”（或者称为“实际的”空间），“这样的空间通过它所关联的图像与符号而直接作为可生活的空间……这是被支配的，因此也是被动体验的空间，是想象寻求改变和占有的空间”。“微空间”的隐形化、非符码化及其潜在的开放性都是在后全球化时代对“第三空间”的拓展，标示出后全球空间的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第三空间”的内涵在后全球化时代不断被强化的意义。

列斐伏尔《接近城市的权利》

就“地方”概念来说，其含义并非单一固化的，而是充满模糊性与多义性，且在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兼具实在与虚拟的生成性概念。基于多学科的视点，“地方”被注入了多重意涵，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地方”（place）是相对于“空间”（space）来界定的。段义孚认为空间的概念比地方更为抽象。地方意味着安稳与保守，“我们需要从地方的安全与稳定意识到空间的开放、自由与威胁，反之亦然。而且，如果我们认为空间代表着流动，那么地方就是停滞，在运动中的每一次停滞都使得地点变成地方成为可能”。从都市与乡土的角度来看，“地方”代表着乡土性，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这种人与空间关系上的不流动性与孤立性扎根于土地、人情与血缘。从情感价值角度来看，“地方”指涉着地方意识，是人对地方的一种依恋、依附情感，相关概念“恋地情结”“地方性”“地方芭蕾”都是对地方意识的阐发。从知识价值角度来看，“地方”代表着“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所造成的统一性、普遍性知识形成对比，地方性知识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从宏观与微观的空间比较来看，“地方”则是指向微观空间，不同于全球范围的空间，“地方”的空间尺度总是有限制的、具体的，无论是段义孚所说的“手扶椅”还是巴什拉的“角落”“贝壳”“阁楼”“地窖”等都能成为地方。总体来看，尽管“地方”涉及领域颇广，但“地方”内涵的基调却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地方”意味着稳定、情感、价值及多样性，蕴含着反抗统一性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的空间性及其所携带的特殊文化意义构成了其自身的基本界定。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地方”也因全球空间对其本身的挤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显然，在文化的层面上，“地方”的存在是“危险”的。资本、文化的全球扩张在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越来越多的地方变成了同质化的空间，以至于全球化是否消灭了地方成为当代空间文化探究的热点，并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与“非地方”（non-place）的概念。加拿大人文地理学家瑞尔夫认为由于大众文化、全球流动性的增强，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迪士尼化”“博物馆化”及“麦当劳化”等大众文化现象，同质性日益增强，地方的本真性、原始特质逐渐消失，人们越来越难以在快速流动与变化的社会中与某一地方建立本真意义上的联系，此为“无地方性”。法国哲学家与人类学家奥吉提出“非地方”代指那些为各种文本、屏幕与符号等所充斥的地点。“非地方”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地方但却连接着无数的地方，容纳着不同地方陌生人的循环、流动与消耗，人们与之缺乏持久的联系和接触，这些不真实的地方塑造了信息爆炸、时空压缩、稳定关系丧失的超级现代社会，其中“旅行者的空间就是非地方的典型”。在此意义上，高度全球化的发展造成了地方的“消失”。

大卫·哈维

大卫·哈维、多琳·梅西的地方论战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讨论。哈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地方发生于时空建构之内，并且能够转化为时空建构的实体或“恒常”，进而言之，地方乃是存在于其他形式的流动性资本张力中的固定资本形式。投资对于地方既是一种构建的作用又是一股排外力量，但对于以地方为存在基础的人来说，全球化流动引起了焦虑。在梅西看来，地方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过程，充满了内在冲突，地方认同是不断被建构的，全球化并未单纯地引起同质化。她认为哈维勾勒的焦虑的全球化图景，是引导人们隐退到固定的、浪漫的地方之中，这种观点在全球化的情景下既是退步的也是难以实现的。而在卡斯特的语境中，地方也仍然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但可以成为奠基于电子网络的流动空间中的节点与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中心、层级作用。因此，从建构的观点来看，全球化并未消除“地方”，地方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内涵反而变得更具有张力。可见，对地方的关注是贯穿在全球空间的描述与解读之中的，尤其是随着全球空间论的发展，“地方”的命运走向也越来越成为理论的焦点。

不过，关于地方的讨论在后全球化时代无疑还是不够的。具体来讲，后全球空间形态的重组使得“空间”与“地方”都变得更为复杂，既赋予了“空间”霸权式的入侵能力，也塑造延伸了“地方”的形态与意义。“地方”并未曾“消失”，反而在与“空间”的互生、形塑与抗衡中显现出更深度的“再融”关系。

一方面，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地化”的融合催生出了开放性的地方观念。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在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的重新强调”，创造了“文化融合与创新的机会”。“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代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根据个体特殊文化的经验和对其他外来文化的感受，从全球化中挑选喜爱的部分，将其改变并融入自身文化当中。这样不断增长的知识，可能会是进一步强化本土意识的源泉。梅西分析了全球文化杂糅在具体地方文化中的表现，指出如今我们所谈论的“地方感”实乃不确定的、是带有全球化痕迹的，而不是在同一社群文化下生长起来的稳固的地方认同。事实上，某一特定的地方往往融合来自世界不同群体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个人，以不一样的方式被摆放在与这些流动相互联结的关系里”，由此人们体验到的地方感也有所差异。梅西持一种“开放”的地方观念，提倡一种“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可见，在无可避免的全球空间与地方的“再融”过程中，地方意识也可以在全球性的纬度中得到表达。

另一方面，移动网络空间影响并塑造了地方经验。后全球时代地方经验的形成不仅与个体的亲身体验有关，更深受媒介的影响。移动网络的高度发展使得地方无法置身于社会网络空间的变革之外。不同形态的文化交融并生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也呈现为网络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深层混融模式。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纯粹为地理空间所局限的“边界式”地方生活，而是经由网络媒介重新打开，被形形色色远距离的信息、新闻、事件所影响，无数股超越地域的信息流进入以智能手机为呈现界面的节点，变成与当下紧密交织的日常形态。在公交车、地铁、商场、家、文化中心等所有的日常空间中都密布着“低头族”。他们在习惯性点击、划动屏幕时，所飞驰的是一个由手机所“压缩”的无限广阔世界。“远”与“近”的概念存在于手指的操纵与目光的停驻之间，而不能以实际空间距离来测量，“距离”的远近不再取决于地理空间，更多是由注意力与关注度所支配。

因此，“地理的终结”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以往基于肉身在场的“地方感”被打破，传统社区、社群的概念也因移动网络的介入发生变化。“社区不再是空间上被界定的地点，而是由网络成员根据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来划定边界并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社会网络”，“地方”在网络空间的扩张过程中逐渐与之融合并衍生出非地理空间的形态。这样一种地方形态是依托于“微空间”的，却以相似的兴趣、追求、利益、生活背景等为筛选条件将存在于具体地理空间中的人们连接起来，使其突破时空的限制，实现超地理的情感互动与集体认同。以微信的使用为例，其致力于建立起的熟人圈子能够随时随地将具有相似性、熟悉关系的人聚拢在一起，各式各样的“老乡群” “班级群”等都可视为一个个交流的“地方”，而且不同的人群也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关注地域性的、专业性的、娱乐性的等各类订阅号，在评论区、后台等与同类人群进行互动。

这些新型“地方”并非是彻底虚拟的，而是扎根于传统社区的社会关系并从原先的地方性场景中抽离之后，在后全球空间中的重构与再生。“地方”的“根著性”（rootedness）不再是界定“地方”的关键因素，“地方”本身的情感符号性成为构成“地方”的基础所在。在“微空间”的环境中，“地方”所展现的互动与联结方式更具有一种“脱域”（disembedding）性与跨时空性，由之所形成的地方经验不是传统场景式的，而是空间、地方与地域之间互渗与互融之后所塑造的一种新的情感式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社区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及其所携带的关系、情感并未消失，而是借助网络技术重新进入当代空间，重塑人与群体、地域之间的关系，并起着更新社区、对抗流动性的作用。进言之，“地方”逐渐从实体社区空间走向情感的、文化的、符号的空间，或者说这是多重空间互渗后的情感化体验空间。

可见，在后全球时代空间经验遍及并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地方经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空间”与“地方”呈现出冲突、融合的复杂关系。“地方”的再造不仅唤起了传统社会中的文化记忆或情感关系，也容纳了流动社会中的意义结点与情感联结，由此我们提出后全球空间的一种建构——地方美学，以审视后全球化影响下的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等发展关系。

地方美学：后全球空间的一种建构

所谓“地方”并非是一个新概念，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等人就对作为“chora”“topos”的“地方”予以讨论，然而“地方”长期处于“空间”的遮蔽之下，其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瑞尔夫及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等对“地方”的关注，“地方”才真正成为空间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地方论”思潮兴起为地方美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来说，掀起热潮的“地方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地方依恋。现象学家巴什拉以“地方爱好”（topophilie）来指代对充满人性价值的空间进行研究，指出“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真正发展出作为人类精神栖息场所的诗学。这种人对空间的依恋之情在人文地理学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关于“地方感”的情感阐释理论。比如，段义孚在分析场所经验时提出的“恋地情结”理论。他认为“恋地情结”一词“能够有效地广泛定义人与物理环境之间的情感维系，这种对地理环境的感知主要是在美学意义上的……此持久却不易表达的情感是一个人对地方的情感指向”。人地关系的情感联结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要长久生活于具体的地理空间环境中。大卫·西蒙以“地方芭蕾”隐喻地方经验，指出地方是通过人群日常生活日复一日操演而形成的。地方的本质在于稳定与联结，人与空间的依附关系需要持久的日常行为来培养，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相似文化观念的社会空间。我们对于家、故土的留恋即是一种地方依恋，因为“地方”凝聚着我们的感知、想象、记忆与情感投射等，“地方感”使得“空间”变成了“地方”。

巴什拉

二是地方记忆。“地方”的本质之一在于记忆。地方总是承载着我们的某些记忆，或者说，记忆是附着于空间而存在。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记忆的社会框架》等著作中对记忆与空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这种空间记忆在历史学家诺拉那里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与发展。诺拉创造出“记忆之场”的概念，认为其既可以是实在的、功能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地方。在他看来，“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老兵协会”，乃至“一分钟的沉默”都可以进入“记忆之场”。所谓“地方”，突破了原有的物理性限制，而拓展至流动性的、符号性的。因此，在诺拉的地方记忆阐释中，地方不再是纯粹的历史遗迹位置，而是逐渐成为以情感记忆为衡量标准的美学符号。

三是地方认同。无论是地方依恋还是地方记忆，本质上都要落实到“认同”的话题上。我们对于某一地方的依附感及所形成的记忆都在塑造关于地方的认同感，反过来，对地方的认同又会加深对地方的依赖。如瑞尔夫就基于本真性与根著感以“地方性”（placeness）解释这种地方依附。他指出，我们越是内在于一个地方，即归属并认同于它，越深入内在，地方认同感就会越强烈。人与空间的情感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地方所具有的独特意象、特征、文化影响着我们对地方的感知及认同，而这种认同感造就了充满精神栖息意味的人地关系，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寓居”（dwelling）。

可以说，以上勾勒出全球化时代“地方”内容的基本方面，其所面临的语境乃是全球都市的空间扩张与资本的殖民对作为地方感寓居地的家园、乡土文化的巨大冲击。诸多学者挖掘出“地方”的独特的空间意义，即“地方”所涵盖的地理文化经验及人与空间的情感依附与认同。那么，在后全球化时代，建构地方美学理论的意义何在？地方美学又被拓展了哪些新内涵？

首先，从地方文化的发展来看，地方美学的构建具有维护文化多样性、重构文化主体间性的意义。关于地方意识的提出及“地方感”的探讨，本身就是一种反同质化的文化意识建构。张旭东认为，“如果这种均匀的、同质的、标准化的世界就是后现代、全球化，就是普遍性的体现，那么这种普遍性就是非常成问题的，就是一种欺骗”。地方美学指向的是对处于全球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的关注，对差异性的地理经验的重视，及对不同族群的生存地方与记忆的维护。在移动互联网络无孔不入的后全球化社会，如何保留并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保护与都市文化、网络文化、青年文化构成差异性的乡土文化、地方文化、边缘文化等，如何塑造及维护基于空间区别性所形成的族群认同，其涉及的即是“地方”所展现出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地方”的异质性意味构成了内核性的东西，这也恰是全球化所缺乏的。对“地方”的意义挖掘也是在唤醒对他者生存空间的重视。

不过，对“地方”所具有的维持文化多样性意义的肯定并非将全球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置于完全冲突矛盾的境地。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后全球化时代“空间”与“地方”的互渗、交融与再生使得两者互相塑造，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互构与互融的形态。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美学对作为多样、异质文化的现代关注实质上体现出萨林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本土化”意味，“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性差异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映。因此，这种新的星球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

（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边缘的地方性文化在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既是在辨认、确立“我者”的身份，也是在重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进而将之改造成为我所用的现代性文化实践，就根本来说，在主流对边缘的文化“挤压”中也塑造了不同文化互为主体的状态

一个典型代表即是作为地方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实践。在后全球化时代，工业文明、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及新媒体的合力，前现代的、非主流的、地方性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歌、地方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拉入当下文化语境，以“生产性保护”之名被予以 “激活”：（1）从小范围的文化形式变成大众传媒空间中被凝视与传播的对象。如手工艺、戏曲、武术、民乐等“非遗”在抖音、B站、快手等视频网站的“走红”已成为当代文化的显著现象。传统地方文化在“浸入”大众传媒空间的过程中不仅唤醒了传统本身的意义并构造了现代生存空间，也对接上互联网文化、大众文化、青年文化等最流行的文化形式，在网友点赞、转发、评论的规模传播中变成网络时代稀缺资源“流量”，形成传统与现代多元文化形式之间的交流互融，这也是后全球网络空间对地方文化的再塑。（2）从乡土文化转向现代都市，成为都市空间的群体性文化。例如广州的客家山歌本来是正宗的乡土文化，随着客家人在广州的聚集，客家山歌逐渐被带入都市，客家人群体自发在越秀公园组织山歌聚会，后因“山歌墟”组织与名气的扩大而演变为都市文化中的群体圈子文化。（3）从传统日用品变成文化符号投入文化创意产业。在审美资本主义的视野下，“审美，绝不再是若干艺术爱好者投机倒把的活动，也不只是触动消费者的那种无形的说服力，品位的问题涉及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审美趣味成为消费的基础，创造力与想象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传统手工艺等“非遗”作为一种审美生产力被投入文化创意生产，原本作为传统日用品的“非遗”变为消费文化的生产对象与消费对象，并成为后全球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4）从地方民俗走向乡村旅游进入休闲文化的范畴。例如各类乡村民俗村旅游、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等实践即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来发展休闲旅游业，相关的案例有云南泸沽湖摩梭人旅游社区、贵州凯里的苗寨等，都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休闲文化视野下的本土化实践。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种混杂的本土实践有助于消解旅游发展语境下的边缘社区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

从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在连接多元文化形态的实践中激活地方性文化，这并非是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认同，而是建构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性，诚如高小康所言，“多元文化的复杂、差异甚至矛盾冲突是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中产生的后果，而非遗保护观念和实践正在为当代人重构主体间性文化关系。不同主体间的交互影响使得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有可能构建起‘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互享关系”。这种对“多元文化互享关系”的拥抱也促使了全球化视野下地方感的形成，即梅西所说的“全球地方感”。

其次，从传统情感记忆的现代变迁来看，地方美学的构建具有召唤、延续后全球空间的地方情感的意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大规模冷漠的、非人化的、失去内在意义的空间，只是作为流动空间的一个个节点或中转站发挥作用，无可避免地走向情感的失落。回到“地方”即是试图以一种地方情感价值来呼唤地方意识的回归。可以说，地方美学的建构是对后全球化的情感回应，其在两个层次来敞开自身的情感“召唤性”：一是脱离了以往生活空间的地方情感记忆、传统生活方式被植入当下的混杂空间之中，寻找着更新、再生与活化的途径。“地方”意味着一个人记忆和体验的核心或中心，不管这个地方是家还是一条熟悉的街道，其最终指向的都是地方情感。地方意识的形成是基于“一种情感与认知的经历”，是“人们赋予一块特定的土地以文化共享的情感意义并与之形成象征性的关系，而此关系亦是个体及群体理解环境并与之相处的基础”，所以它本身关涉人们居住于其中对某个地点的情感投射与认知。在后全球化社会，对地方意识的呼吁意味着在变动不居的流动世界中活化、再生地方记忆与情感，进言之，重构当代混杂空间中的“地方感”，依托于记忆的地理遗迹来再造“地方”。以广州市一条河涌岸边重构扒龙舟民俗空间为例，扒龙舟、河涌、民间祭祀这些原本生长于乡土空间的文化记忆在遭遇现代都市文明的拆解时，并没有就此湮没消失，而是顽强地进入都市生活空间重构自身存在的可能。作为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村庄地理空间节点，“河涌”成为延续地方性情感的载体，扒龙舟的民俗活动沿着河涌的路线于每年端午节隆重举行，这一奇特热闹的都市民俗景观在重构、复述着地方记忆的同时也与沿岸的都市社区发生联系，形成共享的都市生态文化关系。扒龙舟的仪式性实践构造出“地方”，也唤起与之相连的地方感，“河涌”恰是发挥着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的作用。可以说，如何捕捉、存留、活化地方情感也是地方美学实践的一种方式。二是将地方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来予以留存、传承与迁移。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的时代，并非每一处地方记忆都有遗迹可循，很多时候面临着无地理空间可附的状态，地方性的情感又该寄于何处呢？或者说，无根性的地方情感如何在后全球空间中留存与延续？这就要重新审视地方的符号性意义。诗人克里利说，“‘地方的’不是指某个地点，而是指特定的人内心的地方”，“地方”的虚拟性即在于其作为一种内在化的情感存在，是由人的意识所投射的心灵空间，承载着人的记忆、依恋。巴什拉声称“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但他的“家宅”并非仅是具体的物理空间，家宅之所以能成为心灵的栖息地，本质上因为它是汇聚着原初记忆、梦想与想象的意向性空间，也是充满灵性的、归属感的、佑护心灵的记忆场所。所以，在面对现代性焦虑时，他引用“我们把家神带走”这句古老的谚语来表明在空间的迁移中符号性的家宅记忆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家园会随着记忆的保留而重新生根、留驻。当具体的地理空间情感难以为继，我们还能将“地方”作为一种空间情感符号延续下去。“地方”作为蕴含着归属与认同感的情感符号，所显示的召唤性力量在于营造共同的记忆空间，以集体记忆的传承构造统一的归属感来抵抗全球化的冲击，并在流动变迁的过程中再生与活化。

再次，从地方的网络化实践来看，地方美学的构建具有审视网络文化与新型虚拟地方关系的意义。在“超地方”的后全球化移动时代，理解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地方”及“地方感”也是地方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其实指的仍是网络化、移动化背景下的地方情感问题。如果借用大卫·西蒙的“地方芭蕾”的理论透视作为日常操演的地方本质，那么可以说移动场景下的“地方”往往是通过网络空间的日常实践得以形成。在即时通信与在线网络的作用下，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通话、聊天、洽谈，建立起“面对面”的关系，实际上在电子空间的联络是如此频繁、不可或缺以至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终端成为人的“电子器官”。从早到晚，打开朋友圈，浏览亲戚朋友的动态，点赞转发留言、分享自己的生活、发表时事评论、发布视频照片等，日复一日的网络实践成为在虚拟空间的地方“操演”。不过，取消了虚实区隔的“地方感”并不意味着实体地方的不重要，肉身穿梭于线下与线上的空间移动场景时，仍是立足于某一地点将多重场景拼贴融合，最终形成媒介延伸中的“全球地方感”，所以“网络地方尽管是一种新型的虚拟场所，但它依然作为‘地方’被感知，并和传统的实体地方建立起种种或明或暗的联系，成为地方感的重要延伸和要素体现”。

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网络信息从“无序”走向“有序”，基于移动互联、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而建构起来的“分形空间”也为创造网络地方、衍生“电子化”的地方感提供了重要条件。所谓的分形空间，早已是“包裹”住我们生活的事实，生活在城镇里的人们想必并不陌生，电子屏幕上琳琅满目的APP都在说明这一点，分门别类的APP不仅在重构日常生活，以需求、兴趣、文化、身份等将跨地域、跨社区的用户组织联系起来，也构建新型地方生态关系及孵化、培育新媒体介入下的地方情感与认同。比如，区别于以前凭借记忆熟悉度对建立城市的形貌与距离认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城市的地方感知多离不开导航地图的参与，这种感知包括公交换乘、驾驶路线、周边建筑等，骨架感的城市辨识逐渐取代了细节填充的城市认知；“附近”的地方感也呈现出电子化的特征，从以前用脚步丈量的附近感到现在由餐馆、超市、商店、洗衣店、快递服务点、药店、菜场等构成的外卖配送圈所造就的附近感，这种“附近的范围”与“可抵达感”多是经由分形空间呈现出来的，并经过多次外送服务从而得到强化；抖音短视频对“地方性”内容的发布与传播更是不断生产出“地方感”，短视频对地方美食、地方语言、地方建筑、地方风貌的呈现不仅加深了本地人对地方的认同感，融入本土生活的肌理中，也使得外地人在反复感受赛博空间中的地方意象时形成电子想象中的地方情感，并延伸到具体实地感知的过程之中，例如吸引大批游客前往的重庆、成都成为“网红城市”就跟抖音视频有密切关系。一些社群部落也依靠共同的兴趣、文化来构造强渗透、强互动的网络自组织，像B站早期就是以ACG（动画、漫画、游戏）内容创作与分享为主的年轻文化聚集地，内容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实时互动的“弹幕”营造出一种虚拟的部落式氛围，旺盛的创造欲与共时性的回馈交流使得B站构造了双向互动的情感关系，源源不断激发、塑造属于年轻人的“地方感”。由此可见，分形化的网络空间在整合、连接多重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构建出专门化、互享化、情感化的网络生态，也催生出后全球化时代新型的地方感及与之相连的地方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发展所造成的“无地方性” “非地方”等影响，都使得人们陷入一种精神迷失中。混杂的后全球空间与地方经验不断重组，在构造出新空间形态的同时，也深化衍生出更复杂的空间地方问题。在后全球空间中审视“地方”，需要意识到“后”全球化既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识，更是对全球化所带来影响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包括对与全球空间相对的“地方”的关注，对异质性、边缘化文化的探究，以及对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情感归属、身份认同、记忆安置等问题的质询等。当我们使用“地方”一词时，不仅指某一特定地点，更意指“地方”所凝结的人与空间的情感、记忆关系，而这正是“地方”的关键意义所在。换而言之，我们也是将地方看作一种符号。

“地方”需要在空间美学的框架中得以理解，它是在较强的外部社会变迁语境中被提出来的空间美学概念。从全球化到后全球化，贯穿于其中且凝结于“地方”本身的是日益加深的对人性、意义、情感的诉求。作为空间美学的一种呈现，地方美学更侧重探究人与空间的情感关系，反思全球文化深刻变革中“地方”的文化、情感、记忆、认同及其现代发展状况。进一步来说，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探究并没有丧失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进一步叠加、融入至后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从实在的地理空间到网络虚拟的地方空间，就本质而言，地方美学试图描摹、观察后全球空间中地方的文化肌理、情感投射与变迁过程。

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话题，“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窥探全球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镜像。在多重空间联结的后全球空间中，“地方”的韧性及展现的可能性表明，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地方的想象力”来看待其发展走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也极大拓展了“地方”的意涵，使其变成透视后全球化空间的一个窗口、界面或方法。随着“地方”的重要意义日益显现，在后全球空间建构一种地方美学，将有助于进一步统合、理解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移动互联化背景下关涉地方的文化、情感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