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百年中国思想浅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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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昌济开始

想要把握早期的“毛泽东之思想”，不能不谈杨昌济。杨昌济无疑是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他本人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杨自日、英、德修哲学伦理学归国，任教于湖南一师，对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对培养了他对哲学的热情，二是对道德伦理精神的笃信。杨昌济是当时的湖南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不仅通旧学（以程朱为代表），而且有留学经历（在海外近十年），对西方哲学也有见地。这样一位人物执教一师，确实是其时学子的幸运。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几位同学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担任指导。毛泽东的哲学修养中，中国传统哲学积淀丰厚，同时也有些西学色彩，虽然不能说完全拜杨所赐，但一师时期的这位恩师无疑是他的一座灯塔。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杨昌济，即杨怀中）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1918年前后，毛泽东曾阅读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此书其实是杨昌济开设的修身课所选的教材，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做过大量的笔记，后来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名被收入一些文献资料中。

      杨昌济的育人理念滥觞自王学（即心学），而王学（将陆九渊也算在内）讲究“六经注我”，十分重视个体的主观实践，即所谓“知行合一”。心学把“致良知”作为最高原则，这种对主观意志的高扬，感染了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仁人志士。至于学术观点，杨昌济兼收王夫之，基本继承了王夫之对儒家的合理批判（如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批评），同时又吸取了欧洲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进步成分，这些都使得杨能够对毛泽东起到关键的“启蒙”作用。

从这个线索出发，青年毛之思想，毋宁说是从陆王、王船山、谭浏阳到杨昌济一脉相承的。杨昌济曾强调锻炼意志的重要性：“道德教育，在于锻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意志”和“锻炼”这两个重要概念。杨昌济“唯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以久制胜”的思想，也被毛泽东身体力行，成为他“修身”的关键环节。除此之外，静坐、不吸烟、不涉狎邪、远足等具体的修身方式，都是杨昌济在一师所倡导的内容。

杨昌济这位老师带来的“哲学”与“道德伦理”这两个影响，我们首先具体谈谈哲学。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就算是对毛泽东时代所知无多的人，也不会不熟悉。在毛的语言体系中，哲学概念（尤其是马列主义观点的）是基本构件之一。从个人精神生活来看，马列理论著作、哲学著作（不限于马列经典作家）和中国文史著作是他一生中阅读、研究的最多的三个领域。青年毛泽东系统性的哲学学习，肇始于杨昌济的培养。杨昌济在课堂乃至课余时间对毛泽东形成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有趣的是，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师生组织的哲学小组，一度成为新民学会的雏形，毛泽东和蔡和森正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新民学会对于初创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人员和组织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的学习和研究并不是学究式的，对于深究概念和文字，他兴趣不大，这个时期他对哲学的思考，主要是体现在对世界和社会总规律的探索上，并且他时刻想要把理论性的文字与生活实际做紧密的联系。在一师时代与友人（黎锦熙）的书信中，毛泽东曾表示“要将全副功夫，都向大本大原处探讨”。这里的“大本大源”，我认为在文字上是直接受到曾国藩的启发（《曾国藩家书》中有“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的文字），但涵义相比曾国藩有所扩展。毛在自己的理解中，不仅将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视作“本源”（这是学科理论上的本源），几乎一切决定事物细节的大的根本因素，都会被青年时代的毛称为“本源”。

青年时期对哲学的喜爱至少对毛泽东的一生产生了四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让他具备了接受并发展马列哲学的个人内在素养（于知识层面）；二是让他具备高度理性的宏观层面的思考和思辨习惯（于思维层面），这有时不免是抽象的；三是完善了他的整个内在人格与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于思想层面）；四是指导、帮助了他的革命、战争与政治实践（于做事层面）。这四个方面失去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使得后人所熟悉的那个“毛泽东”不成其为“毛泽东”。

“天下之心”

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毛泽东也试图从哲学高度的“本源”来思考问题。在1917年给友人（黎锦熙）的一封信中，他说：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

这段表述对我们理解“毛泽东之思想”相当重要，它不仅说明了毛青年时期就抱有的对“天下之心”的重视，同时也令人想到《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理论。这封信中毛将“天下之心”拔高到“本源”的位置，实际上也就是拔高了“天下人之心”。这一点代表着毛思想中的独特主张。长征时期及之后毛思想中对“意志”和“革命情操”的高度重视，基本就来源于此处。M.Meisner在研究延安时期时，称毛思想中的这种倾向为“唯意志论”，认为毛非常重视“思想建设”，并且毛笃信“正确的思想是进行有效革命活动的根本前提”。这个判断，我认为是不错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学风和文风”，坚持做“作风”与“思想”上的工作，这是他独特政治艺术和领导艺术的一大亮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写作）

我们为什么说这是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因为对“思想工作”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毛。首先，毛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特色？最开始，如上文所言，是学生时代对“天下之心”的重视。接着，他在实践上获得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新民学会时期，毛就负责学会的通讯和宣传，后来参加国民党二大，被委任为宣传部部长（代理），负责日常具体事务。在此期间，他主办了国民党《政治周报》，经常亲自发文抨击广东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另外，他在湖南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办得有声有色。可见，他不仅青年时就有重视思想建设的习惯，而且在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上积攒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这种对人的主观精神的重视，尤其是对“观念”、“思想”的重视，渗透在毛式政治的方方面面，后面我们还将再次提到。把政治作为根本出发点来开展工作，是毛一直以来的坚持。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表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并且要在井冈山“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钻研并吸收了克劳塞维茨和列宁的相关军事理论后，更是进一步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在毛泽东那里，军事（以及战争）是服务于政治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30年代长征结束后，当大多数人看到的是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专心发展有生力量，毛对长征的总结则是“宣传队”和“播种机”；在延安时期，以《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为代表的一系列谈话，也都是在思想阵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毛更是多次亲笔在舆论阵地发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猛烈进攻。这些细节，相信足以说明他对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正确思想”，对人的“观念”的重视，构成了他重视主观精神力量的第一个方面——而在其后的生涯中，毛泽东更是身体力行，与广大仁人志士一并革新了当时“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中国。

意志力

毛泽东对“意志力”（包括勇气、毅力、忍耐力等）的执着，就算是没有专门研究过相关历史和材料的普通人，也有所耳闻——求学时代每日冷水浴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意志力的锻炼是毛青年时期“修身”的核心任务，如前文所述，杨昌济的教育理念里，“修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曾国藩在他“修身”这项事业上的影响也不能不提。

曾国藩的成就，主要在于湘军和洋务运动，二者都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历来存在很多争议。纵然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曾国藩在修身实践上的一些成绩，除了强烈的封建经济色彩尚可指摘之外，一直为后世学习效仿，毛泽东也不例外。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上的一些方法成为毛贯彻杨昌济“修身”精神、打磨自己主观力量的手段。

关于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大多从湖湘文化的传承角度来切入。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几位名臣要么是湖湘本地出身，要么曾长期经营两湖。当时的湖湘地理上相对江浙闽粤虽较为封闭，但思想界却相当活跃，远有王船山、近有黄兴、谭嗣同，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时名士，湖湘人士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也贡献了很多不容忽视的力量。这里不打算专门梳理明清直到近现代的湖湘思潮这条线索，对于我们的中心问题而言，只要抓住曾国藩（也涉及胡林翼）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即可。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字，实际上就是取自胡林翼，一开始作“学润”（学习胡林翼之意），后来在杨昌济建议下改为“润之”（也作“润芝”，与胡林翼同）。思想成熟后的毛称曾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青年时期的毛至少对曾胡二人的事功和个人修身方法都很感兴趣，在后来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讲堂录》（求学读书期间一系列笔记的集合）中，大量抄录了《曾文正公集》中的内容，其中一些可能与曾国藩的原文有出入，但大意不变。这些内容的特点主要是：一，以具体的生活上的习惯和观念为多；如“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此谓良习惯。”、“以久制胜。即恒，到底不懈，积善。”等等。二，主要吸取曾国藩言行中仍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对于相对封建的内容则予以摒弃。像“劝学篇”“修身篇”就抄录了很多，而“理财篇”“治家篇”（包含了一些封建士大夫的落后思想以及封建社会的尊卑思想和保守主义）则没有多少。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几乎天天研究曾国藩，甚至在书信中写下了“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的文字。虽然关于毛泽东青年时期是否完整研读过《曾胡治兵语录》这件事，还有争议，并且他在坚定政治观点后对曾持否定态度（30年代后的毛泽东，不可能再用“收拾洪杨”这样的字眼描述太平天国），但曾国藩对他的直接影响至少一直持续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确信无疑的。

曾在做事上，最强调“勤”，这种“勤”，主要是通过“恒”的形式，这一点对毛影响尤其大。在《体育之研究》中，谈及运动之要点，毛泽东也指出了坚持的重要性（写作《体育之研究》正在毛研究曾国藩著作之后不久）：

“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

也就是说，坚持不懈是搞体育运动最应注重的一点。正如他所说，“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这几段文字，基本可以认为是受到了曾国藩的直接影响。

做事“有恒”最终也成为奠定他一生生活与修养基调的重要理念。在1920年（其时毛泽东已于湖南一师毕业），他就提到“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他的精神生活是“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到了晚年，政务缠身，这种“有恒”更显珍贵，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于1957年）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

（克里姆林宫）

如上所述，毛泽东青年时关于“有恒”的很多思考，都直接来自于他对曾国藩的研究，而毛之所以接触曾的思想，应与杨昌济的意见有关。曾国藩多次强调人要有恒心，做事要以坚持为原则。如“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大小事均尚有恒”等。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受其启发，便有“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等涵义相近之语。曾对毛泽东在细节上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如对韩愈文章的研习、《经史百家杂抄》打下的旧学功底等，他甚至在身体锻炼上也借鉴了曾国藩。也就是说，《体育之研究》的灵感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他学曾所得。

无论是坚持冷水浴还是效法曾国藩的“恒”、“久”，都代表着毛泽东青年时期对意志力锤炼的追求，他试图通过身体运动、学习习惯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手段促使自己具备更强韧的意志。这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笃信主观精神力量的一大体现。

道德人格的追求

毛泽东的“主观力量”中最复杂的一面，应当是他年轻时开始的独特道德观。概括地说，包括道德的地位和道德的内在要求两个组成要件。“道德的地位”相对简单，我们知道杨昌济最强调道德伦理的力量，“修身”的具体手段，目的正在于锤炼广义上的道德，这一点被毛泽东基本继承，并且毛泽东用追求理想人格（“立志”）的具体方式来解读他从杨那里得到的道德主义。与他的这种道德人格观一体共生的，是他“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能力至于最高”的追求。一些研究者称此为“个人精神主义”，主要是注意到了其中强调个性张扬、强调自我实现的成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伴随着这种强调人的个性的观点，在批注中他也表达了理想的平等主义思想：“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在此应当指出一个事实：与一些人的理解不同，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主义没有走向利己主义者的路线上，因为毛的个人主义目的在于“自完”（实现自我），而他“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的鹄的，正在于“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的自我实现，要“济人之急，成人之美”。这与他在讲堂录中讨论的小我大我之辨是一致的——宇宙乃一大我，欲实现小我，必从大我入手。因此，最终“个人主义”反而是和儒家的济世救民融合，演变成为了“利他主义”（姑且将“为人民服务”称之为利他主义，但这是很粗暴的分类法）。

道德的内在要求，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其复杂性主要在于毛泽东早期头脑中各派观点的混杂——德国的康德（泡尔生即康德主义者），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美国的杜威，英国的达尔文、赫胥黎与罗素，中国地主士大夫阶级的儒家传统、中国下层社会的“侠义”精神……都在毛的头脑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在此，我们想删繁就简，去粗取精，重点说明毛泽东青年时对圣贤豪杰这一理想的追求。杨昌济曾写道，“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也被毛泽东记录了下来，成为他的理想人格。如李泽厚所言，毛的“主观道德律充满了传统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特征”。最后我们想指出，毛泽东的动态观和强调自我实现的个人精神主义的化合物，是他对豪杰、圣贤的无止境的追求——“吾人需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唯事能达到”。这种无限的追求理想的冲动，是毛的人格中的一大特征，也将影响后来的新中国。他理想人格中对“圣贤”（代表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和“豪杰”（代表社会下层百姓的“义薄云天”）的融合，是相当有趣的一个现象，后面我们还将看到这种大雅大俗之融合、“书生气”与“土匪气”之融合在毛的政治实践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道德至上的心理倾向，在长征时期及其后有突出的表现。长征结束后，“勇于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Meisner语）的价值观念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这一方面来自于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来自于长征路上他们彼此支持、不离不弃的生活印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自我要求，很早就可见于毛的思想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样的道德要求基本也弥漫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空气之中，它与“铁人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一个个鲜活而令人动容的丰碑之间是否存在思想上的浸染和递进关系？我想是有的。

主观精神力量：思想、意志与道德

综合了“思想”、“意志”和“道德”的概念，正是我们常说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正确思想”，还是“强意志力”，抑或“道德伦理要求”，都是为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服务的。毛泽东对于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的重视，也使得他一生保持着对认识论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在他的语言体系中最频繁使用的哲学范畴，便是认识论。“主观能动性”何以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中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可能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考察其在生活观念上的来源，可能与他小时候的在家庭中的“反抗”经历有关，毛泽东少年时期就对“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道理深有体会；而在理念上的来源，李泽厚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即王学（指陆王心学）知行合一的核心概念本身就强调了主体实践，“使后代许多志士仁人——从康有为、谭嗣同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郭沫若，都或多或少受了感染和影响，把它作为向旧社会、旧制度、旧风气进行抗争、抵制的精神武器和依靠”。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毛泽东一生对人的主观精神境界的追求，也与他自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极强烈的自尊、自爱和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理想人格有关。毛泽东对自己的理想人格命名为“豪杰”、“圣贤”，不是偶然的。对于英雄主义式的“豪杰”（往往带有中国古已有之的反叛冲动与任侠精神）的追求，从少年时便开始：“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

正如我们之前所总结的，“豪杰”“圣贤”代表着无止境的至善追求，在毛那里，登顶一座山峰时，看到的是另一座更高的山峰：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毛泽东的这种不断追求圣贤豪杰的理想，也体现在他的个人“作风”层面，他称之为“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具体的自我要求包括“不为浮誉所惑”、“不与流俗相竞”、“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等等（皆出自《讲堂录》）。这种追求有时甚至显得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到了自行其是的程度。比如，他从不追求科科高分，对于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意义不大的学校课程，他就敷衍过去——“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在毕业后他表示“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虽然对于学校教育有一些负面印象（更不必提毛曾在1915年因学杂费上涨一事“带头”“闹事”驱赶一师校长张干），毛泽东在自我教育上却站在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如在1912年（时年19岁）他在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其后不久与湖南一师合并）前，就有过一段“沉浸式”自学：

“（我）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

如果我们用生活化眼光去看毛泽东的这种个人“风格”，把一师时期的他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来看待，就能发现，强烈的自我意识、绝对的自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同学称之为“浑身是胆”）和极强的“行动力”是一以贯之的。毛在私人生活上相当简朴低调，但在行事上相当“高调”，如同风驰电掣，冲劲十足，“沛然不可御”。

综合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毛泽东之思想的第二个底色：对主观精神力量的极度重视——具体包括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人的意志力的追求、对人的“正确”思想观念的重视，以及对人的道德精神的肯定等等。人的意志力是主观能动性的能量源头，而道德精神决定了主观能动性的前进方向，正确的思想观念则保证主观能动性能够肩负起“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从而在实践中一步步跃上新的台阶。这便是毛泽东之思想的第二个基因：对人的主观精神力量的高扬。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主观精神力量的重视，其实暗含两个侧面，一是对自己的主观精神力量的重视，二是对他人的。他人的主观精神，便是“天下之心”；而关于自我的主观精神力量的最早的理论性思考，不晚于《讲堂录》时期：

“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这是毛改自杨昌济一篇文章的表述，这里已经隐约吐露出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因此“我”的主观的力量自然要积极参与客观世界，并且，纵然“山河大地”，仍然是成事在人，流露出积极而奋勇的心态。这一点，李泽厚的相关研究，是有洞见的。他认为这体现了“贵我”和“通今”两个要素，并且将“动力”、“贵我”、“通今”三者总结为“青年毛泽东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雏形”。

不过，这样的分析和总结仍旧未能（或没来得及）将毛中后期思想和脉络与之联系起来，在逻辑梳理上尚有欠缺，并且没有打通世界观和人生观间的沟壑。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唯我”和“唯目前”？“贵我”（唯我）实质上包含着一组比较，即主体的认识和实践力量与客体的条件约束力量之间的比较，在这组比较中充分提高主体力量的位置，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充分相信主体力量。而这不正是“动态视角”的必然产物吗？世界上最明显最重要的一组动态矛盾关系，不正是主观（我）与客观（非我）的矛盾吗？在这里，毛泽东将宇宙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统一在了“动”的框架上，毛早期思想中的“动态”与“精神力量”两个基本元素，轮廓已非常清晰。至于“通今”（惟目前），李泽厚以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角度去理解，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惟目前”在毛青年时期之后的思想中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内涵，这就已经不仅仅是“实用理性”所能概括的了。“惟目前”后来演变为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重视、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等一系列毛在做具体工作时的基本方法。特别是在“古今”对比和“实际情况”与“书本理论”的对比上，毛有过大量的经验总结和论断，早在一师时期，毛泽东就把实地考察的调研方法奉为圭臬，认为“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而在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及之后，这种看法更显其重要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应当说，重视实际情况、善于发现和研究工作的实际问题、认真对待现实挑战、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些优良传统，是与毛青年时的“通今”观点分不开的。延安时期所流传的“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也侧面说明毛的个人特色。说到这里，“唯我”和“唯目前”就算是彻底搞懂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单独来看是搞透彻了，但综合来看仍差一步。也就是说，要把“唯我”和“唯目前”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作为方法论。不妨回到毛最闻名的军事方面上，由于客观条件约束中既包括客观中的主观精神（比如敌军的指挥官，他的主观判断对“我”是客观的），也包括客观中的物质条件（比如敌军的兵力与装备），因此“唯目前”，就是要对敌军和敌方将领进行谨慎细致的研究和准备，而“唯我”，就是要不畏敌人，绝对有信心取胜，并且能够积极发挥主观力量以取得胜利。这便是“唯我”和“唯目前”的结合，在毛思想的中期，演变为著名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把一个人年轻时的几句笔记和他后来的一句口号联系起来，会否有些不必要了呢？答案是，不仅必要，而且非常关键。因为毛多次谈及这个在主客观间进行平衡与斡旋（在英文中有个很贴切的动词，即leverage）的方法，他曾用非常成熟的语言体系来阐释这个道理：

“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可见，毛泽东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是与他对客观实际的充分重视相结合的，这就使得他对主观能动性的热情没有陷落于盲动和唯心主义的狂热之中。调查研究的习惯，求实务实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中期（尤其是井冈山、长征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面。有人说毛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的哲学是斗争的艺术。那么这建立在主客观关系上的“唯我”与“唯目前”的纽带，正是这艺术的璀璨结晶。

上面我们看到，我们虽然称毛思想的第二个基因为“力量”，但主观精神的“力量”在毛泽东之思想中的意义，虽然包括了“毅力”和“意志力”，但本质上远高于今天老生常谈的“培养毅力”。“主观精神力量”这个范畴，配合“动态视角”，几乎就成为了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脊椎骨，主观能动性、意志力、道德精神这一系列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及其所蕴含的力量，近乎定义了毛的一生。这颗伟大的心脏跳动了八十三年，对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是这颗心脏中最有力的一股肌肉。

同样地，在毛的诗词中，我们能发现很多对主观精神力量的描绘，它的威力经常被夸张和想象手法描述得十分巨大。毛是资深的唯物主义者，自然明白主观能动性要为客观条件所限制，并且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于是，诗词中的描绘就更多的是作者的信心、决心的象征性体现，充满汪洋恣肆的想象，而不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探讨。同时，与上文所述动态的宇宙观乃至“抵抗”的人生观相结合，这种主观能动性更多地表现为奋斗乃至战斗的姿态。奋斗与战斗的对象，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还包括自然界，这些画面都能给人以极强的鼓舞。“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是相当瑰丽的想象，一把宝剑便可三分昆仑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颇有些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慷慨自信，“只要肯登攀”，便能做到“世上无难事”，这不正是对个体的主观能量的极大肯定吗？而“登攀”这个过程，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可以说，这几句是毛《实践论》的情感延伸。“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是外界重压下主体的非凡定力与广阔胸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出自《清平乐·六盘山》，写在1935年革命低潮期，作者仍然没有放弃对主观精神力量的信心（当然，这里的“长缨”主要是说工农红军的军事力量），依然蓄势待发，准备迎接下一个历史的高潮。“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伟大主观实践力量的歌颂。最著名的那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可以和毛在读红楼梦时最喜欢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在一起看，都是对主观精神力量（这里主要是说勇气和牺牲的决心）的高度重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是再直白不过的直抒胸臆。可见，无论是青年时期“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自信，壮年时期“今日长缨在手”的战意，还是老年时期“只要肯登攀”的坚定，毛的一生都是在他的这种“主观力量哲学”上活动的。

当我们作为后来者来审视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其中“主观精神”这条线索时，我们总能看到杨昌济所留下的光辉身影。这位恩师（同时也是岳父）将“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需苦战奋斗”的火种交到了他这位学生手中，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将在他离世后不久以燎原之势，照亮九州一隅。如果说毛泽东的“头脑”是冷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么他的“心”却确实始终燃烧着老师留下的这团“观念主义”之火。火种已经闪耀，但还需要土壤，一片压抑了太久的广袤土壤。

群众中心主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做的报告）

毛泽东之思想的第三个基因，便是对群众的信仰。对“人民群众”的信仰在毛泽东那里，首先是情感上的，其次才是理智上的。毛首先是在情感上依偎着“普通百姓”，其次才是在理智上看到并且坚信广大群众的力量，这不仅是逻辑上的先后次序，也是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国外不少学人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政治理论方面）称为“民粹主义”的，也是由于嗅到了这第三个基因的气味。但他们的不足在于试图用一个理性决策（在政治上选择民粹主义色彩的路线）来概括毛思想中的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毛之思想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了。这种可以称之为“普通群众中心主义”的想法一开始是作为纯粹的情感出现在他的头脑中，而这要远早于他在那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发现并记录下了广大农民——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否认毛对群众的信仰，更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当年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巨大推动力。仅就“人民”和“群众”这个两个词汇而言，毛在自己的理论和语言体系中应用频次之高，应用内涵之丰富，近乎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毛泽东的“普通群众中心主义”情感，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母亲的影响。毛的母亲文氏笃信佛教，抱有行善积德、关怀苍生的佛家道德观念。在埃德加·斯诺对毛的采访中，毛提到“（母亲）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这种朴素而宝贵的对待弱势群体的善意，直接影响了毛的性格和世界观，在这篇采访中，毛进一步提到：

“（某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去头颅……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这件事的发生应不晚于毛15岁，可见“普通群众中心主义”首先是作为强烈的情感存在于少年时期的头脑中，至于他政治观点成熟后的“群众路线”，也可以说是这种情感的天然产物。毛泽东的“群众中心主义”，在他的政治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中比比皆是，但这些都是高度理性的产物，除了自己的诗词，他很少直接在纯粹情绪的层面上表达这一点。晚年时期，这种情绪的爆发更频繁而直接一些，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白，则来自于他与贺子珍的对话，这种群众中心主义的情绪，同战友的牺牲和爱人的苦痛一并让人潸然泣下：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在斯诺的采访中也记载到，“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作为理性思考的群众中心主义，也即作为严肃政治观点的“群众史观”及对应的政治主张，则成熟于毛一师毕业（1918年）后不久，以他在1919年于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为标志。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已经开始频繁应用“阶级”这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总体却仍不够成熟。但仅仅过去五年，在1925年时，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就已经成熟定型，和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差异不大了：“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唯目前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我们照样可以借《民众的大联合》品味出非常具有毛之特色的动态“辨证”观点（简单地说，便是在不利处见其有利，在黑暗处见其光明的“自信”）：“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这与他建国后对“一穷二白”的中国所发的宏愿是一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多作品直接抒发热忱的“群众中心主义”，这进一步为我们上面的结论提供了支持。“百万工农齐踊跃”，这是革命初期的一腔热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这是新中国草创后的由衷感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人民卫生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后的欢欣喜悦。“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功成不必在我”的高洁情操。“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是重庆谈判后的肺腑之言。这些放一起看，要么是表达群众自己的情感，要么是表达作者对群众的情感（这二者当然是不可切割的），都是建立在“普通群众中心主义”上的艺术创作。从这个角度上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大纲领，而这些诗词创作是作者本人给出的生动样例。

最为著名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也是作者这种情感的体现，这一点，只要联系作者晚年的“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就不难发现。与“五帝三皇”相比，盗跖、陈胜，都是些“瓮牖绳枢之子”，但正是这些“氓隶之人”而不是帝王将相，他们才是今朝真正的风流人物，更进一步说，他们才是“今朝”的创造者。能够读到这两首词的联系，同时考虑到两首词的不同年代（1930年代与1960年代），比对两个年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我们便能够品味出太多历史的沧桑。

如果遮盖掉这些诗词作品的写作背景，会让人联想到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历史责任感和“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道德观念。如果有人想要更深一步去挖掘，甚至还能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影子。不过，将毛的“群众中心主义”单纯理解为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天下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却也是不合适的。最明显的一点在乎，儒家的尊卑有序概念和一系列只适用于封建小农经济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在毛的群众主义中荡然无存。儒家的“士大夫”与“黔首”之间近乎不可磨灭的鸿沟，也被毛的群众主义粉碎掉，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从群众主义的情感在青年时代的毛那里巩固之后，士大夫（或者进一步说，“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色彩就从未进入过毛的世界中，纵然毛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毛的群众主义，便更像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非“为生民立命”。“民胞物与”，多少还预留了一些“我”和“民”之间的差异，但毛的群众主义则根本上将“我”和“民”作为一体性的了，二者之间只有主客之分，也就是存在认识论范畴的差异，而不存在物我之分，也就是没有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如果通过之前提到的毛对主观精神的极度重视这一点来分析，毛式群众主义的“民”干脆就成了“我”的一部分。这个结论多少有些大胆，但并非没有例证。早在求学时期的，毛就记下过这样的文字：“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个体的“我”只是部分性的“腕”，而“天下万世”则是仁人当作自己的整体的“身”。同样是在《讲堂录》中，还写有“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在与友人书信中，他说“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这个“仁人君子”的理想人格，显然就是那个“以天下万世为身”的“仁人”、“豪杰”。如果不是先在情感上建立这种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共情，毛不可能真正严肃地体会到《水浒》中的“造反”精神，更不可能在事业有成时选择落草为寇，抛下广州的高官厚禄选择奔波流离的生活。

总括的说，少年时期对贫弱百姓的同情和青年时期形成的“大我”观念，使得毛一生都在诠释自己的“群众中心”思想。《卜算子·咏梅》就是对毛的这种思想的最好诠释。也正因为毛的群众中心主义一开始就是饱含浓郁情感的，他的这种思想多少含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乌托邦式的”（Utopian）。

在此还应当说明两点：

一，毛的“群众中心主义”从感情到实践、从浅层的理性认识到深层的理性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完美状态。他生动地描述过自己的转变：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个转变，虽然是个人情感上的，但也代表着中国社会革命方向的扭转，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实践之前，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实际上还处于亨廷顿笔下“城市知识分子把农民看作畜生，农民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异己”的糟糕状态。

 二，毛具有高度理性的思考方式、极其重视实际的工作方法，但这些与这种政治认识上的情感并不矛盾。我想，这种情感其实已经渗透在新中国的设计蓝图中，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代表的建国一代的宝贵精神，将新中国在社会意识和文明发展上相比过去的中华文明提高了一个层次。毛泽东的群众中心主义，无论是情感层面还是理性决策层面，实际上都赋予“群众”在党、政府和国家的事业中以无与伦比的优先级，从而改造了传统的“为天下牧”的精英主义：“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将毛中后期的群众中心主义与他20岁时在《讲堂录》中记下的“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得其人，斯得天矣”（这段文本基于《尚书·泰誓》而改）对比，其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思想在政治理论上的最高体现，同时也是最为大众熟知的一面，便是“为人民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追求“仁人”境界，消弭“民”“我”差异的群众中心主义，也在毛的道德伦理主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群众中心主义与道德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生动明白地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中：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纪念白求恩》中，这种群众中心主义几乎就是道德力量本身，甚至超过了“能力”的重要性。注意毛泽东文中从白求恩之“精神”到“大有利于人民”的逻辑跳跃，“有益于人民”是这从延安时期逐渐定型的道德规则的最高标准（如果不是全部标准的话）：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种思想对于新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试举一个小例子：“又红又专”的教育和人才理念，就是将“道德”（“红”）和“能力”（“专”）结合，并且（正如《纪念白求恩》所暗示的）特定的“道德”置于“能力”（知识、技能等）之前。这种思维影响着新中国前三十余年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正如任何一种历史存在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好”）或绝对错误（“坏”），无论我们在今天能从中发扬什么，反思什么，这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