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革命”与制度陷阱

昨天傅高义教授一个和《环球时报》的访谈刷了屏：90岁高龄的傅高义：很不幸，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老教授毕生研究中国与东亚，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看到这两年Trump治下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心急如焚，实在忍不住出来说话了。

 

这篇访谈来得及时，大家也都看了，笔者只是摘取其中的一条点评。这与前两天我想再展开写一写的内容正好呼应。

 

“傅高义：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最全面的解释。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特朗普政府。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前几届美国政府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应对流行病计划，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体计划。但特朗普没有实施这些计划，他甚至在一开始听说新冠病毒时表现得这好像不是一件大事，导致很多反应滞后。特朗普政府显然必须承担最大责任。”

截至目前，美国确诊人数380万，病死破14万，单日增加6.4万。而这就是美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对美国问题的诊断：一切都归于特朗普政府。

 

首先说明，美国所谓“比较完备”的应对流行病计划完全是针对流感（flu）这种级别传染性/危害性/致死性的传染病的。美国有许多关于pandemic的纪录片、专题片，每年各地都有很多演习，都是针对流感的。COVID-19超出了美国流行病应对计划，实际上也超出了各国对呼吸道传染病的传统应对计划。COVID-19是一个传染性极强、病死率非常高的超强病毒。美国现有的流行病应对计划完全不足以应对COVID-19。这个主题Anthony Fauci在过去几个月曾多次提及，特别在疫情早期：美国的制度设计是不足以或无法应对COVID-19。Fauci只是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角度来说的，没有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笔者一直关注美国左右新闻和媒体和评论。批评疫情应对的一般都是民主党/Trump的反对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个月下来，我没有看到太多真正结合美国体制、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对美国的COVID-19应对困境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或讨论。

 

基本全部分析都将问题归结于“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通常就是指总统、白宫和州长。然后大部分的分析又归结到Trump一个人身上。

 

翻译一下就是，美国的抗疫不力就是因为Trump。换一个人，美国就可以打败COVID-19了。

 

关注本博/公众号的读者们应该很清楚，笔者从最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开始分析的：美国如何用流感概念先入为主地理解COVID-19，并基于此影响了后续的应对行为。笔者后续写了多篇文章，例如4月1日写的《自私的自我：美国能象中国一样封城全面社交隔离么？》笔者认为依据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强制的社交隔离，包括采用封城这样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的。未来几个月，笔者不断将这些分析再进一步拓展，引申到政治层面，前不久，集中写了一篇《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3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

我总结了美国抗疫不力的十三个原因。

 

1、 政治制度——联邦/州/地方政府的分权体制

2、 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分离的体制

3、 巨大的种族和阶层差异问题

4、 美国将个人主义置于最高地位，甚至将其与社会/集体对立起来

5、 美国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片面强调

6、 “枪”的文化——拓荒精神、“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战斗的民族”

7、  “圣经”文化和反智主义

8、  缺乏共识的多元化社会

9、 美国政治和媒体在加强而非弥合社会的分裂

10、 缺乏尊老的价值观，不利对老人特殊保护

11、 美国的家庭组织方式不利于COVID-19防疫

12、 美国中低层“走钢丝”的经济存在

13、 其他文化因素——对口罩的抵触

 

实际上的原因肯定远远超出这十三个。但笔者要表达的意思是，美国抗疫不力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白宫作为美国广泛公权力拥有者中之一个（联邦政府里的行政部门），只拥有非常有限的权力。

 

一个强制隔离、大规模封城、跨州人口限制都做不到，一个根据其个人隐私保护哲学，连健康码都不可能推出的地方，一个为个人主义和反智主义所主导的庞杂社会，谈何抗疫？这些因素不是更换一个总统就能解决得了的。笔者认为如果是奥巴马、希拉里、拜登当总统，效果可能会好一些，譬如总统会带头出来宣传口罩的重要性，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疫情。因为防疫抗疫靠的不是总统的游说或身体力行，而是靠全国自上而下统一步调协调运作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公权力要能够全面、有效、一贯地推行政策（而不会出现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也不能出现各级司法干预各级行政的问题。公民/社会则必须做好准备为了集体让渡部分权利。所谓的“政治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肯定需要有所让位。

 

美国的整套政治法律机制设计，就是为了阻止这些因素的。分权制衡是美国政治的核心。政治和公民权利是美国政治价值的基石。否定这些就等于否定美国的根本存在。

 

所以，把美国疫情的应对不力归于“政治领导力”或Trump一个人，不是肤浅，就是避重就轻，看不到实质了。

 

笔者跟踪了几个月美国左右政治评论，确实看不到有深度的分析。压倒性绝大多数的分析是非常具体、具象，指向个人的，鲜有人能够跳出美国的政治体制，从第三只眼的角度进行分析。

 

Why? 笔者总结两个原因：

 

一、 美国人当局者迷，自认为美国体制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由衷的、坚定的信仰，是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们在认知上就不可能质疑、反对美国体制。既然美国体制是完美的，然后防疫抗疫又出了问题，那“排除法”告诉美国人，问题只能出在选举政治家。然后再挑里面能量最大的，那就是Trump。然后还有佛罗里达州州长DeSantis。这就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反省的最深深度。

 

二、 批评美国体制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是禁忌，因为它是反美的，“不爱国的”、“不美国的”（un-American），是在质疑美国根本的政治存在。所以美国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能看得见，但不敢说。笔者认为，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因为已经彻底被美国体制完美所洗脑。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到。这样的人很可能是民主党/自由派知识分子。这能觉察到真相的少部分人即便看到了也不能指出，因为指出也改变不了现状，还会受到批评。不如就把弹药都集中到Trump身上了事。

 

 

综上，我们比较中美，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人的批判，习惯把问题归结到体制上。“体制问题”。“唯体制论”。即便有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也始终来自于体制。“因为体制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人”，“因为体制不能约束和制衡专业的人”。反正归根结底就是体制问题。

 

美国人的批判：是把问题归结到具体政客身上，而不是体制。因为既然体制是完美或近乎完美的，那只可能是政客出了问题，具体政客这个人不好，能力不行。诸如此类。然后如果一个无能的政客不断当选/连任——譬如Trump连任了——那就是选民问题。但此时，分析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在美国的政治价值观里，每个人的政治价值平等，你不能去贬低选民，2016年希拉里在大选时贬损了Trump的支持者，就遭遇了极大的负面反弹，使得她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可能因此落败）。再就只能批评媒体、竞选资金和利益团体对政治的影响。但也就止于此，在限定的范围内讨论，不难再去深入分析——譬如说美国的选举体制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再去深入分析，涉及到美国民主与选举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就进入雷区，成为政治不正确了。

 

由于存在选举，就使得各方终有可能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政治舞台，只要自己的人一上台，就能在未来的数年内尽可能推动己方的政治议程，保护己方选民的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人当然会避重就轻，不去探讨体制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选举上。

 

因此，美国政治完全是由短期驱动的，把长期问题看作确然，回避，只着力解决短期问题。即便有学者知识分子能够提出大历史大社会的长期分析，这种分析也只能局限在书斋和象牙塔里，一定远离政治实务。

 

美国的“革命”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的一周，民主党初选候选人Bernie Sanders出版了自己的著作《Our Revolution（我们的革命）》。众所众知，2016年是Trump和希拉里的大战。而Bernie Sanders作为民主党内更激进、更左（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在初选即被更主流的希拉里淘汰。但他在美国的民主党“进步派”（包括许多年轻人）有很多的粉丝。

在这本书里，他介绍了他的选举理念和对各种议题的阐述和分析，包括贫富差距问题，种族关系问题，环境问题，医疗问题，媒体与利益集团绑架政治问题，性别收入差的问题、华尔街和大企业的问题。Sanders对美国问题的诊断和Trump是有交集的，只不过Sanders的关注人群更广（例如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女性），而Trump更加狭隘。在类似的问题上，Trump对有限的选民提出了右翼解决方案，而Sanders对更广泛的选民提出了左翼解决方案——因此也被“抹黑”为“社会主义者”。当然，整个Sanders选举中，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疑问，就是一个纽约布鲁克林出生的大都会犹太人精英究竟能否当选为美国总统？同样的问题适用于Michael Bloomberg。对这个问题的答复目前看来是否定的。

 

但笔者想说的不是Sanders的议题或族裔，而是他的口号：

 

“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

 

“我们的革命”已经成为2016年Bernie Sanders竞选发展出来的一个美国的左翼行动组织，还继续在民主党内及更广泛地社会组织运动。

  

 

“我们的革命”的三个关键行动：

 

“Win on our issues”——在我们的议题上取得成功；

“Transform the Democratic Party”——改变民主党；

“Elect progressives up and down the ballot”——“在各个层级的选举中推选我们的进步分子。

 

笔者希望提示中国读者的是，这就是美国目前最主流政治家提出的“革命”的概念——就是把自己的理念和议题进行广泛宣传，然后推举自己的人进入美国政治，获得选举成功。

 

对中国政治话语比较熟悉的人应该知道“革命”和“改良”的区别。

 

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推翻旧体制与旧秩序，建立新体制。革命往往是暴力的，强力的，强制的，不遵循现有体制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工运。对于列宁来说，是暴力的运动。对于毛泽东来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中文乃至大部分文化社会的语境里，“革命”是更激烈的行为，革命是要求推翻现有体制的。遵循现有体制，在体制内、秩序内运作的，只能是改良（reform）。

 

但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挑战和推翻体制是禁忌，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体制是神圣、完美的，只有特定的人物有问题，只有特定的议题处理得不好，体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切的行动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畴内进行，路径就是选举——把成功的选举，作为推动社会改变的起始点和基础。

 

因此，在Bernie Sanders的政治口号和话语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激进革命和改造，而是对美国制度的完全顺从。由于美国人如此全方位360度认可体制、顺从体制，使得他们完全不可能去对体制提出实质性的批判和质疑，更无法采取行动。美国体制完全限定了他们运作的空间，激进者也只能高举美国体制大旗，在划定的范围内作业，影响社会，推举自己的选举人。

 

过去几周，因为George Floyd被警察虐杀事件导致无数美国不断上街抗议。

 

但我们看到有任何抗议者对美国政治制度、体制、政府提出抗议么？会有人出来焚烧宪法么？焚烧美国国旗？会有人提出任何更具体具象的颠覆性举措么？

 

没有的。他们只能抗议一些“状况”。所有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选举。

 

美国利用分权机制，可以把大多数社会矛盾分解到各个地方的政客身上，再通过选举的可能性，把矛盾化解，人们抱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体制。人们总认为自己掌握权力，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政治，并在这种冀望下生活。

 

最厉害的政治，就是让你始终感觉拥有权力，始终对未来抱有希望，同时不改变任何现状。

 

过去几周，美国各地发生暴乱，国务卿Pompeo还可以出来傲娇地说（并贬低中国）：我们的人有集会、表达、抗议的自由。

 

美国的体制似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只要给予人们表达和抗议的自由，就可以自认为道德优越，然后为所欲为了。

 笔者写过一篇文章，《从“道德许可”、“黑小将”到“香港病人”》，文中对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这个概念进行了说明：

 

“人们如果认为自己之前做过一些好事，那么就有可能容忍（甚至放纵）自己未来做一些不那么好（即不符合自己及公众道德标准）的事。”

 

美国的制度情境是这样的：只要允许人们表达，随意的骂政府，就是给予人们“政治和公民权利了”。这个允许本身就是美国的制度优越，是目的而非手段。之后，政府啥也不用做：“虚心听取，坚决不改”。几十年来这么多种族冲突与暴乱的背后是——这种公民表达无法带来实质的政治转变。美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变化。忍无可忍的市民不得不在每每积累若干年后走上街头。

 

美国的选举制度带来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国家性的“道德许可”：

——首先是赋予人们选举权，给予人们一些名义上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让人们感到自己拥有形式上的自由获得道德上的自满；

——然后政客和精英就可以诉说自己制度的伟大光荣正确和正当性。“我们允许黑人走上街头呀，所以我们的制度先进”。“我们都让奥巴马当总统了，怎么可能歧视黑人呢？”

 

美国政治的第一阶段，是把“表达问题的权利”直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让你表达了就可以了。

美国政治的第二阶段，是把“表达问题的权利”作为“纵容恶”的合法性依据。我都让你表达了，甚至我都让黑人当总统了，你还叨叨什么啊？

 

可以看见，美国的分权和选举体制已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认知陷阱”——人们认为这个体制能够无限对个体赋能，提供无限的潜力和可能性，可以改变一切。这个体制就好像一个黑洞一样，把所有的能量全部吸收和消解——哪怕对现实不发生任何作用和改变。

 

笔者认为，美国体制是不会内爆的——不存在来自美国社会内部推翻和改变美国体制的力量。美国体制足够强大，已经可以做到改变文字语义，把“革命”行动化解为在选举体制内有限的改良。这个体制非常强大。

 

只有极巨大的外部压力才可能改变美国社会。

 

中国正在给予美国这样的压力。一开始只是隐约地，看不清楚，现在伴随中国崛起，就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美国不能批判自己的体制？

 

除了选举政治能够给个体“赋能”，让个体获得一些掌握和影响现实政治的虚幻感觉之外，也与体制对美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相关。

 

如笔者前两天撰写文章《美国为什么读不懂中国——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到欧洲文明，到美国政治》所提到的，美国是一个超民族国家，融合不同种族、民族、文化、社会的人。把这些人维系在一起依靠的不是血缘、种族和文化，而是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对美国宪法的认可，对美国基本政治价值观的认可。

 

政治价值和美国的体制，就是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

 

否定美国的体制，就等于否定美国的民族身份，就必然是反美的。

 

不同文明都有构建自己民族认同的基础。

 

欧洲国家的民族认同基于种族（race）、血缘（blood）、土地（land），然后才是语言和文化对于欧洲民族来说，否定自己的种族、血缘、土地和语言，就是反对自己的民族性，是很难接受的。

 

中国具有超民族性，民族认同更多地基于文化、语言，只要能够融入中华文明，就可以被接纳。土地是其次，同时种族和血缘也都是因素。但总体来说，中国人的包容性很强，种族和血缘等因素相对更弱。对于中国人来说，否定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对中国疆界的认知，就是否定或不忠于中国。

 

对于美国来说，种族、血缘、土地、语言、文化、历史都不是关键因素，只有政治体制才是。否定美国的体制，就等于否定美国“民族”，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对自己的否定都是难以接受的，无论是欧洲、中国，还是美国。区别于欧洲和中国的只是，美国的民族性是构建在政治制度与价值的基础上的。

 

什么情况下，一个社会/民族会对自己的民族性进行否定？

 

笔者以为，只有在跨民族、跨国的国际交流里遇到了重大挫折，才会产生这种自我否定。

 

只有遭遇了非常巨大的失败，才可能有自我否定，甚至产生“自我仇恨”。

 

中国的民族性是构建在文化、文明基础上的。过去一两百年间，中国受到外族侵略和欺凌，全面落后挨打，遂对自己的制度、文化产生了质疑。这种自我怀疑和否定持续到今天。中国人倾向于在传统文化上寻找自己的“劣根性”。

 

当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地位提高，人们又会变得更加自信，能够更多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实践中的优点。

 

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的民族性就是自己的体制和政治价值观。除非美国体制遭遇重大挫折，被中国全面赶上、赶超，甚至在某次竞争或冲突中落败，才会使美国人有醒悟的可能性。美国“四个自信”的基础是美国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的强大使人们认为美国体制必然优越，基于此认定美国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必然优越。美国防范和打击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跃升为可以挑战美国国力的强国，其实也是捍卫美国的国民优越性和民族性。

 

中国如果有一天崛起，把美国竞争下去，碾压美国的制度，那就一定会使得美国的国民自信心受到打击。

 

也只有那个时候，美国人才有可能对自己的制度模式进行更深刻的自省，才有可能摸索和实施一定的改良。

 

笔者认为美国政治/社会有极强的制度惰性，在短时间内主动进行自我调整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外力。

 

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会给美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一定时点，美国一定会被迫反思自己的体制，寻求更多的转变及改良。这正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面对日本崛起时工商业界所考虑的问题。所以，美国更加关注中国将只是时间问题。

 

伴随中国的崛起强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就会越大。同时，美国也会经历相对衰落，对全球的软力量及政治影响力也会相对衰落。未来中国一定能够提出一个挑战、制衡、补充（用语并不重要）美国的模式，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将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进程，并可能为我们有生之年所看到。

 

最后，如果说美国有什么中国需要汲取的原则性的制度教训，就是我们要时刻保持谦卑，千万不能自满和麻痹，要时刻看到自己的不足，寻求改良、改进，不断升级和升维。“四个自信”固然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中国式的低调、务实、谨慎、谦虚、中庸，万万不要美国盲目、自大、缺乏自省及有些粗俗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