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高考英语分数占比，纯属胡闹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这篇文章，打算从扯淡开始。

“母语，外语，母语，外语……”重复念叨了几遍，我感觉到了问题。

问题在于这两个词不相对，却一直被相对使用。

外国话叫外语，没错，那对应的就应该是“内语”，或者“本语”，但都不好听，相比“母语”也少了情感成分。

故而汉语者，母语也，这是最好的名称。

那么其它语言，窃以为应该叫“姨妈语”为佳。

其一，不是“外婆语”，因为没有地位高下。

其二，不是“舅舅语”，因为没有性别差异。

我们总是不时会感觉到，“外语”这个词害人不浅。

一方面，一听上去就知道这“不是我的东西”，也不是“古已有之”，更不是“国粹”，所以地位就低上一等。

另一方面，因为它地位低等，那么就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尤其是为了抬高一点什么价值，总是拿它当替罪羊。

而事实上，语言就是个工具，是一种技能，合用的就是重要的，并且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这是由开放的世界决定的，也是由世界的开放要求的，通俗点说就是，技不压身。

扯淡之标的，是为了不扯淡，下面就要来说正经事了。

1

姨妈语

姨妈和妈妈，是姐妹关系，可能比妈妈大，也可能比妈妈小。我们只考察最正常的状态，姐妹关系应该是一种良好的血缘和亲缘关系。

这就意味着，姨妈见了妈妈，肯定不会上来就打，也不会以损害妈妈作为她们生存的手段，她们之间不是零和关系。

相反，姨妈和妈妈，应该是一种合力，一起办成单个人办不到的事情，让彼此都生活得更好。

今年我们至少听到一位专业人士和两位非专业人士提出的意见，要求“加强母语的保护”。

加强什么，进一步怎样怎样，这是人们热爱的表述方式，但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做。综合一下三位人士的意见，要“加强母语”的保护，至少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要在高考中增加语文分数的比重，同时降低英语的分数占比。

第二件，是要在高考中增设30分的“国学内容考核”。

第三件，在国内举办新闻发布会等重大外事活动中取消外文翻译。

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增强文化自信”。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中文同声传译人员在安理会会议厅的翻译间工作。中文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其他五种工作语言分别是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我不是太能理解其中妙谛。阅读这些意见，你会感觉到，外语之存在，似乎专为消灭汉语而来。

果如是乎？

这就是我提出使用“姨妈语”这个名称来取代“外语”的原因，没有一个“外”字，一些敌视情绪可能就不会出现。姨妈不打妈妈。

我们先来把简单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做深入讨论的打算吧。解决的方式就是针对这三件事提出想法。

英语学得好，就意味着语文学得差，这是根本性的逻辑错误。

除非，你有足够样本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英语学霸基本上都是语文学渣。私意揣测，不会有这样的数据，即使有，更大的可能性是结论显示两者相得益彰。

增加传统文化优秀作品的学习没有问题，但没必要冠之以“国学”之名。“国学”这样的名称，只有两个作用，一是方便为排外寻找道德高度，二是给骗子的行骗提供帮助。

并且，增加传统文化内容与英语和其它外语的学习也不冲突。

举个简单的例子，民国时期的国粹派，林琴南、辜鸿铭、章太炎、吴宓、刘师培、黄侃等诸先生，都是国学大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外语特别棒。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林琴南是晚清和严复齐名的翻译家；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代表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写的内容是捍卫中华文化；章太炎先生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绝续系于一身，但他的日语很好，人们可能不知道，“国学”这个词，是个日语词汇，是章先生翻译过来的；吴宓，到今天为止，在对西方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上，可能还无出其右者，首先当然是要英语好。

余不赘述。他们的存在证明，英语不影响汉语，也不影响文化自信。

所谓取消外文翻译，以此“提高文化自信”者，就是掩耳盗铃的典型。

汉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没错，但它的全球使用广度（不能单看人数）和影响力不如英语，也是事实。外文翻译之目的，在于方便工作，它的存在，也无关文化自信。我从未听过希望说清楚一件事，但却以让人稀里糊涂为追求的。

外文翻译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发布者的陈述和翻译交替出现的方式，降低了工作效率。如果秉着把事情做好的意图，那么恰当的改善应该是增加同传，而不是取消翻译，取消的动机更不能是所谓“提高文化自信”，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2

离谱透顶

下面我们开始来做一点延伸思考。

人们应该都不会怀疑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英语平均水准越高。比如上海人的平均英语水平，肯定比西部任何城市都要高。

是经济发达导致了英语水准高，还是英语水准高导致了经济发达？

这个不好说，但它们有对应关系，恐怕不容否认。同时，英语水准也与社会开放程度和现代化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代世界是一个互联世界，所有的“发达”，都是因为和世界联系紧密。而联系之前提，就是掌握沟通工具。

意见的提出者是不会反对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那么，为何对这么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呢？

英语水平高，是福不是祸。

说到“发达”，不妨说远一点，一竿子捅到清末的“开眼看世界”里去。

要看世界，就要懂外语。1861年，恭亲王奕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改革的开端——自强运动的基础设置之一。

京师同文馆是什么呢？翻译一下就是“国家外国语大学”。

想要融入现代化潮流，争取国家民族立于先进，就要学外语，这是恭王爷的深刻认知。后来那一批推动国家前行的革命和改革的精英，绝大部分都精熟外语。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让中国人可以更多地参与表达，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理性地表达。

白话不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才有的，人们从来就是这样说话，只是以前上不了台面。唐代的话本，明清的小说，大多都是白话文。

但汉语在近代化时代，一个明显的缺陷凸显了出来——缺乏理性概念。比如，今天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如媒体、企业、固态、液态、哲学、逻辑……几乎全部都是外来词汇。

就像“国学”也是外来词汇一样。

这很讽刺，但目的不是讽刺。而是说，正是因为学习外语，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社会文明和科学昌明，正是因为学习外语，我们才像今天这样思考。

我之不赞成把外语放到汉语的对立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汉语的活力，正是来源于外语。

外语不会杀伤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的丧失，是从1840年开始的，那时的现实，恰恰是没有外语。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这时的情况，恰恰是中国人外语精进。

能够站出来提意见的，当然都是成年人，而且拥有一定的地位。有一个东西总是很吸引眼球，那就是批评下一代，而他们正好具备了批评的最佳条件。

因此，除了认为英语妨碍文化自信之外，他们也对许多外文词汇和莫名其妙的符号进入了青少年的语言世界感到痛心疾首，恨不能一日殄灭之。比如B站，他们如果走进去，估计啥也看不懂。

于是这就被理解为对汉语的污染。

想多了。

B站的孩子们走出来，要去买饮料，进了便利店还是会说“来瓶可乐”，绝不会说：“￥%……&*（）E￥%……R&*TI（YPO”。

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不能脱离规范的汉语，那么汉语的规范性怎么会有问题呢？——注意，这个问句非常典型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

这种杞人之忧，还包含着深刻的傲慢，总觉得下一代不如自己——尽管每一次都被证明实在离谱，并且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越来越离谱。

男士们，女士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整体汉语水平，一定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不服，请举例。

3

奇哉怪也

提到增强文化自信，有人就要拿汉语、外语说事，并且把外语放到汉语的对立面。

奇哉怪也。

然而既然这是一种现象，我们还是有必要去面对它，去解释它。

为什么？

我之所以迷惑，是因为，为什么要“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汉语地位”，就要降低英语的分数占比？为什么不降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占比？这些都是典型的外来之物啊。

我只能想到一点，那就是，外语代表着某种文化，而文化可以被发挥和联想。比如联想到政治制度，殖民历史，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工具的语言，被赋予了太多根本与它没有关系的内涵。

下面的话可能比较不好接受，但道理就是这样：把外语视为文化自信的消解因素，相当于在砸中国人的日本车，不过就是反智行为披上了高妙的伪装罢了。

语言，就是工具，工具越多越好，它也承载不了你想要它承载的那么多内容。

轻薄英语，不会损害英语的实际地位，只会自我损害。

自尊和自信，是在开放和理解中建立的，绝不是在藩篱中臆想出来的。这一点，考诸上下五千年，应该也没有疑问。

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