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公知时代”的中国舆论市场

​去年国庆七十周年的时候，有的网友就评论：和六十周年相比，七十周年的氛围明显更热烈。换句话说，就是对共和国奋斗历史、对中国道路认同的民众增加了。

2009年时，新自由主义和恨国党在网络上整体占据上风，并随着此后爆发的移动互联网而一度蓬勃发展，甚至曾经形成了“政治正确”。如果表达对体制的认同，对开国领袖的认同，反而在网络上是会有风险的。后来的刘嘉玲事件即是一例。

六十周年时，虽然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崭露头角，但经济规模尚未超过日本，国内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野蛮生长到处都是，西方世界虽然遭遇经济危机，但相对意义上的巨大优势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挫折，西方政治家表面上还是相对中规中矩。因此中国的形象仍然是个“遥遥无期的追赶者”，再加上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人感觉不太出体制的优势。

2020年一月份面对疫情初期的慌乱，曾经一度让对中国制度贬低的有些人又兴奋起来，又始谈论“西方制度优势”、“‘自由民主‘’面对疫情的优势”。但令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想到，光环在身的西方世界面对疫情竟然能表现出这个样子。官员竟然能这样自私、无能、无耻，民众竟然能这样愚昧、反智、落后。

原本以为是一次反击，结果变成了回光返照。

西方世界在中国舆论场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的“神性”光环。这种光环在过去二十年里成功影响了很多国人的思维，只要我们和西方做的不一样，那很多人下意识地就会认为“是我们做错了，人家美国可是那样做的”。

新冠疫情对西方的形象来说，堪称是一次《人间宣言》。

他们不是神，不是每个行为和决策背后都有中国人无法理解的高深理由，以至于需要公知这个“二传手”来为中国民众来“启蒙民主”、“解读普世价值”。他们的治理水平甚至还不一定比中国普通县级领导强多少。无非是沾了工业化早的光，祖宗靠光彩的或不光彩的行为占了优势身位，惠及今天的子孙而已。

公知过去二十年为什么能占据舆论优势，归根到底是西方的实力优势在中国舆论场上的映射。西方是神，公知就是传教士，是具有对神谕做出解释权的人。而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教模式，经济发展使得更多普通民众也能亲身接触到“神的国度”，甚至比传教士公知们对“神”的了解更直观和深刻。这导致公知对“神”的垄断解释权不复存在了，而近距离观察所发现的“神”的丑陋和阴暗，更使得传教士们的话语权和“道德高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在《常凯申文集》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分析过，所谓公知，不过是一群从“各个角度”反对体制的人的集合，如果把体制本身拿开，这些人之间的观点就是互相尖锐冲突的。

能把这样不同政见的人组合起来，并且还能产生相当的舆论影响力，靠的就是西方世界由实力衍生的“神性”光环。

站在“神”的对面，不和“神”保持一致的，那肯定就是魔鬼，是“邪恶”的，至少也是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泼皮无赖贱招，加上抗击疫情和治国理政的无能、甩锅、肤浅甚至滑稽的面孔，让美国勉强表面维持的“神性”光环全无，即使拜登上台，也很难重新建立起来了。因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去工业化导致的国力相对衰落。

“神性”光环没有了，开始和人对喷了，公知作为二传手、传教士、与神对话渠道的垄断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有趣的是，与公知一样，“自干五”同样是一群由“否定”组成的队伍。公知是通过否定中国体制来标识身份，自干五则是通过否定公知来标识身份。当然，这种标识往往是在“他者”的观察视角中呈现的。

与公知一样，“自干五”或者说方方眼中的“小粉红”，其内部的政治观点和派别同样是五花八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公知的民族自虐、道路自虐式的胡说八道所不满，由此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如果“公知”式微了，也就是说，虽然仍然还存在，但是话语权大大旁落了。另外一方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无处不在，矛盾可以演变转换。旧的矛盾消失往往意味着新的矛盾开始，或者原先的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升。

比如说公知的对立面里，其实从“极左”到左，到右，到“极右”，各个政治光谱都是存在的。从最左边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派，到最右边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诸如国家主义者、中华传统文化捍卫者等等，彼此之间其实并不完全是一路人，而只是由于公知对整个民族、共和国历史的否定，分别触碰了这些人群中不同的厌恶点，因此使得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公知的话语权。

当然，之所以公知能触碰这么多类人群的厌恶点，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这七十年来的成就很伟大，从不同角度给了很多类人群信心——比如对于民族主义者，他就意识到中华民族不比西方白人差；对于激进革命派，他也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不可战胜；对于部分毛派，他会觉得前三十年打下了基础；对于国家主义者，他会觉得只有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才能更好的生存……

但是，这些厌恶点实际上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使得一旦对立面消失或者式微，由主要矛盾蜕变为一般矛盾，那么这些人内部的不同见解的冲突也会逐渐浮上水面。

过去，公知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社会批判权”。因为当时西方的“神性”光环在，所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批评可以非常肤浅，只用“体制问题”四个字，就可以获得诸如“中国良心”的称号了，不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对技术层面可以完全不去了解。因为你和“神”的体制不一样，所以眼前的一切问题自然都是体制导致的，定体问就足够了。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当公知很容易，只要把“体制”、“专制”、“民主”、“自由”、“独立思考”、“普世价值”等等几个词翻过来覆过去的排列组合，你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无论你是高中毕业，还是教授博导，当起公知来，都是半斤八两。

而中国崛起之后，对方的“神性”消失。再批判，就没有这样容易了。你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没办法再简单用一句“体制问题”就糊弄过去。别人会继续想知道，究竟是具体哪个体制，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这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应该在技术层面怎么解决。

当“某殇”式的情绪化宣泄随着中西实力对比而冷却后，就事论事就会逐渐变得有市场起来。毕竟公众也不是抖M爱好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想当公知们的情绪宣泄树洞，而更希望更深地理解（至少是讨论）这个现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究竟是什么。

某位网络媒体人搞的“睡前消息”，就敏锐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蓝海市场”。

市场上的键政消费者被公知用简单粗暴的“定体问”喂了二十年的屎，一旦有人愿意给做点饭吃，哪怕不是那么顿顿可口，也必然会逐渐吸引客户。

公知丢掉的市场份额，会被其他群体慢慢瓜分掉。

更尴尬的是，公知在未来将会逐渐发现，他们连“批判社会”，都要搞不过广义上的“自干五”了。

而之前松散的联盟，在具体的问题面前，也同样会产生矛盾。像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各种左派右派等各个流派，过去有公知这个共同的敌人在还显不出来，公知没了之后，互相也会争吵起来。比如现在的微博上，关于前后三四十年的理解，关于某些政治人物的认知，就天天吵架。再比如更敏感的劳资矛盾、如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剥削问题，如何看待内卷的问题，如何看待阶层固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和资本家的问题……

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崛起之后，未来也将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前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可供我们参考了。面对我们内部的问题，各个派别都会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这也是思想市场的竞争。

当然，有一类思想竞争是破坏性的，比如玩美国式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通过人为竖切来割裂社会，故意在国民内部挑动原本不必要的“身份”矛盾来谋取利益。经常看我文章的，应该知道这里说的是谁。

“后公知时代”的中国舆论市场，整体上会是“泛爱国”的，季子越这样的人，活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亲西方的恨国党会丧失主要玩家的地位，而逐渐沦为各派中的一支普通力量。但这不代表松散的“泛爱国阵营”内部之间的思想冲突一定不会激烈。

比如说，在中国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派是有很大共同认同的，二者往往会结成同盟，因为弱小国家的解放和建设过程本身就是反击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过程。但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国家行为的理解，可能（当然也只是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看法。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种未来可能的冲突一定就是“零和”的。作为一个老“键政”观察者，我的看法是：只要总体上是爱国的，任何观点都不妨去听一听。也没必要立场为先，党同伐异，如果觉得对方有道理，也要善于补充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如果觉得对方没道理，也试着去从逻辑上捋一捋，看对方到底是错在了什么地方。

公知“泯然众人矣”之后，中国的舆论市场上并不会变得“千篇一律”。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时代，会随着“前面没有石头可摸了”而缓缓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