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337）苏联军事专家对志愿军的看法和帮助

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同意邀请中国人员赴苏学习。朝鲜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延长正在中国工作的126名苏联专家的期限，时间为一年，同时要求苏联接纳一批中国的经济工作人员(133名干部和33名翻译)到苏联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为3个到半年。这两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的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因有些专家回国，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国派遣239名专家。这些专家顾问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韦斯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划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 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

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

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

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

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　　

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空军陆战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空军陆战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全部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中国的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在培训中国军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到直接参与或干预在朝鲜战场作战指挥的情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引自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沈志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本书史料扎实，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