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机读书：苏联战利品电影与《乱世佳人》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签字仪式举行。随后不到一周，苏联电影摄制艺术部的I.马尼维奇（I.Manevich）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服装部挑了一双新靴子，径直前往波茨坦-巴贝尔斯堡的“德国好莱坞”：巴尔斯贝格制片厂。

此时，苏联红军包围了这座具有独特漏斗形设计的电影资料馆。马尼维奇日后写道，士兵们和他一样急切，“叫喊着，要（得到）这些电影，并提议用手榴弹炸开漏斗的门”。

马尼维奇此行缴获了超过1.7万部电影。他从中挑选了大约3700部故事片和2500部短片，第一时间运回莫斯科。这些电影中有大量的类型片——探险片、喜剧片、音乐片和爱情片——大多数拍摄于战前的美国和西欧（尤其是德国）。

而苏联对待这些电影的态度，无疑为当下《乱世佳人》等一系列文化笑剧提供了一个参照。

和西方媒体的宣传材料不同，苏联从上到下对战利品电影都十分重视。

先说高层方面：斯大林为政治局成员制定了午夜定期放映计划。他本人也观看了大量的，配有电影摄制艺术部同声翻译的电影。

民间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40年代，苏联放映最广的影片既不是30年代经典也不是战后杰作，而是德国音乐片《梦中女郎》（Die Frau meiner Träume, 1944）。1952年，苏联四个季度的票房榜首都被好莱坞的四部《人猿泰山》占据。尽管难以获得实际数据，但可以推测每部电影都卖出了超过3160万张门票（这是当年排行第五的，以斯大林为主角的一部苏俄国内战争片的票房数字）。外国电影在苏联市场的高峰期，恰恰是斯大林执政后期。

再拿《梦中女郎》举些例子：里加的一家影院从中午前的第一场到凌晨一点的最后一场，全部放映《梦中女郎》。巴库的电影院放映到更晚，一般是凌晨两点到四点，而有些观众会一场接一场地看。莫斯科一系列政治和生产单位，从科学院到克拉辛伊·奥克蒂亚巴尔（Krasnyi Oktiabr）工厂，都请求特别放映《梦中女郎》——而中央委员会跟他们想法一致。

《梦中女郎》剧照

当然，社会主义老大哥不会对敌人的电影“照单全收”。所有这些电影都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他们会就放映什么电影、在哪里放映以及用什么形式放映给出明确指示。

根据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战利品电影都要配上“一段特别准备的，旨在针对影片内容正确引导观众的正文”以及“仔细编辑的解释性字幕”。同时，所有电影的片头字幕及其相关镜头都被剪掉，更换为“该片为战利品”等内容的片名字幕。一名莫斯科人回忆说，《关山飞渡》（Stagecoach, 1939）[当时更名为《惊险旅途》（The Journey Will Be Dangerous）]开始放映前有一段银幕声明：

“该影片展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伦理，以及它鲜明的虚伪和偏狭。苏联观众更不难看出，影片没有准确表现美国对印第安部落的殖民主义政策。”

听说HBO也要给《乱世佳人》搞这套了？

1939版《关山飞渡》海报

有时候，电影被粗糙剪辑后变得索然无味，或改变了原本的内容含义。《迪兹先生进城》（Mr. Deeds Goes to Town, 1936）中，因决定将其财产捐出而被控告为精神病的富翁迪兹先生，最后在法庭被证明无罪。但在苏联版[更名为《美元规则》（The Dollar Rules）]中，观众看到的只是法官威胁着要将这位富翁的支持者们驱逐出去，最后是一个空荡荡的法庭和迪兹先生眼含热泪的情人。

《迪兹先生进城》海报

即便如此，战利品电影在苏联仍然大获成功。许多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都回忆说自己一遍遍地前去观看战利品电影。莫斯科的庭院里，为富有冒险精神的泰山模仿者搭建了高空摆荡绳索。男孩子们会模仿泰山的弄出类似的发型，成年男人们提到美国的狄安娜·窦萍（Deanna Durbin）会“露出特别痴迷的神情”，女人们则对《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1940）的主演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浮想联翩。

《魂断蓝桥》海报

战利品电影的成功，自然招致不少非议。1947年，《梦中女郎》放映后，各地区党组织干部纷纷联系中央委员会，质疑放映这些影片是否合理。苏联共青团领导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1948年，中央委员会动员和宣传部的L.伊利契夫（L.Il’ichev）报告说，部门收到了大量“来自工人的信件”，对战利品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许多信件还要求将其从银幕移除”。1952年，有人写下了他的不满，认为苏联的电影院“正从事真正的资产阶级宣传”：

放映这些电影的不良影响可以从每家的院子——尤其包括我们家的院子，许多孩子都在那里玩“泰山和猎豹”——以及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中看出来。我似乎觉得这种情况让人联想到安徒生那个著名童话的场景：所有人最后不得不承认“皇帝根本没穿衣服”。

不过，这种愤怒的书信很少出现在中央报纸上，电影评论家也会同它们保持距离。战利品电影一度是苏联官方和民间在后斯大林时期日常电影文化的支柱，但很少出现在正统的苏联生活描述之中。对此，有两个解释可供参考：

首先是历史学家彼得·克耐兹（Peter Kenez）的观点：苏联领导人愿意容忍战利品电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电影使人放松且毫无意义。同时，苏联政府想要利用它们分散民众对一些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但这解释不了苏联对爵士乐等类似产物的意识形态批判。此时就要搬出另一个解释了：马纳维奇在1991年说，战利品电影多年来都是吸金利器，可以帮助电影发行机构超额完成计划，并为干部们赢得巨额奖励。

1948年，当时的潜在观众相对较少，苏联人就认为一部限制发行的战利品电影《自由万岁！》（Viva Villa！, 1934）能够获得3500-4000万卢布的票房。而在60年代，一部苏联新片取得“巨大成功”只需1000万卢布票房（售出4000万张门票，一张票25戈比）。

《自由万岁！》海报

战利品电影的成功激发了苏联民众对外国电影的兴趣。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主张进行文化交流。苏联那些泰山迷涌入电影院看《豪勇七蛟龙》和《鲍碧》（Bobby, 1973年，一部宝莱坞青少年爱情片）；昔日痴迷于窦萍和泰勒的成年人移情于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和里希·卡普尔（Rishi Kapoor）。不仅如此，苏联文化管理机构对它们的喜爱也持续了几十年。

当然，如同今日《乱世佳人》被指责为“美化奴隶制”一样，《豪勇七蛟龙》也被和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青少年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挂钩。不过，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出自著名文学评论家Viktor Shklovskii, 他目睹了模仿《豪勇七蛟龙》的苏式牛仔帽后感慨道：

“我希望看到苏联创作的电影主人公能够成为我们男孩子的榜样。这样一来，它们就能像我们的主人公那样做事、说话、穿着打扮以及自我实现。”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苏联人无疑是幸运的。即使不算后来的票房大片《两栖人》（Chelovek-amfibiia, 1961）等优秀电影，当时的他们还有《夏伯阳》（Чапаев, 1934年）可供回忆。30年代，《真理报》的报道说：“整个国家都在看《夏伯阳》！”事实上，所有工厂、军队、学校、机关都被动员起来观看这部关于苏联国内战争的集体主义电影。

《夏伯阳》海报

那么今天的美国黑人——假设这是他们主动斗争的成果——推倒了“美化奴隶制”的《乱世佳人》，又是否有一部类似《夏伯阳》的片子来给他们提气呢？我觉得，目前他们最拿得出手的，是一部令我生理不适的片子：

反抗只能是破坏，闹够了就乖乖被收买吧.jpg

写到这里我认真思考了一下：相比苏联对战利品电影的政策和看法，美国今日的族裔平权运动者们对《乱世佳人》的态度到底在第几层，又是否会来一出“终将成为你”？我只能说，答案并不乐观。

以上内容整理自《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这本书的翻译腔很重，各种片名和人名的错译也很多，看得人一个头两个大。

抛开这些问题，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涉及苏联电影、广播和电视。如果不介意上述问题，大可买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