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禁毒日特刊:那年民国,那些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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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 年6 月3 日至25 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 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 月3 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 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 角、6 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 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 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 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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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 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 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 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 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 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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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 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 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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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 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 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 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 年到1916 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 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 两,共计约100 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 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 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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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不,段祺瑞

被公知吹嘘的爱国者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 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 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 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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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 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 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 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 年就生产烟土3.84 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 万担。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 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1910 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 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1930 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 年前后,1 两鸦片卖0.016 锭白银;1940 年前后卖0.63 锭白银;1943 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 两1 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 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 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 两还5 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 个娃子和可播150 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 年至1950 年的10 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 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 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 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 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 至10 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 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 至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 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 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 年,在可播133.55 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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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版本的劝课农桑

1917 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 至10 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 寸多。棺长6 尺余,宽2 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 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1937年,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跟广州湾(湛江,当时属法国殖民地)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 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 元)。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 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 万元港币(当时港币一元等同于当今港币一百元),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 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不简单,民国仅仅二十五年,就实现了鸦片的自产自销,甚至还能出口创汇,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甚至连蚊蝇鼠虫四害都未能幸免。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遁迹上海过烟瘾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45 号。他在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为吸烟而来!

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44 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10 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 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44 号客人更加亲昵。44 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1 两左右。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5 元,44 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天起码得开销10 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44 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答说:“每天3 元足够抽了。”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 号客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 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姓陈的青年向他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30 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3 元。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须600 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姓陈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600 元,就是6000 元亦不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44 号客人带他前往。44 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 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 号客人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人下、车,走进别墅。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20 余岁的仆人将他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定价每两均3 元,44 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姓陈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 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

吸鸦片祸害。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 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 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 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 年时共有10 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 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 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 口人中有6 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 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 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 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 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新鸦片战争。

  历史书上记载有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跟清政府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新鸦片战争。那是什么样的战争呢?

 齐卢之战。

  1924 年爆发的齐卢之战,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齐”即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他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卢”即卢永祥,皖系主要人物之一,任浙江督军,上海护军使。

  齐燮元占着江苏这块膏腴之地,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令他眼馋。特别是,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据卢永祥手下知道内情的人讲,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卢永样在上海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用于购买军械,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他们每个人部分得几十万元。齐燮元也想发这个横财。他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上海这块肥肉。

1924 年9 月3 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连续40 天,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黄渡、浏河一带。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都有成百士兵和居民中流弹或死或伤。双方谁也吃不掉谁。

  孙传芳的卷入战争,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孙传芳由福建率军进入浙江,使卢永祥腹背受敌。甫自嘉兴、平湖、湖州,北至黄渡、浏河,战线长达100多公里,仗打得十分激烈。孙传芳猛攻嘉兴、湖州一线。沪宁线上的张允明(吴佩孚派来)、朱熙则绕过浏河,直扑吴淞。卢香亭也从嘉兴以南进逼上海。卢永祥处于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虽有皖奉两系为其后盾,但毕竟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走投无路,岌岌可危,被迫于1924 年10月13 日通电下野。第二天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又收编了卢永样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战争是由齐燮元挑起的,他损兵折将,付出巨大代价,但他所垂涎的上海始终没有到手。

  当然,齐卢战争除了鸦片问题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卢永祥联合奉系,一贯反对直系。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拔掉卢永样这颗钉子。他们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浙江、上海,再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便借口卢永祥“招降纳叛”(接纳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兴师问罪,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齐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并且以处于不利地位的卢永祥的倒霉而告终。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爪分了鸦片利润。

滇桂战争。

  1920 年以前,云、贵两省都归唐继尧统治。两省出产的烟土,北路经四川、鄂西、湘西行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并运销海外。在1915 年的护国战争中,滇军一部进入四川,云、贵烟土销路更畅,唐继尧鸦片收入更大。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在1920 年以前能连年扩军用兵,主要就是靠的鸦片烟的收入。

  1920 年,滇军在四川的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军云南,驱逐唐继尧。唐被迫于次年2 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反顾拥唐的人去广西另谋发展,同年,唐继尧将在广西柳州的滇军3000 余人,编为四个军,分两路杀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的大土匪吴学显,从云南里应外合。顾品珍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被击毙。1922 年3 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主滇政。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朱德、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人撤离云南,开往两广。云南政坛风云变幻,炮火时起时落,滇军进进出出,都跟鸦片问题有关。搞不到鸦片,或搞到鸦片找不到出路,军队都不能主存、所以要在云南争地盘,还要力谋向外发展。

  唐继尧在云南站住脚以后,就想乘旧桂系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纷乱之机,向两广扩张,建立霸业,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销路。那时川军强大起来,唐不敢也无力向四川发展,唯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两广,于是借讨伐驻在两广的滇军之名,挑起滇桂战争。

  1924 年底,唐继尧率6 万余滇、黔军队(号称10 万),分三路东下。

  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主攻广西柳州。第二路以龙云为总指挥,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总指挥为胡若愚,经另一条路线会攻南宁。唐继尧的部队人数虽众,但所经之地多丛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殊难齐头并进。同时,滇军携带鸦片很多,以烟代饷,还有好些烟商带着烟土随军,沿途售烟,行军速度极慢。据说唐继虞即携有烟土数百万两,在途等待上海、武汉等地烟商来贩运。这使广西方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可以从容部署,以逸待劳。

  5 月16 日,李宗仁指挥桂军向占据昆仑关的龙云部队发起进攻,龙云军队弃关逃跑,桂军遂合围南宁。龙云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桂军。有个十八九岁的小军官谭浩澄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20 两,烟足饭饱,一声呐喊,冲出城来。黄绍竑指挥桂军,在城外大河两岸跟谭浩澄捉迷藏,把谭引得团团转,终于将谭击毙。滇军缩入城内,不敢妄动。此时柳州告急,黄绍竑、白崇禧分别率军赶往柳州前线,在柳州附近的沙埔跟滇军展开了激战。此役双方参战都在万人以上。滇军背水为阵。在桂军一再冲杀之下,滇军被逼向河边。浮桥被炸,无法渡河。溺死的、被击毙的共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滇军死伤、被俘4000 余人。沙埔之役,桂军将唐继虞的主力一举歼灭。白崇禧向李宗仁报捷的电文说:“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州)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现时(广西)长安空虚,(滇军)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桂军也时时没有忘记烟土。鸦片烟土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在起着作用。

  6 月底,唐继虞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困守南宁孤城的龙云,也于7月7 日弃城而走。滇桂战争至此结束。

  在滇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桂军几乎全军断炊。而久困南宁的滇军见胜利无望,不能把烟土顺利带到广州卖高价、发大财,便跟南宁的烟商勾结,从桂军包围的薄弱点,偷运出烟土20 多万两。很可能是滇军买通了桂军某些下级军官,并缴纳了保护放行费,但桂军上级翻了脸,把滇军的这批烟土统统没收。黄绍竑得到桂军关于截获滇军20 万两烟土的报告,大叫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这批烟土,决定了滇桂战争的最后结局,奠定了桂军胜利的基础。数十年以后,黄绍竑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鸦片与军阀战争的关系时说:“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蒋公为了收鸦片税,还专门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这个银行至今还在台湾营业!

民国很黑,不要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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