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摩尔论高考

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写作他的名著《乌托邦》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随后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围绕大学而发生的刻薄冲突和剑与火的争斗。在莫尔对大学的集中攻击中，他着重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牛津在当时的倾向乃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采取一种非常殷勤的态度。它一心要防止贵族的地位被社会变革所动摇，并且主动担任社会医生，帮助贵族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

与此相反，莫尔从未给贵族写过什么东西，除非是为了辱骂他们。他坚定地宣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有助于人们成功发迹的那一类品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贵族肯定都是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无用之辈。而穷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朴"之人，他们的勤勉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顺从的习性却使得他们永远受人欺骗、愚弄，得不到应得报偿。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为了自己邪恶的私利而把持国家大权。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要么是纯粹的寄生虫和无聊的享乐的制造者"。而"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和木匠——如果没有他们，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却是在替他们卑鄙的主子当牛做马"，之后又遭到遗弃，十分悲惨地死去。

在《乌托邦》的一个几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里，莫尔明确警告说，如果大学仍旧奉守正统，将社会财富等级中较低的阶层排除在其教育蓝图之外，那么大学将得不到新鲜血液的给养，也因此无法感受更大规模的社会使命的刺激，从而在这种贵族圈子永无休止的顽固轮回当中，耗尽肌体的活力，最终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价值而走向消亡。

不过，莫尔很清楚，大学本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突破，无法独立地使其自身走出这个烟雾弥漫的深渊。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判例中，莫尔以英国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写出了下面的判词附录：

法律依其本性无法进行自我变革，如同大学依其本性无法自我变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