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被修改，谁负文责？

就笔者所知道，《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迄今共有5个版本。

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三卷本。

1988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卷本。

2005年7月，解放出版社社出版一卷本（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2011年11月，香港征程出版社出版一卷本繁本。

201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卷本 ——号称“国内唯一权威版本”。

除2005年版本外，笔者手中有4个版本，每个版本的内容不一样。前两个版本，徐向前尚健在，所以内容有改动是正常的合理的，文责嘛，当然有回忆录署名者自负。最后两个版本出版时，徐向前已仙逝，那么有关内容的改动，就是活人改了死人的回忆录，那就必然产生“文责谁负”的问题了。

一、关于西路军西洞堡战斗的时间的改动

在《历史的回顾》1984年版本中，这场战斗发生在高台失陷后的1937年1月27日，陈昌浩因此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回顾》1984年版本有关叙事——

这是件大事儿吧？算得上是“原则性”的问题吧？

这个版本，这个说辞，影响极大。一些所谓西路军专家，根本没有认真研究《徐向前回忆录》，对回忆中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不加任何分析，对错全盘接收，回忆录有错他必然也跟着出错。不少专家着了回忆录的道，犯了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毛病，裁在这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上。

然而，1988年，《历史的回顾》出了第2版，在这个版本中，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却被修改了。这个版本是徐向前健在之时作出的，可以认为是他认可的，因而也是有效的，文责由他老自负的！但是，这个版本修正了史实却没有纠正论点，结果造成了更大的错误，而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无一例外全部上套。这表明这些所谓西路军专家的治学态度和专业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以人为据，而不是以史为据，请问如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思》作者如果对这段《徐向前回忆录》已经修改的记述重新研究，是否还能得出“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这样的结论？

这是《历史的回顾》1988年版本的有关叙事——

更为低级的错误是，《历史的回顾》的执笔者在作了上述改动并坚持原有的论点后，并没有对有关地理要素作相应的考量，致使这个论点因地理上的“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难以自洽！——把“从西洞堡重返倪家营子”，变成了“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从“西返倪家营子”，变成了“东返倪家营子”！这个嘛，就不知道“原则”不“原则”了！——要不，请朱玉教授自已来解释一哈？

更祥尽的考证，请参见拙文《朱玉是如何篡改史实以附会他们所需要的历史文电的》（http://www.fyj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45&page=1#pid2862795）

二、关于“密电事件”时间和时序的改动

关于“密电事件”的叙事，1984年版和1988年版基本没有区别，在这是徐向前健在之时的叙事，可以认为是回忆录署名者本人认可的。而这个叙事与所有史籍的说法不一致：“密电”事发及中央单独北上的时间不是1935年9月9日，而是9月10日。

这是《历史的回顾》1988年版本的有关叙事——

这个叙事，在2011年香港征程出版社的版本中，又有了改动：“密电”事发及中央单独北上的时间又作更早版本的1935年9月10日，变回了9月09日。而且有关叙事的顺序也有了改动。

请问这个改动，原则不原则？重要不重要？文责该谁负？死人，还是活人？

这是《历史的回顾》2011年香港征程出版社版本的有关叙事—— 

​2016年7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历史的回顾》，并称这个版本是“国内唯一权威”版本（是不是等于宣布以前的版本不权威，不作数），这个版本中，又将张国焘1935年9月9日24时致徐陈并中央电的时间，改动成1935年9月9日2时。理由是“发现了该电的另种版本”，却不知为什么把没把这个“另种版本”的原件向受众出示。而据笔者所知，1962年军事科学院为写战史，组织十多人（带打字员）将有关文电原文大海捞针复制出来，除军科外，还送军档馆保存。如果朱玉们发现了“另种版本”要改写历史，那是有出示他们发现的“另种版本”的当然义务的。

这是《历史的回顾》2016年人民出版社的“国内唯一权威”版本的有关叙事——

笔者向《历史的回顾》执笔者改动者提出置疑，是有理由有权利的——哪怕笔者真滴是“流氓地痞 无赖”呢？而《历史的回顾》执笔者改动者耶？也是有义务面对问题解答问题的，摆谱摆架子是行不通滴——哪怕你们真的是官衔学府的“专业学者”呢？

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