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一节（2） 孙中山的困惑--《苦难辉煌》金一南

第一章-第一节（2） 孙中山的困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名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的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这两人。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个两个背景、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最先听见则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的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国，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决策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辅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 阿道夫. 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

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成功之情况”。

越飞的不信，则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亚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力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近代史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重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